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精选

　　杜鹏，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院长、老年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民政部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人口与发展、老龄政策、人口老龄化与老龄问题相关研究。出版《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欧盟国家的老龄问题与老龄政策》等多部专著，发表二百余篇学术论文，主持完成二十余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课题。荣获中国人口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第九届中华人口奖等多项奖励。获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人才“百人工程”人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人选、人事部等六部委“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等荣誉称号。

　　马琦峰，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2024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老年健康、养老服务、老龄政策等。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部委及省市单位课题十余项。在《人口研究》《中国人口科学》《人口与经济》《人口与发展》《西北人口》《南方人口》《中国卫生政策研究》Gerontolgoy & Geriatrics International等CSSCI/CSCD/SSCI/SCI 期刊发表/录用论文二十余篇。获中国人口学会、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主办学术论坛奖项十余项。

一、引 言

　　伴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老龄问题研究已成为时代显学。然而，却鲜有学者对相关研究内容进行系统性回顾。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今天，亟需在更长的时间跨度下对我国老龄问题研究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这不仅能够为国内老龄问题研究者提供一份脉络清晰、内容详实的学术参考资料，同时也有助于更好地把握我国老龄问题研究的阶段性特征，预测与研判未来国内老龄问题的基本走向，研究兼具学理价值与现实意义。

　　本文采用年谱这一独特文本呈现形式，以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等宏观社会背景为纲，从政策演进、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三个方面对中国老龄问题研究的阶段性特征进行梳理归纳，并重点列举各阶段、各年份的重要涉老政策文件、重要学科建设事件及代表性学术研究成果，以期为广大读者呈现出一个动态的、全面的国内老龄问题研究发展脉络。需要额外说明的是，因篇幅有限及侧重点有所取舍，在代表性学术研究成果的选择上，本文综合考量文章的开创性、时效性、影响力、引用率、下载量、转载情况及转化情况等要素，重点对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老龄问题研究成果进行筛选，如有遗漏，敬请谅解。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传统美德。从先秦时期提倡的“养耆老以致孝”，到《唐六典》记载的“凡庶人年八十及笃疾，给侍丁一人”，再到明清时期全国各地“养济院”的大规模推广，历朝历代在国家治理过程中都对老龄问题给予了一定关注。然而，由于早期人口平均寿命较短，老年人口数量极少，我国始终未形成对老龄问题的系统性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国家政权稳定与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我国人口总量激增，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也在持续延长，受国内老年人口规模持续扩大事实与西方老龄研究学术思潮的双重影响，中国老龄问题研究开始萌芽。

二、探索起步阶段：

　　从人口学到老年学（1982-1999年）

　　中国老龄问题研究与人口学发展密不可分。伴随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人口转变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以邬沧萍为代表的人口学家敏锐捕捉到中国时下正发生的人口老龄化现象，前瞻性地对国内人口老龄化趋势及其派生社会问题进行预测与研判。在此基础上，邬沧萍更是结合国际老龄问题研究经验，对中国老龄问题研究中的老龄化趋势、未富先老、积极老龄化、健康老龄化等重要议题进行了一系列奠基性与开拓性探索，推动中国老龄问题研究逐渐从人口学分支领域走向一个全新的、系统的、接轨国际的交叉学科——老年学。自此，国内政界、学界均播撒下了老龄问题研究的种子，并逐渐开始萌芽。其中，1982年发生的两个标志性事件（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与首届联合国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召开）对中国老龄问题研究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这一年也是国内系统性老龄问题研究的开局之年与现代意义上老龄工作的奠基之年。

　　1982年

　　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认真做好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的指示》，时隔18年的全国人口普查重新得以启动。基于三普数据计算得出，截至1982年7月1日零时，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达7，666万，占总人口的7.64%。尽管此时中国尚未步入10%的老龄化社会阶段，但相关数字仍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数据基础，并促进了人口学领域对人口老龄化趋势和老年人口状况的深入分析，这对于中国老龄问题研究的探索起步而言意义重大。同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决定》提出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和退居二线制度，这不仅强化了国家对老年群体晚年生活保障的重视程度，亦促使社会各界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老年群体的晚年社会价值。

