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营造学社——李庄印象五
山 茅
一
当年抗战时期，聚集于李庄的知名文化人不少，自然也留下不少旧居。而李庄的梁林旧居，则因为梁思成、林徽因的家世、身世、婚姻、际遇、成就引发人的兴趣。于我来说，中国营造学社旧址更值一看。中国营造学社成就了包括梁、林在内的一批杰出学人，对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有重大贡献。
修葺一新后的梁林旧居前，立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小院门上的匾额是“中国营造学社旧址”，罗哲文先生题写的。后来看到旁边有一个介绍栏，在“中国营造学社旧址”之后括弧里是“梁林旧居”， 也算合二为一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应该是指前者无疑了。（见下图：中国营造学社旧址。旧址周围环境很清幽，绿树修竹簇拥。旧址也很冷清，有一老太太在守门收票，去参观的人并不多。）
中国营造学社与当年迁到李庄的诸多单位相比，实在并不起眼，因为其他部门都是国家级的单位，营造学社只不过是一个私人创办的学术机构，属于体制外。中国营造学社创办于1930年，是由朱启钤先生创办的，是我国第一个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学术机构。梁思成于1930年加入，担任法式部主任，刘敦桢于1931年加入，担任文献部主任，后来单士元、邵力工等人又先后加入，增强了中国营造学社的力量。中国营造学社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迁至李庄时，梁思成每年都要跑到重庆去找有关部门解决经费问题。在李庄时，中国营造学社人多的时候，十来个人，少的时候就5个人了。他们在李庄的岁月结束时，中国营造学社的生命也走到尽头，苦苦支撑的中国营造学社在抗战胜利后停止工作，与清华大学合办中国建筑研究所。在李庄的6年，仅是中国营造学社存在十几年中的一小部分时间，又是极为艰苦的6年，却是成绩显著的阶段。对此，旧址陈列中有具体的介绍，不赘述了。而作为中国营造学社的中坚人物——梁思成，在这个旧址里完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中国建筑史》、《图像中国建筑史》等著作。（见下图：对联颇能窥见当年学人心怀 ）
二
中国知识分子颇多磨难，但一直能坚持自己的信念，打屈原开始就有了那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情怀，在李庄的这群知识分子即如此，梁林仅是其中之一。
从繁华的都市来到偏远的乡村，生活质量自然也是从天上到地下了。用梁从诫先生的话来说：“同他们过去的生活相比，在李庄的日子真可以说是贫病交加了。”考虑到梁思成和林徽因身体健康状况愈下，加之工作条件也不是太好，他们的美国朋友曾经力邀他们去美国工作和治病，但他们都拒绝了。梁思成说：“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与从前相比，梁林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大环境是敌寇日猖，国土沦陷，中断了他们原来的研究工作。小环境是林徽因旧病复发，由于缺医少药，林徽因差不多是天天卧床养病。对人而言，亲人的疾病是最容易乱人心智的，最容易影响人工作的正常效率的。病在林徽因身上，忧在梁思成心里，梁思成能在这种干扰下，既照顾好病人，又完成自己的著述，实在是不容易。
不独梁林家，考古学家李济先生的女儿也在李庄病逝，其不幸程度甚于梁家。很多在李庄客居的知识分子生活上都是很拮据的。其中有一些人正是因为经济上的困难，被迫离开了营造学社。
当年的中国营造学社在离李庄镇1公里远的上坝村月亮田，跟镇上多数民居一样，租用那小院是张家的院子，属于清中晚期建筑，后来也是破旧得不堪了。（见下图：如今的上坝村月亮田）
通向旧址的小路很差，周围仍是庄稼地，唯独快到旧址时那一段修得好点。旧址周围环境很清幽，绿树修竹簇拥。旧址也很冷清，有一人在扫地，有一老太太在守门收票，去参观的人并不多，我在那里呆的时间，只遇见2个人来参观。
