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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不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中华文明的转折。

隋唐军功二代的风光一生

宋代之前，比较强盛的中原王朝从开国到立国的100多年时间会不断涌现累世公侯的军功贵族。

隋唐时期的关中军功贵族子弟的一生很可能是这样的。

他从小练习弓马骑射，学习兵法韬略（《孙子兵法》等）。他的身边可能还有来自突厥、高句丽的降将或部曲，传授他实际的战场技艺。

凭借父祖的官阶和勋位，他无需像寒门子弟一样苦读科举，而是通过 “门荫” 制度，早早获得了入仕资格。

他的第一个官职很可能是某个卫府的侍卫官，例如千牛备身或备身左右。这是一个清贵且亲近皇帝的职位，更能与未来的权力核心（其他贵族子弟）建立深厚的“同年”之谊。

在父亲的老部下身边担任一段时间僚属后，他被派往边疆，担任节度使麾下的判官、参军或一个中级镇将。在这里他真正开始接触实际的军务、边防和行政管理。

在唐玄宗开元盛世（8世纪上半叶），帝国在西北（对吐蕃、突厥）、东北（对契丹、奚）进行着频繁的战争。

他可能会被调往安西都护府（西域）、陇右（对抗吐蕃）或朔方节度使（对抗突厥）麾下，担任一名军使或子总管，统领数千人马，参与了数次大战。

如果职业生涯比较顺遂，最后晋升为都护府副都护，成为一方大员，掌管数个州的军事，或调回中央，在十六卫中担任将军，如左武卫将军。

回到长安的他拥有豪华的宅邸，会在闲暇热衷于当时最时髦的活动如马球，狩猎。

最典型的例子就如玄宗时期的四镇节度使王忠嗣。

王忠嗣的父亲在玄宗朝初期与吐蕃的战斗中牺牲，他很小就被玄宗收养，青少年时期在皇家长大与后来的太子李亨是玩伴。

刚成年就被封为潞州（山西北部）别驾，经常带着轻随出塞砍突厥人，把皇帝都惊到而担心他的安全。稍年长一些王忠嗣前往河西战区历练，初入战场后经常以一敌百，还大破阅兵的吐蕃赞普，官职越来越高。

最后统领河西、朔方、河东唐军，用计策灭亡了后突厥汗国。

这样潇洒的人生轨迹，在唐之后的历史记载中就很少见了。虽然宋明清的开国一代往往也都是武力爆表的军功集团，但是像唐代那样，开国百年后还大批量涌现军事贵族几乎没有了。除了蒙古人和清代的满洲集团，大部分王朝开国1、2代人后就会进入以文制武德的节奏。

唐代以后上述的军功集团为何不能持续，只能在王朝开国初才能闪耀一时？

大唐开边的另一面，只想打仗的边塞军功集团

上面说的王忠嗣是根正苗红、忠心报国的军功二代。但是唐代的北疆还有大量中低层依靠开边获得收入和荣誉的人。他们大部分没有长安的硬关系，人生唯一的工作就是在边疆杀敌，快意人生。

他们才是军功集团的主体，这个主体的分裂和失控不但造成了安史之乱，还让日后的中国治理不可逆的走向了以文制武。

从陇右、河西与吐蕃交战的河谷、越过山西代北的草原，跨过卢龙道来到塞外重镇的营州（今朝阳）。大唐北疆几千公里战线到处是渴望军功，渴望封侯拜相的男子。

安史之乱向上追溯200年，北魏六镇起义时，六镇的鲜卑汉族豪杰就纷纷南下。幽州等地就一直浸染着北方游牧民族的风气。

唐帝国北部一直有胡汉杂居的历史，河北、山西的边塞自隋末就不断地进行战争。征高句丽，契丹、奚和武周的战争，突厥人的侵扰。这些战争让胡人那套崇尚绝对武力的风气，和草原部落权利传承的规则慢慢变成了民间主流。

当然契丹、靺鞨、突厥的不少贵族后代接收了中原的礼仪又保持了游牧民族的勇悍，比如李光弼、黑齿常之、李宝玉等名将，这些人精神层面臣服中原礼仪，对大唐以死报国。

但底层大量的胡人、汉人则完全适应了边地的丛林法则，礼义廉耻对于边地讨生活的人来说是天方夜谭。忠君爱国更是扯淡，安史之乱的领导者安禄山和史思明就是自小在营州城（朝阳）胡汉杂居血腥打斗底层中混出来的能人。后期两人先后被更有野心的儿子杀掉，这个结局在草原地区也是父子继承的常态。

安史之乱200年后，已经事实独立了200年的河北藩镇中。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就说出了上了中学历史教科书的话——“天子者，兵强马壮者为之”。

现存的唐朝史料很少记载军功贵族们生活细节，比如安史之乱的叛军首领史思明我们能知道的只是他有两个妻子，并和自己的儿子史朝义关系不好。

其他能打的叛军将领，安守忠、崔乾佑的人生轨迹也都是一片模糊。比如崔乾佑出自博陵崔氏，为何去的边疆也不得而知。他们如何升迁，早年经历如何我们更是无从知晓。只是能看到他们的带领下斩杀了十几万唐军。