　　3月，经国务院批准，我国正式成立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中国委员会。同年10月，该委员会更名为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这一国家层面上的组织机构成立标志着中国正式开启有组织、有领导的老龄工作阶段。在此之后，全国各地亦纷纷建立起地方性的老龄工作机构，而这也为地区性老龄问题研究开展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

　　7月，联合国第一届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来自124个国家代表团与162个联合国的专门机构、政府和非政府国际组织、代表、顾问和观察员共1，000余人与会。大会将世界具有普遍性的老龄问题归结为“人道主义”与“发展”两个方面，并通过《维也纳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这次大会的胜利召开进一步强化了中国政界、学界对老龄问题的重视程度。

《维也纳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

　　1984年

　　8月，全国首次老龄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首次提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老龄工作目标。“五个老有”相互联系，集中反映出老年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化需求，是老年人各项权益的体现，这对党和政府后续的涉老方针制定产生了深远影响。

　　同年，在学术研究领域，邬沧萍在《报日人民》上发表了自己首篇有关老龄问题的理论文章《老龄问题和我们的对策》，该文开创性地对时下中国老龄问题现状及其应对进行了系统阐述；张纯元将目光聚焦于农村老年人口，从五保老人赡养、基本养老保险等方面对中国农村老年人口的社会福利事业进行规划与展望。

邬沧萍教授

　　1986年

　　4月，中国老年学学会正式成立。中国老年学学会是具有权威性、学术性和国际性的国家一级社会团体，是由从事老年学和老年医学研究的单位及有关人员自愿结成的全国性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学会成立伊始，举办了以“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趋势和对策”为主题的“第一次全国老年学学术讨论会”，这为国内老龄问题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交流平台。

　　同年，在学术研究领域，邬沧萍主编的《漫谈人口老龄化》正式出版，该书将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进行对比，指出中国“患了富国的人口病”，这一论述后来被“未富先老”一词概括，并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与讨论。

　　1987年

　　5月，第四十届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大会首次提出“健康老龄化（Healthy Aging）”一词，其初衷在于“解决人们对人口老龄化的担心与恐惧，摆脱’逢老必衰，逢老必病’的过时认识，旨在用乐观的思维来应对人口老龄化”。三年后，世界卫生组织在哥本哈根世界老龄大会上将这一概念正式提出，随后由邬沧萍引入至国内。

　　同年，在学术研究领域，邬沧萍发表《老年学的形成、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篇全面系统的老年学文章。文章在梳理总结国际老年学学科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将老年学的研究对象概括总结为人类老化的现象和过程、人类个体老化和群体老化的规律性、人类老化与生态环境及社会生活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本质联系几个方面，同时将老年学的科学体系划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交叉科学三个部分。

　　1988年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老年学学会正式加入国际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

　　年1989

　　3月，经中央编办批准，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老龄科研中心）正式成立。该中心系社会科学老龄领域公益类老龄科研事业单位。

　　8月，全国老年社会保障学术研讨会（第三次全国老年学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1990年

　　11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基于四普数据计算得出，截至1990年7月1日零时，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达9，719万，占总人口的8.57%。

 　　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第45/106号决议，确定每年的10月1日为国际老年人日。

　　1991年

　　6月，国务院印发《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决定》的发布标志着我国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正式拉开序幕。

　　1992年

　　10月，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结合这一目标，同年12月，原劳动部确立了“国家立法，政府强制实施，费用三方合理负担，建立基金，互助互济，实行社会化管理，保障退休人员基本生活权益”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目标。

　　同年，在学术研究领域，邬沧萍和杜鹏发表《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再认识》，认为相较于65岁的年龄标准，选取60岁作为老年人的年龄起点更适宜中国国情。在此基础上，文章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进行预测，指出未来中国老龄化速度将远快于世界诸多发达国家，且与时下老龄化最快的日本水平相近。

