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
清末时期，收藏金石碑版的活动非常普遍，繁荣程度甚至超过书画原迹。除上篇所述诸家外，王懿荣、孙诒让（1848-1908）、盛昱（1850-1900）、刘鹗、端方等也都是当时颇有影响的收藏家。
随着搜访、鉴藏活动的发展逐渐普及深入，清末民初的收藏家已开始在广泛丰富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藏品的质量、种类，特别是流传有绪，拓工精良的名器、名拓作为追求目标。在这方面，端方的收藏最为成功。
端方（1861-1911），字午桥，号匋斋，满洲正白旗人，姓托活络氏。
端方像
其祖上原为汉人，明末由浙江秀水迁至辽东归附满洲并加入旗籍。端方于光绪八年（1882）中举，曾任张家口关税监督，戊戌变法时出任农工商总局总办，戊戌政变以后历官陕西按察使、巡抚、湖北巡抚、湖广总督、江苏巡抚、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川汉、粤汉铁路督办等职。辛亥革命爆发后在资州（今四川资中）被起义士兵所杀。
端方是清末著名的古物鉴赏家，一生热衷收藏。由于他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出逃西安时保驾有功，故深得朝廷重用，官运亨通，在当时势力和声望都极大。其丰富的收藏有许多都是通过权势和关系得来的。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当时大收藏家王懿荣藏有大量古物，其中包括多种著名的碑版拓本精品。王氏死后，其藏品基本上都转入其好友刘鹗手中。端方与刘鹗为争购藏品互有怨恨，光绪三十四年（1908）刘鹗因罪被遣戍伊犁，其家产被籍没，而负责经办此案的正是端方。案子了结后，王懿荣、刘鹗二人的藏品也全部落入端方手中。
端方的藏品种类十分丰富，有铜器、碑刻、砖瓦、玺印、玉器、字画及甲骨等，铜器中得自于陈介祺的《毛公鼎》及陕西宝鸡斗鸡台出土的成套酒器堪称珍品，碑版石刻中的吴雲旧藏宋拓秦《泰山刻石》二十九字本、黄易旧藏汉碑五种、阮元旧汉石经残字、宋拓汉《孔宙碑）《礼器碑》《乙瑛碑》《鲁峻碑》及《瘗鹤铭》落水前拓本等皆为海内知名的善拓，至于汉《西岳华山庙碑》原石已毁，而世间所存宋拓三种皆归于端方一手，更是可以傲视同侪的资本。此外，端方还曾利用前往欧洲考察政治的机会，将被掠至德国的《沮渠安周造像碑》手拓携归，其所拓遂为此碑的流传孤本。
《陶斋吉金录》书影
清代后期的书法家大都对收藏金石碑版有浓厚的兴趣，即使是在创作上遵循帖学传统的李宗瀚、郭尚先、林则徐等人，也都有收藏鉴赏金石碑刻的爱好。而接受碑学理论，重视取法金石碑版的书家，不仅与金石学者保持密切的关系，同时积极投入考察、收藏碑刻的实践中，在金石学—碑学的普及和社会化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
何绍基不仅在碑派书法创作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他也是道、咸、同时期提倡碑学理论和搜访鉴藏、传播保护金石碑刻拓本的重要人物。何绍基上承阮元、张廷济、包世臣、李兆洛、吴荣光等人指教，又与邓石如之子邓传密、伊秉绶之子伊念曾等往来甚多，耳濡目染，对乾嘉间老一辈的风流文采、雅人深致既心仪神往，更笃行仿效。他年轻时随父亲居济南，即与当地蒋伯生、周通甫、杨徵和、张渌卿、朱季直等一批喜欢金石书画的年轻人相结识，“谈碑看画，过从无虚日”。以后应试宦游，辗转南北，所交皆一时收藏名家，访拓碑刻始终是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何氏与吴式芬、吴雲、崇恩、程洪溥（号木庵）等收藏家友谊甚笃，过往频繁，诸家藏品多请何氏赋诗题跋。何绍基自己亦热衷于寻访椎拓之事，曾亲到湖南浯溪冒雨手拓颜真卿所书《大唐中兴颂》摩崖石刻，而对于脍炙人口的《瘗鹤铭》竟三次过焦山椎拓，其中一次是乘雪而来，至为得意。
