“读点中国哲学”之五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黄帝、尧舜禹、夏商周、春秋战国,直到秦一统华夏,建立强大的秦帝国,这漫长的一段时期,史家称之为先秦时代。黄帝、尧舜禹时期,由于年代太过久远,历史文献有限,这一时期的文明,许多是凭传说而流传下来。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特别是春秋之后,中华文化逐渐丰富起来,思想活跃,学说众多。先秦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为灿烂的华夏文明奠定了深厚的前期基础。

一、秦统一前的中国政治情况

      秦统一前,由后往前分别是战国时代、春秋时代及东周西周,再就是更远的商朝、大夏和尧舜禹黄帝的传说。武王伐纣建立周朝,实行分封制,实行类似于现代邦联制的国家治理模式。境内大小诸侯国林立,共同拥立周王为天下共主,各诸侯国内政实行家天下治理体系,由大大小小的大夫控制大小不等的类似于诸侯国的治理单元。在周朝前期,这种政治制度安排和国家治理模式还有它的合理性,后来随着时间的延续,各诸侯国之间、诸侯国内部各大夫之间由于利益的纷争,战争不断,相互攻伐,直到中国历史进入东周时期,进而春秋时代的出现。春秋时期是指从公元前七二二年直到公元前四七九年三国分晋这段时间。“春秋”得名于这一时期的历史载入称为《春秋》的史书之中。春秋之后,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更加频繁、战争烈度更大,基本上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因此,把这一段时期的历史称为战国,战国时代的时间跨度是公元前四八0年至公元前二二0年。西周、东周、春秋、战国时代的基本政治生态是“以礼治国”。先秦封建时期人们的行为受“礼”的制约,国家的行动也同样受到“礼”的制约。这种“国家之礼”有的是为了和平时期的国际交往,有的是为了对国与国之间战争的约束,这有点像现代社会中的“国际法”。

      对“国际法”有的遵守、有的践踏。西周之后,秦统一前的这段先秦历史,基本上是战争史。“历史不会重演”、“阳光之下并无新鲜事”是人们说的两句相互矛盾的话。纵观当今世界政治历史,很像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重演。

      春秋战国时代,对“国际法”的践踏之例比比皆是,但也有遵守的。循礼而行、以礼而战,不能不提宋襄公。《左传》中记载,公元前六三八年,楚、宋两国泓水之战,宋国国君宋襄公亲自指挥军队进行这场战役。当楚国军队渡河准备进攻时,宋襄公手下部将要求“半渡而击”时,宋襄公回答说敌军正在渡河而击不符合战争礼法;楚军渡河后还处于混乱时,部将又建议出击,宋襄公说,敌军未列成阵势,不能攻击。结果,等到楚军列队完整,军势大振,双方攻战开始,结果宋军大败,宋襄公本人也受了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宋襄公还是坚持战争守则对他的手下说:“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宋襄公手下武将怒问他说:“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对受伤之敌不再加害,何若根本不去伤害敌人?不擒有灰白头发的敌兵,何不索性对敌投降!宋襄公所奉行的战争礼法,体现的是封建武士的风度,而他部将所说的则是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宋襄公的战争思维和战争经验、战争成果在春秋时代各诸侯国中根本不值得一提。但就是由于这次宋楚之间的“泓水之战”,中国历史家们将宋襄公列为“春秋五霸”之一。历史永远是公平的。

二、秦灭六国为“平天下”的哲学主张提供了实验场

      战国时代到了后期,逐渐形成了军事实力强大的七个强国,史称“战国七雄”。《左传》记载,公元前551年各诸侯国曾举行过一次国际会议,试图限制各国的军事扩张,将“天下”划分为东、西两大势力范围,分别由当时最强大的齐国、秦国控制,齐王称“东帝”,秦王称“西帝”。

      地处西方的秦国野心膨胀,不断对山东六国用兵,六国苦不堪言,于是六国结盟,形成“合纵”军事同盟。秦国为了对付“合纵”,采取“连横”策略,以“远交近攻”的方式,联合六国中与秦国临近的国家,攻击敢与秦国对抗的国家,逐步瓦解六国“合纵”联盟。秦国依靠“耕战”的优势和“奖励军功”的战法,逐一战败六国,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全中国。秦王自称“始皇帝”,开始秦帝国一统天下的局面。秦帝国废除以领地分封皇室、诸侯的旧法,改在全国设郡县,把政治权力集中在中国历史上首创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模式。

      秦国第一次历史性地真正实现了中国的统一。但“天下”一统的思想很久以前在思想界就有。《孟子·梁惠王章句上》记载,梁惠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定?”孟子回答:“定于一。”梁惠王又问:“孰能一之?”孟子答:“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的话反映了时代的愿望和呼唤。

中国哲学中关于治国平天下的思想

        由于当时地理发现的局限,人们所谓的“天下”只是周天子和诸侯的领地总和,是当时人们眼中的“世界”。只是这个“世界”仅限于“中国”的范围。从孔子的时代起,中国人虽然只生活在中国的地域之中,但人们的精神世界,特别是思想家们的精神世界,却自认为是生活在世界之中,所考虑的政治问题也是从世界范围来着眼。秦统一的虽然只是中国全境,但当时的人们认为是统一了全世界。从公元前221年开始,之后的两千多年时间里,中国人始终认为是生活在“普天之下”的世界里,受一个中央政府管辖。在中国思想界一贯以为,要有一个中央机构来实现世界和平。现实世界使中国人不得不被迫改变自己的传统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但在精神状态上,却觉得今日世界很像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时期,还会出现“秦一统天下”的“历史重演”。这是中国哲学“平天下”思想的坚守。

三、《大学》中的世界性思想

      中国哲学的世界性质,在《大学》中可见一斑。《大学》和《中庸》一样,都是《礼记》中的一章。宋代的道学家们把《论语》、《孟子》和《大学》、《中庸》并列为“四书”,成为道学的基本文献。

      西方世界称“道学”为“新儒家”,在中国哲学史上没有这一说。道学家认为,《大学》是学习“道学”的重要资料。它的第一章开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这段话被称为《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后来的儒家认为,“三纲领”其实归结到一点,就是“在明明德”。“仁者爱人”便是“明明德”的途径;而“明明德”的终极完成便是“止于至善”。

      “八条目”也同样可以归结为一条,便是“修身”。“修身”之前的“格物”、“致知”等都是修身的方式和途径。继“修身”之后的“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修身”以至于“止善”的方式和途径,目的是“止于至善”。人若不尽其所能去完成对社会的责任,便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才性。“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人若不帮助别人达到完美,自己也不可能达到完美。

      “明明德”和“修身”是一回事,“修身”的内容就是在于“明明德”。几个思想最后归结为一个中心,就是“明明德”。这个“明明德”的中心便是儒家的中心思想。

      儒家思想中的世界性思维认为,一个人不需要谋求担当国家或世界的领导,才能对国家福祉、世界和平做出贡献。作为国家一分子,尽责尽力,同样可以对国家的福祉做出贡献;作为世界一分子,尽责尽力,也一样可以对世界做出贡献。一个人真诚地竭尽己力,就是“止于至善”。

      《大学》是着眼于世界的治理与和平来考虑问题的,如此系统地思考这问题,体现了中国思想家们的世界性思维和中国哲学的世界性质。在《大学》看来,无论是个人的“修身”,或本国的“修明之治”,都不是为政的最终目的。这就是中国哲学“平天下”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