　　1993年

　　8月，民政部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社区服务业的意见》。首次提出“养老服务”概念，并将养老服务项目纳入社区服务业范畴。

　　12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首次提出我国城镇职工养老和医疗保险金实施“统账结合”模式，此次改革是中国特色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一次重要探索。

　　1994年

　　12月，原国家计委、民政部等部门联合发布《中国老龄工作七年发展纲要（1994-2000年）》。《纲要》是我国老龄事业发展进程中第一个全面规划老龄工作和老龄事业发展的重要指导文件，它的起草发布为中国老龄问题研究者指明了一系列全新研究方向。

　　同年，在学科建设领域，邬沧萍创立中国人民大学老龄研究中心，该机构隶属于中国人民大学原人口学系，是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的前身。

　　1995年

　　2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正式更名为中国老龄协会。该协会系国务院副部级事业单位，由民政部代管，是国家专司老龄事业的部门。

　　1996年

　　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正式实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国内首部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和发展老龄事业相结合的专门法律，它的颁布实施对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发展老年事业、弘扬中华民族敬老爱老孝老传统美德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同年，在学术研究领域，邬沧萍和姜向群发表《“健康老龄化”战略刍议》，指出健康老龄化社会主要包括三个特征：一、社会成员中庞大老年群体的绝大多数人是健康长寿的，并过着有尊严、有保障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二、社会发展不受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实现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和健康的发展，并使社会生活充满活力；三、社会和家庭的代际关系和谐，各年龄群体的人口协调发展，公平地享受社会发展的一切成果。

　　1997年

　　6月，在西方七国丹佛会议上，“积极老龄化（Active Aging）”概念被首次提出。时至今日，“积极老龄化”仍旧是国内外老龄问题研究中的核心概念与关键议题。

　　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决定》提出在总结近几年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1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决定》的发布标志着我国职工医保的全面建立。　　

　　同年，在学术研究领域，姚远发表《对中国家庭养老弱化的文化诠释》，文章从文化角度就国内学界争论的家庭养老功能变迁做出回应，指出中国的家庭养老正在从文化模式演变为行为模式，而这反映出中国的家庭养老功能正在持续弱化。

　　该年，由曾毅牵头、北京大学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展研究院组织实施的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hinese Longitudinal Healthy Longevity Survey, CLHLS）基线调查正式启动。CLHLS调查范围覆盖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主要调查对象为65岁及以上老年人，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及家庭基本状况、疾病治疗、医疗费承担和死亡状况等。截至目前，CLHLS在基线调查后分别于2000年、2002年、2005年、2008-2009年、2011-2012年、2014年和2017-2018年共进行七轮跟踪调查，是目前国内全国范围开展时间最早、坚持时间最长的社会科学调查。

　　1999年

　　时值《联合国老龄问题宣言》（1992年）确定的国际老年人年，这一年的主题为“建立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

　　10月，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全国老龄委）正式成立。全国老龄委下设办公室（全国老龄办）在民政部，日常工作由中国老龄协会承担。

　　同年，在学术研究领域，邬沧萍主编的《社会老年学》正式出版，该书是中国老年学的奠基性教材，时至今日仍旧是我国老龄问题研究领域中的经典著作；穆光宗发表《家庭养老面临的挑战以及社会对策问题》，从“养老支持力”的来源出发，将时下中国的养老模式划分为家庭养老、社会养老与自我养老三种，并指出这些养老模式并非孤立存在，在家庭养老功能持续衰退的背景下，应积极发展社会化养老事业用以补充或替代。

　　总的来看，1982年至20世纪末是中国老龄问题研究的探索起步阶段，这一时期的老龄问题研究发祥于人口学，早期学者从生育、死亡等人口要素出发，围绕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形成原因、现状特征、未来趋势及应对策略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在此基础上，伴随着国际老龄问题交流、国家老龄事业发展、老龄研究组织壮大以及老年学学科建设的持续推进，中国老龄问题研究逐渐从相对单一的人口学领域走向了全新的、跨学科的复合交叉领域，家庭养老、健康老龄化、“老有所为”等议题得到了学界广泛关注。与此同时，受老干部离退休制度、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完善以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出台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老龄问题研究亦呈现出了强烈的改革视野与实践导向，老龄问题研究与老龄事业发展同频共振，并逐步发展成为一门横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兼具学理价值与政策意涵的时代“显学”。