也许这些人成年后除了打仗和杀戮，别无他物，史官也懒得记录。

大唐也确实慷慨，从太宗打通西域开始，一百多年时间征战就没有停止过。汉人、胡人都能因为军功封侯拜相。

大唐开国功臣英国公李勣回忆他十二三岁的时候就杀人，“我年十二三，为无赖贼，逢人即杀”。当然李绩后来经过多年历练在贞观后期变得非常沉稳。

但是大部分人没有李绩这样的造化，他们只对战友和同僚慷慨，因为这些人是值得信任的“伙伴”。

但对于普通老百姓，爱民如子，秋毫无犯是不可能的。安史之乱前之前大唐军威遍布四夷，唐军留下不少弑杀的记录。只是唐军刀口向外，内陆大部分人获得的是开边的红利，对这些不在意。

太宗征第一次征伐高句丽，面对安市城久攻不破。李绩直接建议城破后屠城来鼓舞士气、此时的唐军还有李世民能镇的住，后面长于深宫只会搞政变的帝王呢？

边疆军团阶层一旦有了自己的意思，不再鸟长安的天子，你有什么办法。

唐代中期府兵制衰落，边疆都是为了功业而来的募兵，而不是内陆的良家子时。只有不断的战争，不断的开边才能满足一波波的“想要进步的人”。他们喜欢战争，花着长安天子的钱，打着自己的仗。“战士阵前半死生，美人帐下尤歌舞”。

玄宗天宝年间，边军已经完全募兵化，此刻对刀头舔血的边军来说，长安的天子不如阵前的大帅，盛唐已经按下了倒计时。

总爆发

一旦边军刀口向内，再雄才大略的君主也难以阻挡这股力量。天宝14载11月（755年），范阳的边军南下了。

除了安禄山和他身边的野心家的一直准备，唐玄宗在天宝13年、14年犯了一堆错误直接酿成大错。他为了安抚安禄山，居然让他将几千名中级军官都替换了，还撤掉了几十名汉将，换成了藩将。如此一来范阳大军的骨干完全变成了安禄山的自己人，成了安大帅的私军。

755年冬，安禄山大军20天就打到洛阳，击溃了封常清6万军队，一天拿下洛阳。

756年哥舒翰出潼关，在灵宝被叛将崔乾佑击败，20万河西、陇右精锐被一战送光。

756年冬天，长安西北的陈陶斜，4万唐军一天之内被安守忠杀光。

757年年中，郭子仪、仆固怀恩指挥的朔方军在长安西部清渠被安守忠、李归仁击败。唐军丢弃辎重无数。

757年9月，郭子仪、仆固怀恩、李嗣业、王思礼指挥15万唐军在长安西南香积寺和10万叛军血战，终于获胜。

757年10月，郭子仪、仆固怀恩、李嗣业再接再厉在潼关以东和叛军再战。凭借着安西回纥联军的出色发挥，官军绕后成功，叛军败北。但是对战中，叛军依靠山势多次从黄河河滩处发动反击，打的唐军“几不能军”差点扭转了战局。

758年~759年的邺城，9节度围堵安庆绪，史思明南下和唐军决战，硬钢郭子仪、李光弼和仆固怀恩等部。最后打败唐军，俘获了几万民夫、工程器械和辎重。

安史之乱打了7年多，从西域、河西、朔方赶来平叛的有良心、忠君爱国军官和士兵基本死伤殆尽了。原本只在北方边境盛行的丛林法则也在内陆生根发芽。比如黄河边的魏博镇牙兵不仅不听天子的，本地节度使也不听。只要拿得出真金白银，都可以为之打仗。

待唐末黄巢掀起巨浪后，李唐皇室彻底失去对天下的掌控。各藩镇的骄兵悍将如锁妖塔被放出的妖魔，短时间让关中到江南的所有大唐子民体验了什么是阿鼻地狱。

曾经晚唐的东南柱石高骈在887年被害。江南的繁华盛景一去不复返。东南城市扬州，这座屡屡出现在唐代诗人诗句中的繁华城市也面临浩劫。

887年吴国的创建者杨行密包了扬州城，在此期间城中过半数的人死于饥饿。在杨行密入城后不久，洛阳的“纵火大师”孙儒这会也加入了南方的战斗。他从杨行密手中夺取了扬州，一直控制着这座城池直到5年后杨行密夺回。这5年时间里太湖周边的苏州、常州等地也遭到洗劫。

一直隐居于东南庆幸自己躲过了两京浩劫的诗人罗隐痛苦的发现。他曾经诗句“三秦流血已成川。”所描绘的画面如今也在他居住的江南地区上演。罗隐居住的苏州因为人口锐减良田荒芜田野间居然出现了野兽。

矫枉必须过正

对于五代、宋初的百姓和皇帝来说，他们没见过开疆域万里，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天朝气象。见到的都是毫无信用，不讲伦理，随意挥刀的跋扈军阀。很多五代军官理解的军纪，是指士兵能不能忠实执行自己的命令，至于奸淫掳掠烧杀抢劫，甚至抓捕老百姓当军粮贩卖给反叛的敌军之类的事都是小事。

所以对于宋初皇帝和士大夫来说，开疆万里的盛唐版图看着确实提气，但是想到那些跋扈到随意废立皇帝，处死宰相，把老百姓杀了当干粮的军阀更是吓得浑身哆嗦。

到了宋初，压制跋扈军人成了所有阶层的共识，宋代以后国家转向保守。军队的调派、训练、后勤有了极多制衡机构，这也是对中唐到五代时期军人治国的矫枉过正。

自此王忠嗣这样累世从军，从小御前培养，二十几岁统帅一支军队，三十多岁掌控全国半数边军的军功二代不会再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