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东南古建 2025年05月27日 17:21 江苏
从衡门到飞檐：中国古建筑中的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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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司马光笔下城垣的沧桑，恰似一扇穿越时空的门扉，悄然叩响华夏建筑文明的记忆。若将目光投向这扇“门”的嬗变，便可见证一种独特建筑的诞生：它不设门板，却以立柱横梁勾勒出精神的场域；它无需围合，却以飞檐斗拱承载着文明的重量。
牌楼，这座矗立于华夏大地上的独特建筑，既是空间的界标，也是时间的刻度。牌楼是中国建筑文化的独特景观，是由中国文化诞生的特色建筑，如文化迎宾门。又是中国特有的建筑艺术和文化载体。
牌楼的历史可追溯至周代的“衡门”——两根立柱架一根横梁的简易门框。《诗经·陈风》中“衡门之下，可以栖迟”的吟咏，正是这一原始形态的写照。至唐代，随着里坊制的盛行，“坊门”成为城市居民区的标识，坊墙上题写名称的木牌逐渐演变为独立的建筑形式。宋以后，里坊制瓦解，坊门脱离墙体独立存在，并融入表彰功德的功能，最终在明清时期发展为兼具纪念性与装饰性的“牌楼”。
牌楼与牌坊的细微之别，亦折射出建筑形制的演变：牌坊无屋顶，仅以立柱横梁构成；牌楼则增设斗拱与飞檐，形似楼阁，气势更显恢弘。两者虽常被混称，却暗含从实用到艺术的升华。
▲衡门（图源云居寺石经博物馆，仅用于学习交流）
基座：作为承重基础，用于稳固立柱，分散上部结构重量。其形制多为石砌须弥座，部分大型牌楼采用多层叠涩设计以增强稳定性。
立柱：垂直支撑构件，材质包括木、石、砖等，数量依开间数而定（如四柱、六柱）。立柱稳固依赖夹杆石——即埋设于地面的石制抱箍，通过夹持柱身底部形成抗侧力结构，此构造区别于宫殿建筑的单体柱础。
坊梁与坊额：坊梁是横向连接立柱的构件，分大额枋、小额枋等，以榫卯结构形成整体框架。坊额是位于最上层的横梁，题写建筑名称或功德语（如“御赐”“忠孝”），兼具标识与纪念功能。
楼顶：牌楼形制的核心特征，由斗拱、檐角、脊兽等构件组成，形似楼阁。其等级通过琉璃瓦色彩与楼数体现：皇家牌楼用黄琉璃瓦，民间多用青灰瓦；楼数以单数为尊（1、3、5、7、9），如“七楼三开间四柱”为典型高等级形制。现存最高等级为九楼，象征帝王权威，十一楼形制因逾制而极为罕见。
▲北京雍和宫东侧牌楼（图源云居寺石经博物馆，仅用于学习交流）
木牌楼：以北方为代表，典型如北京成贤街牌楼，采用松木、柏木为主体，榫卯结构精妙，彩绘以旋子彩画为主，朱红柱身配青绿斗拱，屋顶多为歇山或庑殿式。
石牌楼：盛行于皖南、闽粤等地，如徽州棠樾牌坊群，以花岗岩或青石雕凿，常见“五楼三开间四柱”形制，雕饰多采用高浮雕与透雕，题材涵盖龙凤、瑞兽、戏曲故事。
琉璃牌楼：属皇家特供，以北京东岳庙牌楼为典范，砖石基座上筑琉璃构件，黄绿釉面镶嵌浮雕蟠龙，顶部设琉璃仿木斗拱，彰显“官式建筑”的威仪。
此外，还有水泥牌楼、铜牌楼、砖木混合结构的“砖牌楼”（如山西阳城皇城相府御书楼）、竹构彩牌楼等特殊类型，共同构成多元的牌楼谱系。
空间界定：早期作为里坊、村寨的边界标识，如唐代长安城108坊的坊门；
旌表教化：明清时期成为宣扬忠孝节义的核心载体，安徽歙县郑村贞白里坊即为旌表元代郑千龄家族“贞白传家”而立；
纪念叙事：如北京颐和园“涵虚罨秀”牌楼，以匾额点景，将建筑纳入园林叙事体系；
风水调控：闽粤地区常见“进士坊”“文魁坊”，兼具激励学子与镇守村落文脉的双重功能；
仪式空间：山西解州关帝庙“威震华夏”木牌楼，既是祭祀仪仗的起点，也是民间信仰的物化表达。
正阳门五牌楼，位于北京中轴线南端的正阳桥南侧，是明清时期北京城“国门”正阳门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正式名称为“正阳桥牌楼”，因采用“五间六柱五楼”的独特形制，故民间俗称“五牌楼”。作为正阳门瓮城、城楼、箭楼、正阳桥等建筑群中的标志性节点，五牌楼与正阳门共同构成宏大的礼制空间格局，既是明清北京城礼制空间的象征，也是前门大街空间序列的起点。其形制之精、寓意之深，使之成为中华文明“门”文化的精神图腾。