三、拓展提升阶段：

　　老龄问题步入大众视野（2000-2011年）

　　1999年是联合国国际老年人年，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科菲·安南在1998年10月国际老人年启动仪式上提到，“如果说20世纪是人类长寿时代的前奏，那么在21世纪人类确已进入长寿时代”。2000年末，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首次突破10%，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接近7%，标志着中国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这为21世纪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积极、健康、有为的老年人口是社会的宝贵财富，他们可以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家庭建设等领域做出巨大贡献；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也会对国家的劳动力供给、民生保障、金融市场、科技进步、制度文化等方面带来全新挑战。对此，国家和社会开始更加积极地关注起国内老年人口问题，学界、政界也纷纷围绕老龄化社会建设的新阶段需要展开了更加丰富、系统的理论与应用研究。自此，国内老龄问题逐渐步入社会大众视野，相关研究也在21世纪之初迎来了拓展提升阶段。

科菲·安南 Kofi Atta Annan

　　2000年

　　2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部门《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意见》。这份文件的出台对于国内养老机构发展意义重大，它促使我国机构养老逐渐从单一的公办模式走向社会化、市场化、专业化的多元主体运营模式，并在日后掀起一番“公建民营”的改革热潮。

　　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决定》是21世纪以来我国首个加强老龄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它从社会保障制度、多元养老机制、老年服务体系等方面提出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的一系列目标任务与工作部署。

　　11月，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工作正式开展。五普数据显示，截至2000年11月1日零时，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达13，165万，占总人口的10.59%；其中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为8，811万，占总人口的6.96%。至此，中国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并处于轻度老龄化阶段。

　　同年，在学术研究领域，姚远发表《对家庭养老概念的再认识》，提出家庭养老概念应具体区分为文化层面上的、稳定的家庭养老模式以及行为层面上的、可变的家庭养老方式两个层次；陆杰华发表《关于我国老年产业发展现状、设想与前景的理论思考》，就时下中国老年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困难与优势条件进行了归纳总结，并将中国老年产业发展体系划分为卫生健康服务业、家政服务业等十个具体领域；穆光宗发表《中国传统养老方式的变革和展望》，提出养老问题的关键是由谁来提供养老资源，“社会养老”与“社会化养老”两个概念存在本质区别。

　　该年，由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组织的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生活状况抽样调查（The Sample Survey of the Aged Population in Urban and Rural China, SSAPUR）正式启动。SSAPUR调查范围覆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主要调查对象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口的基本情况、家庭、健康、照料护理服务、经济、精神文化生活等。截至目前，SSAPUR共在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20年开展五轮调查。以最新开展的第五次抽样调查为例，此次调查样本规模为12.76万人，抽样比约为0.5‰。

　　2001年

　　7月，国务院印发《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五”计划纲要》。《纲要》从经济供养、医疗保健、照料服务、精神文化生活、权益保障等五个方面规划了中国的老龄事业发展目标，并提出相应措施。《纲要》是我国首部老龄事业发展规划，它的出台标志着中国老龄事业开始纳入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发展规划中。

　　同年，在学术研究领域，邬沧萍发表《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和我们的对策》，提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核心在于促进老年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间的协调发展，既要重视“人道主义”，亦不能忽视“发展”；桂世勋发表《合理调整养老机构的功能结构》，文章在借鉴国际社会经验的基础上，提倡国内养老机构采用分级、分类的建设与管理策略，明晰不同类型养老机构的功能定位；陈功等发表《关于养老“时间储蓄”的问题与思考》，文章从经济学与社会学视角审视了这一养老模式的效用，并对这一模式的本土化应用进行可行性论证，这是国内首篇系统讨论养老“时间储蓄”问题的学术性文章。

