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00年前,在如今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一场无声的权力博弈被封印在了黄土之下。

一根涂成红色的长杆,伴随着大量猪下颌骨和兵器,陪葬在一位权势显赫的贵族身旁;而另一把绘制着黑绿粉三色纹路的漆木尺,却孤零零地躺在最高等级的“王墓”里。

这两件东西本该是不可分割的一体,它们合在一起,便是古人“立表测影”的神器——圭表。

这次令人费解的“分葬”,不仅揭开了一个被尘封千年的权力制衡秘密,更意外地为我们破解了“中国”二字中,“中”字的真正起源。

这不仅仅是一次考古发现,更是东亚大陆上最早的“权力制衡”实物证据。

提到“中国”,咱们总是习惯性地理解为“中央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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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初年的何尊铭文里,周武王在营建洛邑时留下了“宅兹中国”的豪言,史书也印证了这一点。

按照《周礼》的说法,古人寻找“地中”——也就是大地的中心,有着极为严苛的标准:夏至正午,日影长度恰好为“一尺五寸”的地方,就是地中。

洛阳一带因为符合这个天文特征,被视为天地相合、四时交汇的神圣之地,在此建都自然能号令天下。

所以说,“中国”的概念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坐标,而是一个通过天文观测确立的政治法统。

但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在那个文字初创的洪荒年代,究竟是什么东西定义了“中”?

长期以来,学术界和大家都觉的,“中”字的甲骨文原型是一面飘扬的旗帜,或者是一根立在地上的测影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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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竖代表直立的杆子,中间的圈或口代表四周的区域。

这听起来挺合情合理的,毕竟“立表测影”是农耕文明的头等大事,那会儿谁掌握了时间,谁就是神。

然而,随着陶寺遗址考古发掘的深入,那些沉默的文物开始“说话”,它们给出了一个完全颠覆传统认知的答案:最早的“中”,可能根本不是那根高高竖起的杆子,而是那把横在地上的尺子。

让我们把目光拉回到陶寺遗址那两座神秘的墓葬。

那根出土于早期贵族墓的红色长杆,复原后长度约为2.25米,这就是“表”。

在古代,它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别称叫“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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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叫股?

因为早期人类测量世界是“以人为度”的,大腿骨支撑人体站立,所以表也被称为股。

当正午的阳光照射在表上,投下的影子就是“勾”,这就构成了著名的“勾股定理”的名称来源。

更有趣的是,“表”这个字后来还演化出了“手表”的称呼,可见其测量时间的本质从未改变。

这位贵族墓主人随葬了17支箭杆、18枚骨镞,还有惊人的132副猪下颌骨。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猪就是行走的存折,这哥们无疑是一位手握重兵、掌握实权的军事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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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更尊贵的东西在王墓里。

陶寺中期的这座王墓,虽然历经沧桑,但并未像其他墓葬那样遭到晚期的报复性破坏。

在这里,考古队员发现了一把名为“木胎漆绘圭尺”的神器。

这把尺子距今约4100年,制作工艺之精湛令人咋舌,第11格刻度被特意突出,经过测算,这正是夏至正午日影的长度。

这与《尚书》中唯独强调“敬致夏至”的记载不谋而合。

更关键的是,这里还出土了配套的玉琮游标、玉戚垂悬等精密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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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中”:史前又一重大发现,难怪“中”字是口加一竖

很显然,虽然立表看起来高大威猛,但在古人的价值观里,这把能够解读日影、划分季节的“圭尺”,才是王权的真正象征。

没有这把尺子,那根红色的杆子就只是一根普通的木棍,除了打人什么也干不了。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圭表会被分置。

这背后折射出的,是4000多年前早期国家内部一种精妙的权力分配机制。

想象一下,如果想要通过观象授时来指导农业,从而掌握统治合法性,你需要两样东西:表和圭。

现在,军事贵族掌握了“表”(硬件),王者掌握了“圭”(软件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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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拿出任何一样,都无法完成测影的工作。

没有表,圭就是一根画了线的木头;没有圭,表投下的影子就没有任何意义。

这意味着,只有当掌握军权的贵族与掌握王权的君主通力合作,在特定的祭祀场所将两件神器合二为一,才能通过“天地之所合”,进而发布政令。

这招太绝了,简直就是古代版的“核按钮双重钥匙”制度。

正是在这种对圭尺的极致推崇中,我们找到了“中”字的真容。

传统的“旗帜说”解释不了甲骨文“中”字里,那个“口”字上下为何会有像丝带一样的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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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我们看一看陶寺出土的实物,一切都豁然开朗。

在测量日影时,正午的影子投在狭窄的圭尺上,稍纵即逝,很难捕捉。

为了准确记录,古人发明了一种“玉琮游标”,这是一个可以套在圭尺上滑动的玉器。

当影子投下来,观测者迅速移动游标卡住影子的位置,以此来读取刻度。

试想一下那个画面:一根横放的圭尺,中间套着一个方形的玉琮游标。

如果我们把这个画面竖起来看,或者在造字时为了书写美观而将其竖置,这不就是一个活脱脱的“中”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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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甲骨文里那些上下飘舞的“丝带”,很可能是为了防止游标滑动而绑扎的绳索,或者是为了某种祭祀目的而系的装饰。

这种解释,比单纯的“旗帜说”更符合考古实物,也更符合“中”字所蕴含的“精准”、“核心”的政治意味。

所以,当我们今天书写“中国”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描绘一幅4000年前的政治图景。

那个“中”字,不仅仅代表方位上的中央,它最初的模样,是一把套着玉琮游标的圭尺。

它是王权的信物,是沟通天地的媒介,也是文明初开时,先民们试图通过测量时间与空间,来建立人间秩序的伟大尝试。

从陶寺的圭表分置,到周公的宅兹中国,这条历史的脉络清晰可见:谁掌握了圭尺,谁能精准地测定地中,谁就拥有了为天下立“中”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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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中国”二字背后,最硬核、也最浪漫的历史真相。

参考资料:

何驽,《陶寺遗址考古与“中国”概念的起源》,《考古学报》,2020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5年。

许宏,《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三联书店,2014年。

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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