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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的门关得有点突然

都说清朝到了乾隆那会儿，像喝足了酒的“盛世”，摆满桌好菜，其实日头已经西斜。你问一个清宫大臣，欧洲是什么，中国之外还有什么？他十有八九甩你一个“天朝无所不有”。可你真以为乾隆是闭着眼过的日子？偏偏他对西洋那些新鲜玩意儿，比你我想象得还要在意。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乾隆见识不低，为啥还拉上了国门这道铁窗，把中国人关在里面，等着后来的枪炮声敲门？

这事说来，没那么简单。乾隆对欧洲那些事儿的好奇，其实一直有来有往。一到圆明园——那个堆满了稀罕物儿的地方——他遇见的不是自家臣子，而是像蒋友仁这种飘洋过海而来的法国人。三十年在中国，说汉话、会写画，还懂一点洋人的江湖暗语。老头子给乾隆画肖像，结果画着画着，聊天就拉到别处上去了。乾隆问的，倒不是菜价米价这种老母亲话，而是“三十国谁最能折腾？哪个君王最大？”蒋友仁还认真地给解释，说德意志有皇帝，但底下一堆小国谁都不买账——欧洲那一摊子事，君王打君王，臣民听个大概，谁也不敢真信谁。

想象一下，乾隆坐在大殿里，听着洋人絮絮叨叨，说着俄国人最近造了学校、请了各地学者，改天还真能翻译来几句俄文。你不得不承认，老皇帝心里不是盲的。他知道外头那些“海上世界”的事，不然不会对巴达维亚那次华人血案念念不忘。连欧洲人在海外画地图圈地，都一清二楚。那些世界的新图景，他也琢磨过。

其实你要说乾隆是闭关锁国的“罪魁祸首”，未免简单了些。他不光看见了世界，也玩过西洋的机械表、望远镜。乾隆宫里有自鸣钟，天文台有洋人上班。可是，窗户纸捅不破，外面的风还是进不来。这里面，跟清朝统治的根子有关，也跟老乾隆的“皇帝气”分不开。

清朝历来是外来民族打进来的，满洲人心里头，总觉得不踏实。南边沿海，船来船往，明朝那些遗民、反清势力早就混在海外。你看郑成功那些年，靠海吃海，又靠洋人，捣乱过江南一大圈。虽然后来风平浪静了，老皇帝心里头就是盯着——只要外面门太敞，万一内外勾结，把我这天子江山给拆了怎么办？

所以，海禁就像一道栏杆，先修着。外面的货物进，得看朝廷点头。广州开口子，其他地方都给堵死。不是没想过打开方便大门——可一转念，出乱子谁收拾？乾隆的算盘打得很响。

再说到经济那边，讲白了，这是“老农社会”的思路。天子心里，种地才是根本。商人嘛，能给国库添银子，但官家骨子里看不上。“重农抑商”四个字，不是口号，是代代相传的旧账。你看乾隆那阵，地里丰收，全国自给自足。哪怕是丝绸、瓷器、茶叶，往外卖了换白银，也怕外头的洋货倾销进来，把家里的工匠和农民吃亏了。

这其实是个尴尬：中国的好东西出去，外国的奇技淫巧进来，要开窗口，但怕风太大，家里乱了套。生意人跟官府一盘棋——朝廷想收税，但又怕地方官混水摸鱼。早年海关买卖乱七八糟，地方官员见利忘义。开放太多港口，等于给贪官和流氓多了机会。海盗、走私就像没关好的后窗，随时窜进来。广州一口通商，也是一种无奈里的“技巧”。

别忘了，还有一层“天朝自信”。乾隆的世界里，中国就是天下。西洋那些精巧机械、洋人送来的大炮，其实都进过皇宫。可你把“奇技淫巧”四个字放在乾隆案头，他翻个白眼，意思就是玩意儿不错，但咱不缺这个。英国马戛尔尼来使，一车礼物、几车洋器械，图的是多开几个口岸做生意。乾隆想都没想，回绝了。洋人很失落，但在乾隆眼里，朝贡那才是规矩，是脸面。

说到底，这个闭关锁国，不只是怕内患、怕外货，还有一点“力不从心”的管理窘境。清朝的海关、地方管理，说是封疆大吏，其实一摊子烂账。谁都知道，一开放就容易出乱子，谁去管？谁担责任？开三个口岸管不过来，那就缩成一个。集中管理，防着不出大事。这是帝王术，也是无奈之举。

可惜，历史不问人的小算盘，只看大势。乾隆那会儿关上了门，隔着门听世界热闹。等到外头的蒸汽船、枪炮声真的响进来，这一百年的无声守候，就是屈辱的铺垫。后世的我们哀叹道，若是当年门稍微敞一敞，是不是另一番光景？

乾隆到底在想什么？他懂欧洲，也明白中国的困境。或许，他是那个最看得清楚，又最没法改变什么的人。有时候闭上门，不是没见识，是不敢赌出局。只可惜，这些日常的、权衡的、不知如何是好的小心翼翼，最后成了祖先们后悔不已的巨痛。

谁又能怪那一代人呢？我们站在后来的高楼上，总说他们固步自封。可在那铺满瓷器的圆明园，在挑灯聊天的深夜里，或许乾隆也问过自己，如果真的敞开门，是不是连皇宫里的一张玉几都要翻个底朝天。

历史，不给答案。只留一个门，关了一百年，任由世界在门外尖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