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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自东汉初年开始传入中国，魏晋以后在当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的社会条件下，统治阶级开始接受了佛教，企图用它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因此佛教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在南北朝时期更为盛行。

佛教在南北朝时期发展非常迅速，而且在当时统治者的强力扶持下，甚至演变成了一种畸形的发展，已经严重影响到国家的发展与安全。所以南北朝时期北魏太武帝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灭佛运动。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执政期间，佛教势力的发展使佛教徒数量大量增加而国家控制的编户人口则相对减少，而国家军事上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同时个别僧侣想借助于鬼神方术扩大其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皇权的加强。

拓跋焘太延四年（438年），拓跋焘下令五十以下的僧尼都必须还俗担负征役，解决了来年西伐北凉所需的人力问题。太平真君五年（444年），拓跋焘又下灭佛诏令，禁止百姓为逃避赋役而遁入沙门。太平真君七年（446年），拓跋焘因镇压盖吴起义到长安，他的随从在一座寺院里发现了大量私藏的武器，经过搜查后又发现数以万计的赃贿之物和密室等不法证据。第二年，拓跋焘发出了更为严厉的灭佛诏令，佛图形象及佛经全部击破焚烧，沙门中许多年老的僧侣尽被坑杀，从而将灭佛推向了高潮，这一次灭佛运动史称“太武法难”。经过拓跋焘的灭佛，北方地区的佛教势力一时陷于衰落，直到继位的文成帝拓跋颁布了复佛法诏，佛教才得以复苏和发展。

“太武法难”只是灭佛运动的开始，到了公元574年，北周武帝宇文邕展开了第二次灭佛，史称“建德毁佛”。

宇文邕即位之初遵循惯例尊崇佛教，但内心更重视儒学。当时北周境内寺院多达万余所，僧尼人数逾百万，佛教寺院拥有大量土地和财富却无需承担赋税，百姓为逃避繁重的赋税和徭役纷纷投身佛门，使得国家财政收入锐减，社会资源分配严重不均。同时，儒家思想在北周逐渐复兴，与佛教思想产生了激烈碰撞。

宇文邕本人推崇儒学，并受道士张宾影响，对佛、道二教均有批判。最初曾召集儒、释、道三教辩论。公元574年，因辩论后对佛、道均感不满，下诏同时废除佛、道二教，毁坏经像，强令僧尼、道士还俗。但不久后恢复了道教。

公元 577年灭北周北齐以后，宇文邕又 将灭佛政策推行到新占领的原北齐境内，范围进一步扩大。

经过两次灭佛运动，北周境内佛教势力被极大削弱，大量寺院财产、土地收归国有，僧尼成为国家编户，增强了北周的国力，为其后隋朝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武帝死后佛教逐渐恢复。此次灭佛，佛道并废，虽毁坏寺塔、焚烧经典，但不屠杀沙门，只是强迫他们还俗。

公元842–845年，唐武宗李炎又进行了又一次灭佛运动，史称“会昌法难”

唐朝中后期，寺院经济极度膨胀，拥有大量免税田产、依附人口（佃农、奴婢）和特权（免税免役），严重侵蚀国家财政和兵役来源。 大量青壮年为逃避赋役出家为僧，影响社会生产。致使政府经济困难，社会矛盾尖锐。武宗本人也崇信道教，排斥佛教。便持续数年的对佛教渐进式打击。

刚开始是清查寺院财产和僧尼伪滥情况；限制僧尼活动；最终于会昌五年（845年）颁布严厉诏书，大规模拆毁寺院（仅保留极少数）、强制僧尼还俗（仅保留少量定额僧）、没收寺院田产、销毁佛像法器铸钱或农具、解放寺院依附人口（奴婢、佃户）成为纳税户。

这一次灭佛运动对佛教打击最为沉重和彻底，全国佛教寺院几乎被摧毁殆尽，僧尼人数锐减，佛教宗派传承受到严重打击，大量佛教典籍（尤其是天台、华严等宗的章疏）失传。这是中国佛教史上最大的一次浩劫。武宗死后，宣宗即位即下诏恢复佛教，但已元气大伤，难以恢复到之前的盛况。

五代十国时期，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佛教寺院数量再次激增，铜钱大量被用于铸造佛像（导致通货紧缩），僧尼伪滥情况严重。

后周世宗柴荣怀有统一天下的雄心，急需整顿经济秩序，集中资源（尤其是铜用于铸钱）。

公元955年，世宗开始了灭佛运动，他下诏整顿佛教，规定无敕额（朝廷颁发许可证）的寺院一律废除。严格出家程序，禁止私自剃度出家。 进行经业考试，淘汰不合格的僧尼令其还俗。

此外，还规定除必要的宗教器物外，收缴民间铜质佛像用于铸造钱币（“毁佛铸钱”）。并禁止僧俗舍身、自残等极端供养行为。

这次灭佛运动打击范围相对较小，措施相对理性，主要针对无证寺院、伪滥僧尼和铜佛像。其目的更多是整顿秩序、抑制过度膨胀、增加财政收入和铜资源，而非彻底消灭佛教，但也大大限制了佛教的发展，而“毁佛铸钱”成为标志性事件。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和后周世宗柴荣所发动的四次灭佛运动，俗称“三武一宗灭佛”，其根本原因都是寺院经济过度膨胀严重威胁到世俗政权的 经济基础（土地、劳动力、税收）和军事力量（兵源）。佛教寺院的免税免役特权使其成为强大的经济实体，吸纳了大量社会资源和人口，与国家利益产生直接冲突。

灭佛对佛教造成巨大破坏，寺院被毁、经典散佚、僧尼离散、宗派衰微（尤其是唐武宗灭佛后）。

灭佛运动 释放了大量土地和劳动力回归国家控制，增加了财政收入和兵源，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同时也促使佛教进行深刻的反思和调整，加速了佛教的 中国化和 世俗化的进程。

此后，佛教更加注重与儒家伦理的调和，禅宗等强调自力修行、不依赖寺院经济的宗派成为主流。统治者对佛教的管理也趋于制度化（如严格的度牒制度），以避免寺院经济再度失控。

“三武一宗灭佛”是中国历史上政教关系冲突的集中体现，深刻影响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轨迹和社会经济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