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认识徐炳南校长，还是在红旗中学任教的时候，或者说还能追溯到更早。上世纪60年代，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紧接着文化大革命运动，那时担任黟县中学团干的徐老师正风华正茂，意气风发。他组织的学校文艺宣传队在县城及周边乡村的演出大受欢迎，好评连连，徐炳南的名字也由此在老百姓当中传开。都说县中那位年轻的戴眼镜老师是上海佬，见识广、水平高。当时站在台下看演出的我就认识了他，可惜的是他不认识我。徐校长认识我是在80年代，红旗中学校园内，他的学生程信培家的酒桌上，我与信培（英语老师吴建白的丈夫）兄是邻居，咱俩一同在横沟弦长大，关系不错。信培请老师喝酒，邀我作陪，觥筹交错间，徐老师就认识我了。酒酣之处，也就有了愿意到他麾下干活的承诺，也就有了几年后在五通殿职高的两年时光。这短短的两年，竟也几乎成了我职业生涯中，行事最为愉悦的片段之一。
徐校长是上海人，其祖籍在广东省蕉岭县，抗战爆发那年出生在上海虹口区。他曾告诉我，自己家世代经商，为躲避战乱，出生不久便全家迁下南洋。其先祖在印尼有祖业，便在那定居下来，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又从印尼迁回上海，算起来徐校长也算是归国华侨了。不过这也是他在酒酣微醺后说的话，平日里可是只字不会提的。1957年，徐校长高中毕业，响应号召，报名参加了上海知识青年支援内陆山区建设，来到了黟县农村，以落户的方式安置在西武古竹村农家。那时一同来黟县的上海知青有180多人，如今我能记得他们名字的有王幸之、许铭城、陈克俭、江世清、朱贻琯、顾文忠、钱绪凤、陆全根、王懋林、钱锦成、周启东等。这批上海知识青年的到来，给偏僻闭塞、发展滞缓的黟县，带来了一股清流，刮来了一阵春风。往后的数十年，他们在这里成家立业，大部分人都已经从农村走出来，走向各行各业，为这千年古县的社会经济发展，奉献了毕生精力。我想，这也是应该在地方史志中记上浓笔重彩的一笔，徐炳南校长就是其中之佼佼者。
那个年代的山陬小县，各个方面都稀缺人才，尤其在文教卫生方面尤为突出，仅教育，1957年的全县中等教育还仅有一所初中，处在皖南地区最落后的状态，读个高中，还要走到休宁的万安、屯溪。1958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掀起，各行各业大跃进，教育自然也毫无例外地随之跃进。这一年，全县小学由1956年的89所一下子发展到139所，两年猛增了50所。这一年，黟县初中开始增设高中部，易名为“安徽省黟县中学”。这一年，县文教科在麻田街天主教堂创办了“县初级师范学校”，县卫生科在西武乡陈闾村（后迁横冈村）创办了“县初级卫生学校”，县农水局在横冈村创办了“初级农林学校”（后易名为“安徽省黟县农业技术学校”，简称“农校”）。一年之间，增办了这么多学校，教师队伍就急需大量扩编。于是，1957年底来黟县的这批上海知青中，相当一部分人便走进了学校，走上讲台，当了老师。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县城碧阳小学就有好几位老师，如戴祝莉、张珊珍、刘玉仙等，他们都是上海人，该不是就是这批知青吧。徐炳南就是在这个时候参加了教师队伍，走进了黟县中学，并先后担任了学校团干、教务处副主任。文革期间，县中老师分散下迁，他先后到东源初中、际联初中、西武初中任教，继而担任了西武初中副校长。1983年，徐炳南校长领衔在渔亭原县玻璃厂旧厂房，创办了“黟县农业技术学校”，年底，学校搬迁至县城附近五通殿的县“三花园艺场”，更名为“黟县高级职业中学”。自此，徐校长就一直工作在这里，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调到黟县职业高中，再次见到徐校长时候，他已经是个年过半百的小老头了。