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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白话来说,思维和语言有一个相互交织、相互支持的过程。语言允许我们表达和操纵思想,使它们更容易理解和交流。相反,思维提供认知框架,赋予语言意义和目的。
也即思想与言语,经纬交织,相生相契,互为依傍。言语替思想裁就衣裳,教那些缥缈的念头得以显形,能教人捧在掌中细看,亦能渡到他人心岸上去;而思想则为言语注入了魂魄,若失了思想的骨架,纵有千般辞藻,亦不过是风中絮语,徒有声响而无意味。
此等迷思虽实证研究迭出,仍如影随形般困扰着语言影响思维之探索。主要有四。其一曰’语言既与思想浑然一体,则探讨谁影响谁实属徒劳’;其二曰’语言既与文化及社交水乳交融,则断难将思维差异独归于语言’;其三曰’方法论困局重重,除却语言传递事实信息这类浅见外,余者皆难证实’;其四曰’语言对思维之影响,盖从’全然无关’至’完全主宰’渐次变化,各家争论不过在此尺度上各执一端耳。
前三者实非根本性驳难,无由阻断探究之路;末一假设亦非框定问题之善法。虽未特立某说以明语言如何塑造思维,然综观诸家研究,可知此种影响确有可能存在,正待语言学、思维学深掘精研。譬如舟行迷津,虽未得确然航道,然已知必有可行之路,惟须更备楫橹以探幽微耳。
好比中国人说「意境」二字,西方人纵使译得artistic conception或是situation,终觉隔了一层纱幔。这便是思想借言语显形,而言语又反过来雕琢思想的明证。我们心中万千思绪,必得经过言语的琢磨,方成珠玉;而言语若失了思想的滋养,便如枯河之舟,徒具其形,再不能渡人了。
世上有一种语言,便是中文,竟可将’你”我’二字随意省略,譬如说’改日奉访’而不言访谁,闻者自明。这般语言,每能养成人与人间之黏合劲道。尝闻学者考究,谓用此等语言者,其人对雇主之忠心,较之必言’你我’之西人尤甚。盖’你”我’分明,时刻提醒主客之别;而浑然一体之言谈,竟可潜移默化维系人我之谊,斯亦奇矣。
又有一班学者,欲究语言如何囿限思想,遂较考英伦人与新几内亚当尼族之辨色能力。英语析色为十一色,而当尼语仅分明暗二色。初时以为当尼人既乏细分之色名,辨色之能必逊。岂料其辨色之精微,竟与英人无二。近时学者乃悟:语言固然可扰感知,然此扰多在左脑(主司语言之处),右脑超乎言诠,故目之所接,初不囿于文字之限也。
观语言之于思维,犹栏栅之于庭园,虽限其形,终不能囚其生机。中国人言色,虽止’月白”鸦青”竹青”黛蓝’数语,然画师运彩,文人赋诗,何尝见其窘迫?盖心灵能越言筌,每于无字处见得真章,此正是人类灵性之妙处。
人类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其一在于言语之能。此语言之力,不仅流于唇齿之间,更潜入灵台深处,编织吾辈思绪之经纬。有学者(Lev Vygotsky)云,内语者,迥异于外言。其速若电光石火,其意若流云变幻,盖因内语无须受文法之桎梏,亦不必虑他人之解否。恰如稚子戏于庭前,自言自笑,此即维果茨基所谓’自我中心言语’,实乃思维初具人形之始也。
夫意识之成,半赖语言,半藉工具。昔者结绳记事,今者网络传情,工具代革,意识随之嬗变。读书写字之技,已重塑吾人思考之途;方今影像纷纭之世,更将心识染就新色。维氏(Vygotsky)尝言,音乐、绘画、数理符号,皆属文化工具,皆能陶铸心魂。然语言终为众艺之基,赋予吾人时空之念、自我之识、抽象之思。
至若他类生灵,虽亦有情有智,然终缺语法编织之符号系统。彼辈可感苦乐,可识亲疏,却永不能如吾人般自问’我是谁’,亦不能构’明日’之思。哲人纳格(Thomas Nagel)问’作蝙蝠是何光景’,实则此问本身已堕人类中心之窠臼。盖蝙蝠虽具知觉,却无自省之能,更无表述之技。
然语言虽为意识之钥,其在大脑中如何显现,仍是未解之谜。分子如何跃动,神经元如何交织,脑区如何呼应,此皆待后人探赜索隐者。惟可知者,吾人每欲窥探己之深心,便如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所言’欲速燃煤气以观黑暗之貌’,观察之举本身已改观察之物。此乃意识研究之悖论,亦其迷人处也。
语言与思维,如影随形,相激相荡。内语默运于中,外言宣之于外,工具传之于代,文化浸之于世。四者交织,乃成人类意识之独特锦绣。而他类生灵之心识,纵有相似之神经基础,终因缺此锦绣,止于知觉之域,未臻概念之境。此乃造物之殊异,亦人类之独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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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途思辨录:思维定义语言还是语言定义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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