他晚年主讲济南泺源书院时，得知汉《衡方碑》在汶上县野田之中，马上请县令移至学宫，并嘱其善护视之，不可率尔椎拓。
作为书法家，何绍基亦富于碑刻拓本收藏，且多有善拓珍本。北魏《张黑女墓志》出土后原石即不知所在，拓本流传极罕见。何绍基在济南购得孤本，视为奇宝，包世臣数跋亦推崇备至。
包世臣跋《张黑女墓志》
何氏自得此拓后，“往返二万馀里，是本无日不在箧中也。船中行店，寂坐欣赏，所获多矣”。又有诗云：“肄书搜尽北朝碑，楷法原从隶法遗。棐几名香供黑女，一生微尚几人知。”何氏还藏有李邕书《法华寺碑》宋拓本和薛樱《信行禅师碑》旧拓本，皆为海内孤品。
何绍基书《张黑女墓志》边跋
在何绍基的金石好友中，达受是一位十分奇特的人物。达受本为名家子弟，姓姚氏，浙江海宁人。后剃度为僧，号六舟。达受工于书法，所作篆书取法汉金文，方严缜密如玺印文字，面目新颖，别具一格。尤擅拓铜器纹饰及款识，能将器物全形明阳虚实拓于一纸，堪称绝诣，又精于鉴赏古器碑版，虽出家为僧而不受拘束，行脚半天下，名流硕彦无不乐与之交，被阮元称为“金石僧”。
达受平生与微州人、收藏家程洪溥及何绍基相交最投契，曾为程氏拓辑所藏铜器，至有锈迹斑驳文字难辦者，亦能剔清精拓，使字画明朗如新脱于型，一时名声远播。何绍基与达受交往二十多年，经常以拓本互相寄赠，每当见面则纵谈金石书画，晨夕无间，“有时辩驳风起，奇论电发，蚊蹲于鼻，汗流被髁而不知也”。
同何绍基一样，赵之谦在自己的翰墨和金石生涯中，也与同时期的金石学者及收藏家结成了一个能够影响风气的活跃群体。赵之谦交游极广，除当时学者名流潘祖荫、李文田、王懿荣、何传洙、江湜、刘铨福、傅栻、戴望、谭献及张鸣珂等人外，尤与胡澍、沈树镛和魏锡曾三人友谊至深，往来最密。
四人皆癖嗜金石，相与访碑探古，交流藏品，赏奇析疑，晨夕无间。赵之谦著《补寰宇访碑录》《六朝别字记》及《二金蝶堂双勾汉刻十种》，都是在这三人的大力协助和支持下完成的。特别是沈树镛，家资丰厚，又与吴大澂为亲戚，精于鉴赏，收藏颇富，而以黄易旧藏汉石经残字最为著称。沈氏曾请赵之谦在其庋藏中选定魏齐造像二十品，皆字体笔法最精妙者，亦名重一时。
赵之谦刻“松江沈树镛考藏印记”
与一般金石学者和收藏家不同的是，书法家在收藏鉴赏金石碑刻的活动中，更注重作品的书法风格和字形、笔法特点，通过对拓本的研究来达到了解书法发展规律、丰富借鉴取法来源和提炼技法风格的目的。因此，同乾嘉以前相比，道光以后的收藏家和书法家在重视碑刻拓本的年代早晚、拓工优劣及递藏脉络等方面显示出更大的热情和丰富的经验。通过收藏家和书法家们共同的提倡、宣传，一批具有很高收藏价值和书法价值的珍贵拓本脱颖而出，身价倍增，成为收藏家和书法家争相追求罗致的对象。
秦、汉碑刻因其时代久远，数量稀少，在收藏家眼中有着重要的位置，而剥蚀较轻的早期拓本更是凤毛麟角，备受推重。如著名的《石鼓文》《泰山刻石》等石刻泐损严重，足拓不存，收藏家即使得一残本亦视为珍品，故翻刻极多。汉碑虽存世较秦刻为多，但因风化雨摧、椎拓损伤等原因，不同时期的拓本在保存字数多寡和书法原貌方面差别甚大，而以宋拓最为难得和宝贵。
赫赫有名的汉《西岳华山庙碑》于明代嘉靖年间毁于地震，世间流传拓本不过四五种，其余皆为翻刻。原拓在清代有三种最负盛名：