　　该年，由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与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合作建立的安徽农村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追踪调查基线调查正式启动。调查范围覆盖现合肥、芜湖和马鞍山下辖5个县区的12个乡镇的72个行政村，主要调查对象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基本状况、家庭结构、子女外流、代际关系与养老、老年健康、人口经济与环境等。截至目前，此调查分别于2001年、2003年、2006年、2009年、2012年、2015年、2018年和2021年共进行八轮调查，是目前国内首个聚焦农村老年人福利状况的长期性、连续性、综合性专项调查。

　　2002年

　　4月，联合国第二届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召开，来自160多个国家的5，000多名代表与会。本次会议除政府代表团以外，还新增了非政府组织代表团和学术界代表团，其中我国与会代表达70余人。大会全面总结了维也纳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以来的成果，并对1982年的《维也纳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进行修订，制定了《2002年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这次大会的胜利召开不仅为国内老龄问题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国际交流窗口，同时再次强化了我国对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重视程度。

　　同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研究报告。研究报告首次提出了积极老龄化的三大支柱，即健康、参与和保障。自此，积极老龄化成为全球应对老龄化问题的重要政策框架与发展思路，以积极老龄化为理论基础的国内外老龄问题研究大量涌现。

同年，在学术研究领域，邬沧萍和孙鹃娟发表《未富先老——我国人口的新课题》，首次在国内正式提出老龄问题研究中“未富先老”的重要议题，引发学界激烈探讨。

　　2003年

　　在学科建设领域，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正式成立。该机构隶属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是经国家教育部批准的全国首个正式设立老年学专业的高校研究机构，现任所长为杜鹏。这一年，老年学研究所开始招收国内首届老年学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此后的二十余年时间里，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高校也相继开始培养老年学专业博士和硕士。

　　2004年

　　5月，“第一届中国老年学学科建设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首届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北京大学老年学研究所、中国老年学学会老年学教学与研究委员会共同主办。时至今日，在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支持下，学科建设研讨会已持续举办二十届。同月，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正式成立。该机构隶属于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现任主任为原新。

　　该年，在学术研究领域，邬沧萍等发表《中国特色的人口老龄化过程、前景和对策》，文章围绕老年人数多、老龄化速度快、未富先老和老龄化地区差别大等中国老龄化的特点，提出系统的政策应对思考；田雪原在《报日人民》上发表《“未富先老”：机遇与挑战》，提出要牢牢把握住我国的“人口红利”期，加快经济和社会发展，同时建立起较为完善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提前做好应对“人口负债”期的准备；穆光宗发表《老龄人口的精神赡养问题》，指出推动传统孝道走向精神赡养，需依循从“老人本位”到“代际平等”、从“单一满足情感需求”到“兼顾激发生命潜能”的演变路径。

　　2005年

　　8月，经中央编办批准，全国老龄办与中国老龄协会开始合署办公。在国内以全国老龄办的名义开展工作，在国际上主要以中国老龄协会的名义开展老龄事务的国家交流与合作，实施“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运作模式。

　　这一年，上海市在制定“十一五”规划时，开创性地提出“9073”养老服务格局。此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国家和各地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也大都沿用了这一目标框架。

　　同年，在学术研究领域，杜鹏等发表《中国人口老龄化百年发展趋势》，文章依托五普数据，对中国未来百年人口老龄化趋势进行预测分析，预测结果表明，中国的老年人口规模将在2053年左右达到峰值，2041年至2064年是中国的“老年高峰”。

　　2006年

　　2月，国务院转发全国老龄办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意见的通知》。《通知》是国家层面上首个有关养老服务业发展的专项文件。月底，第二次全国老龄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明确强调要推动“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自此，“养老服务体系”一词逐渐步入社会大众视野。

　　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纲要》首次在政策文件中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发展目标，它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开始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从理论研究逐步应用至实践领域，并将老龄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相衔接。

　　9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从老年社会保障、老龄事业基础设施建设、老龄产业、老年精神文化生活、老年人权益保障、老年人社会参与六个方面部署了“十一五”期间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的重点工作方向。