五牌楼始建于明正统四年（1439年），作为正阳门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化皇城正南门的礼制威严。因木构易燃，历史上多次毁于火灾：明万历、清乾隆至同治年间屡遭焚毁，尤以1900年庚子之变最为严重，义和团焚烧前门“老德记”药房导致火势蔓延，牌楼受损严重，匾额丢失。民国时期，因交通需求与材料革新，五牌楼于1935年改建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取消戗柱，但保留满汉双语匾额。1955年，因城市规划需要，五牌楼被拆除，直至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才依历史原貌复建，采用现代材料重现“五间六柱五楼”形制与“正阳桥”匾额，成为前门大街的文化地标。
五牌楼的结构设计体现了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巅峰技艺。主体以六根通天柱为骨架，柱间以额枋连接，枋间嵌镂空花板，既减轻自重又增添装饰性；每根立柱下方埋设夹杆石，底部以套顶石与底垫石稳固地基。屋顶采用四坡庑殿顶，由斗拱承托，五座楼顶逐层升高，中央主楼最高，两侧次楼对称跌落，形成错落有致的轮廓。明清时期的木构版本以榫卯工艺为核心，构件间辅以铁箍加固；民国改为混凝土结构后，虽取消戗柱，但仍模仿木构细节，如彩绘纹样与斗拱形式。2008年复建时，采用松木为主体，结合现代材料重现“五间六柱五楼”形制与“正阳桥”匾额，成为古建修复的典范。 正阳门五牌楼的历史沉浮，不仅是一部建筑技术演进的实录，更映射了北京城从封建帝都迈向现代都市的复杂历程。其形制之精、寓意之深，使之成为中华文明“门”文化的精神图腾。
国子监琉璃牌楼坐落于北京市东城区国子监街，是全国唯一一座专为教育设立的琉璃牌楼。它位于国子监建筑群中轴线上，矗立于太学门与辟雍殿之间，是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为强化国子监“天子之学”的象征意义而建。牌楼通体采用黄绿琉璃构件，顶部覆盖黄色琉璃瓦，与周边灰瓦建筑形成鲜明对比，凸显其皇家敕建的尊崇地位。作为辟雍殿的门户，其形制为“三间四柱七楼庑殿顶”，正面匾额镌刻乾隆御笔“圜桥教泽”，背面题“学海节观”，寓意教化四方与治学有度，是清代崇文重教政策的物质载体。
国子监始建于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初称“国子学”，明清两代多次修缮扩建。琉璃牌楼的建造与乾隆时期对文教的重视直接相关，乾隆在《国子监题咏》中明确表示“国学为人文荟萃之地，规制宜隆”。值得注意的是，牌楼所在位置原为元代崇文阁旧址，明代永乐年间重建后称“彝伦堂”，清代辟雍殿建成后，牌楼成为连接教学区与礼仪空间的核心节点。其建造过程严格遵循《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动用江南匠作与琉璃窑厂，历时三年完工，成为清代官式建筑的标准范本。
主体结构采用抬梁式构架，以六铺作斗拱层叠出挑，外檐补间铺作运用斜拱技术，将屋面荷载通过锥形结构传递至柱础。角科斗拱采用鸳鸯交手拱构造，这种宋代《营造法式》记载的工艺在明清官式建筑中已属罕见。正脊螭吻高2.3米，以分段烧制技术实现模印贴塑鳞甲，垂兽内置铁制拉筋与木基层刚性连接。2019年修缮时发现，屋面琉璃瓦当烧制温度达1150℃，胎体致密度远超普通陶瓦，檐下梁枋保留明代旋子彩画遗韵，平板枋墨线包袱锦纹含明代石青矿物颜料，挑檐檩底面残存贴金痕迹，印证了《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中“檐檩饰金”的规制。这种结构体系既满足大型礼仪空间的承重需求，又通过琉璃构件的模数化设计实现快速建造，堪称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技术巅峰。
▲琉璃牌楼（图源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仅用于学习交流）
牌楼不仅是建筑，更是中华文明的精神图腾。其形制之变，映射着从封闭里坊到开放街巷的社会转型；其功能之丰，承载着旌表、纪念、伦理教化的多重使命。雕梁画栋间，龙凤喻皇权，蝙蝠寓福寿，松鹤颂长青，每一处纹饰皆是先民宇宙观的凝练。
今日，牌楼更成为文化认同的象征。伦敦唐人街的“中国太平”牌楼、巴黎世博会的中国馆门面，无不以东方形制对话世界。而在乡村振兴中，仿古牌楼亦焕发新生，如南充下张村的“村门”，以传统形制凝聚乡愁，激活文化自信。
牌楼，这一屹立千年的“中华名片”，正以凝固的诗行，书写着过去与未来的对话。它不仅是历史的丰碑，更是文化基因的活态传承——在砖石与木构的交响中，见证着一个民族对美的追求，对德的崇尚，以及对永恒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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