一为清初郭宗昌、王弘撰所先后递藏，世称“华阴本”；一为商丘宋荦所藏，世称“长垣本”；一本出自宁波范氏，世称“四明本”。此三本在当时俱称宋拓，名动海内，得其一已为至幸，清末端方则聚三本于一室，墨缘最厚。
三本之外，李文田也藏有一残本，原为金农旧物，曾归马曰璐小玲珑山馆，到李氏手中已缺九十多字，后由赵之谦双勾补齐。
赵之谦双钩补《西岳华山庙碑》（局部）
此本历经名家递藏摩挲（一般称为顺德本），亦足珍视。对于其他存世碑刻，特别是唐代名家所书，历来拓本流传较多，收藏者所瞩目则多在宋、明善拓，潘祖荫、王懿荣、刘鹗、端方、缪荃孙、赵世骏（号声伯）诸家所藏，多有至精罕遘者及仅存孤本，故能名重一时，冠绝海内。
赵之谦等题《西岳华山庙碑》
至于新近发现的古代碑刻，由于椎拓过度，原石往往受损甚至不知去向，所以初拓、精拓也十分难得。如汉《曹全碑》出土于明代万历年间，随即损角、断裂，完整的初拓本寥寥无几，珍若拱璧。此外，若是经过金石、书法名家收藏或题跋过的拓本更是生色增辉，声价顿涨。清末时期，许多曾经何焯、王澍、王文治、翁方纲、桂馥、黄易、孙星衍、伊秉绶、阮元、张廷济、吴熙载、何绍基之辈鉴赏品评的碑刻拓本都因此而成为煊赫名迹，被收藏家千金争购。
李文田等题《西岳华山庙碑》
魏晋北朝碑版墓志及造像题记一类石刻文字，除少数存世碑版外，大多数在清代中期以前尚不为学书者所重视，道光以后碑学理论盛行，北朝石刻书法才大显于世。作为一个晚近迅速崛起的类别，北朝碑刻、墓志、造像在清代后期以其特殊的魅力和价值吸引了收藏家和书法家，在这些人的宣传下，一批北朝书迹备受推重，从而成为碑派书法的代表范本和名品。这些刻石的拓本也很快成为收藏家和书法家寻觅罗致的目标。
到清末，《张猛龙碑》《嵩高灵庙碑》《爨龙颜碑》《刁遵基志》《崔敬邕墓志》《元公姬夫人墓志》《瘗鹤铭》《郑文公碑》《龙藏寺碑》及《龙门造像二十品》等都已成为脍炙人口的名迹，其初拓、精拓非常难得。而原石佚失，仅有孤本存世者如何绍基所藏北魏《张黑女墓志》、唐李邕书《法华寺碑》、薛稷书《信行禅师碑》、沈传师书《罗池庙碑》、李宗瀚所藏隋丁道护书《启法寺碑》、唐魏栖梧书《善才寺碑》等拓本，其价值更是与汉碑宋拓俱相颉颃，尤可矜贵。
与搜访、鉴藏金石碑刻活动的需要相适应，孙星衍、邢澍的《寰宇访碑录》及赵之谦的《补寰宇访碑录》一类著作大受欢迎。而清末民初定海人方若所著《校碑随笔》书，更为收藏者和研究者提供了莫大的方便。该书收录五代以前碑刻五百多种，每种名称下详列书体、行款、立碑时间地点、出士时间地点等情况，再记碑石泐损程度，不同时期拓本特征，关键字形和笔画的辨别要领及重要拓本流传情况，收集完备，记述详细。搜访和研究碑刻的人一编在手，按图索骥，不仅不容易上当，还能够很快的提高鉴赏水平，堪称是一部碑刻收藏者不可或缺的工具书。
清代后期，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较大转变。在学术界，乾嘉考据学派影响消退，偏重于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势力逐步扩大。因此，这一时期的搜访、鉴藏金石碑版活动，也更多的是出于对收藏价值和艺术风格的追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清代后期的搜访、鉴藏金石碑刻热潮，实际上促进了碑学从金石学中分离出来，演变为相对纯粹的书法思潮，因而也是碑学理论和碑派书法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