　　同年，在学术研究领域，邬沧萍和姜向群主编的《老年学概论（第2版）》正式出版，该书系统全面地阐述了老年学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和代表性理论，时至今日，该书仍旧是我国老年学教学的通用教材与老龄问题研究的重要参考书目；全国老龄办发布《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报告》总结了时下中国人口老龄化具备的六个特征，即老年人口规模巨大、老龄化发展迅速、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倒置显著、女性老年人口数量多于男性、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

　　2007年

　　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意见》的发布标志着我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工作正式启动。

　　2008年

　　1月，全国老龄办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全面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意见》。《意见》提出全面推进居家养老服务的工作目标，这一文件的发布再次强化了我国家庭养老的主体地位。

　　2009年

　　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要探索建立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新农保制度。

　　同年，在学术研究领域，徐静和徐永德发表《生命历程理论视域下的老年贫困》，文章以纵贯性的生命历程视角建立了本土老年贫困现象的诠释性观点；原新等发表《中国老龄政策体系框架研究》，文章创新性地提出了中国老龄政策体系的基本框架内容，并将其划分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中国老龄事业发展规划、老龄制度安排与操作性政策四个层面。

　　2010年

　　1月，北京大学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正式成立。该机构隶属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现任主任为雷晓燕。

　　10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该法于次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社会保险法》的颁布实施，对于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养老及医疗保障体系而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1月，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工作正式开展。六普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11月1日零时，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达17，765万，占总人口的13.26%；其中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为11，883万，占总人口的8.87%。

　　同年，在学术研究领域，田雪原发表《“未富先老”视角的人口老龄化》，强调不能用“未富先老”掩饰老龄事业发展滞后，以“未富”遮百丑，应正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多方面、多层次影响；杜鹏和王武林发表《论人口老龄化程度城乡差异的转变》，文章构建了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差异转变模型”，指出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只是人口老龄化过程的一个阶段，预计到2045年左右，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重心将由农村回归至城市。

　　2011年

　　6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要建立个人缴费、政府补贴相结合的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

　　9月，国务院印发《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规划》提出了“十二五”期间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的主要任务，这包括了老年社会保障、老年医疗卫生保健、老年家庭建设、老龄服务、老年人生活环境、老龄产业、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老年社会管理、老年人权益保障、老龄科研、老龄国际交流与合作共十一个方面。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

　　同年，在学术研究领域，彭希哲和胡湛发表《公共政策视角下的中国人口老龄化》，指出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国家应以社会整合和长期发展的视角来重构当前的公共政策体系，既要统筹人口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的关系，也要统筹短期目标与中长期战略的关系。

　　该年，由赵耀辉牵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持、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与北京大学团委共同执行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基线调查正式启动。CHARLS调查范围覆盖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150个县、450个社区（村），主要调查对象为45岁及以上的中老年群体，调查内容涉及中老年人的个人基本信息、家庭结构和经济支持、医疗服务利用和医疗保险、收入和消费等。截至目前，CHARLS在基线调查后分别于2013年、2015年、2018年和2020年共进行四轮跟踪调查。据CHARLS官网2024年3月公开信息显示，CHARLS目前由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共同主持。

　　总的来看，自21世纪初我国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老龄问题逐渐开始被社会大众认识。在《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五”计划纲要》《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意见的通知》等国家层面涉老政策文件的指引推动下，社会各界对国内老龄问题的重视程度持续提高。这一时期的国内老龄问题研究主要呈现出了两方面特点：一是公共政策视角与老龄问题研究间的结合日益密切，研究者就老龄化社会背景下的中国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公共政策性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与展望；二是在宏观视域基础上逐渐开始关注到微观老年个体，研究者围绕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身心健康、婚姻家庭、经济状况与社会参与等议题进行了丰富的讨论。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从拓展提升阶段开始，从事中国老龄问题研究的主体已不再局限于特定研究领域中的学者或老龄系统工作者，一些跨学科、跨领域研究者的加入为中国老龄问题研究注入了全新的发展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