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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什么都讲“赛道”“风口”的年代，高考志愿早就不是选兴趣，而像一场家庭级别的风险投资。

家长怕孩子选错专业，一步踏空，一辈子翻不了身，可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名单里，有一位90岁的老人，用自己的一生，狠狠戳破了这种焦虑。

他叫王泽山，干的是全球公认最危险、也最冷门的行当——火炸药专业，一辈子和炸药、火药、化学品打交道。

可偏偏就是这样一个“坐在炸药桶上工作”的人，活成了中国国防科技最硬的一根脊梁，他是千万富翁，却过着连普通年轻人都不如的日子。

2021年，他把自己几十年攒下来的国家级奖金，连本带利1050万元，全捐给了南京理工大学，只说了一句话：“我用不着这么多钱。”

他穿的衣服，一件能穿十几年，袖口磨白了也不换；吃饭永远是盒饭，只求快，不求好；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盒饭院士”。

69岁那年，别人给他配司机配专车，他嫌浪费时间，自己跑去考驾照，买了一辆普通别克，一开就是十几年。

北京、山西试验场之间的高速路上，常常是他一个白发老人，副驾驶放着凉盒饭和图纸，自己开车往返。

外人看是“寒酸”，可他心里清楚，时间、精力、脑力，才是真正该花在刀刃上的东西，正是这种近乎“抠门”的生活方式，把他一步步推向了中国火炸药领域的巅峰。

王泽山这一辈子，几乎都在跟“不可能”较劲，火炸药领域，有个全世界都头疼的难题：过期火药怎么处理？

以前的办法很粗暴，挖坑埋、拉去烧，不但危险，还严重污染土地和水源，花钱多、风险大，还白白浪费资源。

可王泽山不甘心，他看着这些被当成“炸弹”的东西，觉得可惜，认定里面还有价值，于是，他一头扎进实验室，开始了长达数年的“炼丹”。

那是拿命在试的工作，哪怕成分差一毫克，后果都不可控，他反复推演、反复失败，成千上万次实验，终于摸索出一套溶剂萃取技术。

把废火药安全拆解、再利用，有的还能转成民用资源，甚至做成化肥，这一成果，不仅避免了污染，还给国家省下了巨额费用。

1993年，王泽山拿下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但他不满足，因为火药还有个致命毛病——怕冷热。

在极寒或高温环境下，性能不稳定，轻则射程变短，重则直接炸膛，这对地理环境复杂、温差巨大的中国来说，是实打实的国防隐患。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王泽山把自己逼到极限：冬天跑到零下27℃的内蒙古，站在室外一整天测数据；夏天钻进戈壁滩，高温下反复试验。

咖啡凉了又热，热了又凉，常常一口没喝，最终，他研发出低温度感度装药技术，让火药在严寒酷暑下都能稳定燃烧，中国火炮真正实现“到哪都好使”。

后来，面对全球都在死磕炮管结构的趋势，他又反向思考，从装药方式下手，推出“模块装药技术”，一举让中国火炮射程提升20%以上，精度大幅提高。

2017年，他站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领奖台，可他心里清楚，这一切的起点，不是荣誉，而是更早之前刻进骨头里的那份恐惧。

王泽山1935年出生在吉林，那是日寇铁蹄下的东北，他的童年，没有童话，只有屈辱。

他亲眼看见邻居被抓去当劳工，累死、打死都没地方说理；看见乡亲在刺刀下低头发抖。

父亲是老师，一遍遍告诉他：“别忘了你是中国人。”这些画面，成了他一辈子甩不掉的阴影，也成了他最早的觉醒——没有强大的国防，老百姓的命就不值钱。

1954年，19岁的王泽山填报大学志愿，别人抢着报空军、海军这些体面、安全、前途好的专业，只有火炸药专业无人问津，因为危险、辛苦、甚至还可能送命。

可他偏偏是全班唯一一个自愿报考的人，他说得很简单：“国家设这个专业，说明缺人。国家需要，我就干。”

这一干，就是六十多年，他从讲台走到试验场，从青年熬成白发，把自己死死钉在国家最危险、最薄弱的环节上。

今年，王泽山90岁了，学生遍布军工系统，不少人成了将军、总师，他却依然泡在实验室，看数据、查误差、想新路子。

对别人来说，晚年是清闲；对他来说，“祖国需要”才是唯一的动力，他不在乎称号，不炫耀功劳。

要知道，火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也是火炸药的始祖，他最骄傲的，是在最冷的年代、最险的岗位上，让中国火药始终“热着”。

在这个连选专业都要精算回报率的时代，王泽山用一盒盒凉掉的盒饭、一道道化学公式告诉我们：专业有没有前途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愿不愿意把自己的人生交给真正值得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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