现在的中国营造学社旧址据说是恢复了原貌，青瓦白墙，进院门后，是一个坝子，长满杂草，院角落是几株芭蕉和一棵楠树，还有一台石磨。屋后是一个天井。对着院门是一排几间居室，门楣上注明有卢绳、叶仲玑、王世襄、罗哲文的房间，真正可以称得上是斗室，现在的大床根本放不进去，罗哲文那个房中间还有一根立柱，放小床都是一个问题。梁林家住得稍宽一点，对他们那样的人家来说，也算斗室了，这也就是所谓的梁林旧居了。小小的门厅后面是一个稍大的房间作为办公室，室内自然光线很差，也没有电灯，靠窗户一顺溜排了7张木桌子。紧挨着的一个门内是梁思成的一个小办公室，也很狭窄。在李庄中国营造学社工作、生活过的人有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卢绳、叶仲玑、王世襄、罗哲文等。工作条件虽然艰苦，营造学社的同仁们却完成了大量的工作，而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中国建筑界的著名学者。（见下图：旧址小院内草木不语，寂静无声 ）
三
梁林二人的成就多在专业圈子内，一般百姓并不了解，而梁思成主张保护文物，保护古建筑，尤其是他在那种政治环境中，还能坚持反对拆毁北京城楼、牌坊、城墙的声音，给一般老百姓也留下深深的印象，也许那时的普通百姓也未必就理解保留城墙的价值何在，但这种坚持己见的声音，也像古建筑矗立着一样，会给人带来无形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新的建设的需要或方便，许多古建筑都成了拆除之物，在一些人看来这些古建筑甚至就是代表了一种旧思想，自然更在扫荡之列。虽然有梁思成等专家的反对，北京的城墙最终仍然没有保留下来。梁思成和陈占祥保护旧北京城、建设新北京的主张也没有得到采纳。今天，当住在北京城圈圈里的人们为居住、交通、环境诸多问题烦恼时，也许更能彰显当年梁思成等人保留旧北京城，建设新北京城的远见卓识。
由梁思成，我自然想到马寅初，梁思成的专业影响仅在古建筑、城市规划、城市发展方面。而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则是关系到整个国家健康发展的根本大计，也遭到错误的批判。其影响如后来坊间言：“错批一人，多增三亿”。后来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涉及到每家每户，很多人都晓得了马寅初其人。当年的马寅初也是坚持自己的声音，马寅初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迎战，直到战死为止。”又说：“因为我的理论有相当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马寅初“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声音，虽然在那种一边倒的舆论中被淹没了，甚至本人还因此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历史和社会的发展证实了他和同时代一些知识分子的高瞻远瞩。
四
中国的名人太多，一生中居住过的地方就更多，是否值得保留，一般人说了也不算，得有关部门才能决定。在我看来，如果旧居仍在，保留下来，也许有其价值。如旧居已经没有了，还要重修出来，没有价值不说，无异劳民伤财。中国的名人太多，一生中居住过的地方就更多，是否值得保留，一般人说了也不算，得有关部门才能决定。在我看来，如果旧居仍在，保留下来，也许有其价值。如旧居已经没有了，还要重修出来，没有价值不说，无异劳民伤财。如今的梁林旧居，让我感到啼笑皆非，修得跟崭新的一样，还能算旧居吗？幸好还有中国营造学社这块牌子，否则，毫无价值可言。
其实，纪念前贤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他们的思想广为人知。
罗马斗兽场的壮美、沧桑、震撼，就是来自那残缺的模样，那是历史岁月留下的风貌。那是没法重建或模仿的，一些公园却偏要做些东施效颦的事，让我感到好笑。
已经毁掉的古建筑再修就是劳民伤财，如有必要，保留一个遗址，再配一个原物的模型，其作用要好得多。看到模型，人们会遥想当年的盛况或原貌；看到遗址，人们会珍视、保护现存的古建筑，不让过早成为遗址。其实有形的物质遗产总会随着岁月变化的，有时会损毁，最终会湮灭，而前贤留下的无形的精神遗产却不会损毁，反而会弥久越新。
2006年，罗哲文为中国营造学社旧址陈列写的序言中说，当年在此的人中，他是最年轻的，其他人已经相继去世。在大陆的只剩他和王世襄先生两人了，而王世襄先生已经93岁高龄，难以重返李庄了。话里话外，对这块土地充满了感情。（见下图：罗哲文先生所撰碑文）
如今王世襄先生、罗哲文先生也已经分别于2009年、2012年先后离世，至此当年的主人公都作古了。
斯人已去，此地空余一新旧址。
斯人虽去，思想长留。
癸巳秋于戎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