徐校长个子不高，脸庞消瘦，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后面，眼睛炯炯有神。他在教育战线上辛勤耕耘了三十年，虽然头发有些过早稀疏，脊背也稍显有些佝偻，但其精气神却依然充盈旺盛。兢兢业业，忙忙碌碌一直是他的工作常态，在校园里见到的徐校长，总是手上拎着一大串钥匙，肩上挎着帆布工具包。农机坏了他能修，钥匙丢了他包配。就是平时在路上，见到了一枚小螺丝、小铁钉，他都会弯腰捡起来，装进挎包里。每天清晨，徐校长都会站在校门口迎接着师生到来。有时因半途自行车坏了而迟到的，他就会上前接过车，笑嘻嘻地说：“放学以后再来拿。”保证你在放学时能拿到修好的自行车。两年间，老徐概给我修了三次车，一次是脱链，两次是补胎。
那个时候的职高，老师被要求一律在校住宿，且每星期五晚上还得集中学习两小时，这对我来说可是一大难题。当然我理由也很充分：双亲已年迈，小女读小学，爱人工作也是要频频下乡，还有一位残疾老哥需照应。故老徐特批我不必住校，可以走读，甚至还悄无声息地停止了“周五晚集中学习”，这是一项打建校以来雷打不动的规定。夜学习的取消，自然引起了一帮小年轻的欢呼，他们背地里对我说：“老徐的规矩，可不是一般人可以破的！”两年间，我随同他曾到碧山乡刨坑植树，到西武乡茶园除草，到对面孵坊帮忙潘银顺老师饲养樱桃鸭，到五里村观摩朱永安老师指导村民果树剪枝，参与郑仪老师指导学生制作茶叶，还随同他一道参加农科教活动方案制定、农业科技职业中专班教学计划研讨、森林经营管理中专班招生计划的拟定申报。两年里，他对事业的勤勉付出，对同仁的热情诚恳，对生活的严于律己，成了我人生中永远忘不了的印象。
当然，永远忘不了的印象，应该还有那么一大群同行伙伴们。在篮球场上、围棋盘前，还有西子湖畔的结伴活动。还记得咱们一帮人翘班，溜去青山分场围观《菊豆》的拍摄而一睹巩俐演技。尤其是中午开饭，那排平房前的空地上，“日头窝”里大家围成圈，一边用餐，一边聊八卦。每见此，徐校长不屑一顾，也不见批评，而学生见了却也有碍瞻观。我当选工会主席后，趁机向老徐进言，便在那排平房中挤出一小间作为“工会活动室”，实际上便成了我们中饭餐厅，于是又博得弟兄们一波好感。中午的餐厅不时有小聚会，少不了有汪荣禄额外烧的菜，有在松树林采的蘑菇，有在周边竹林掰的水笋，有一次还在苗圃里打了一条蛇。天寒地冻时节，有人会拿出一瓶酒，那是盐水瓶的散装酒，几口酒下肚，暖和一下午。记得经常到这里用餐的有吕青、汪建清、张贵元、黄胜、金文胜、黄旭东、叶杰辉、程新政、韩烨、王福英、余瑾、顾缨、赵宇等人。几年后，其中有十来人也先后调到县中，我们再度成了同事，且直到我退休。两年县职高的生活，转眼即逝。当徐校长在我的调离申请报告上签了“同意调离”的字样时，感觉他是有些情绪的，似乎在闷郁不快中，还交杂着理解与无奈。办完了交接手续，在“宴宾楼”的送行酒宴上，老徐说了不少话，也喝了不少酒，只是怎么也没能想到，这竟是咱俩的最后一次。
调到县中担任两个班的语文和一个班主任，日子甚是平常，在一个学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徐校长带着职高的文化课老师到县中开展教研活动，这是我牵头与县中领导联系的。徐校长与县中江校长是早先县中老同事，自然没问题。一切都没有刻意安排，听课随堂听，评课随年级评，中餐也在学校食堂用餐。我恰好下午有语文课，便没有参加评课后的活动了。那天下班后，我回到红旗初中的住房，烧好晚饭，刚端起饭碗，就见职高的同事王福英老师（时丈夫友平兄也住红旗）骑着自行车从坡上飞驰而下，她来到跟前气喘吁吁地说：“刚才老徐回家路上被流氓打了，很严重，已经送到县医院！”听到这消息，我急忙丢下碗筷，立马骑上自行车直奔县医院。急诊室内围满了人，只见老徐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双眼紧闭，头部肿得老大，隐隐还能见到斑斑血迹。我赶紧问前来抢救的主治大夫王跃建，只见他对着我只是叹气摇摇头。这时，县中的余耀斌老师也从外面闯进来，一下扑倒在床前跪下，嚎啕大哭起来。耀斌兄是徐炳南老师的得意门生，感情丰富，情感真挚。他这一哭，引起满室一片哭声，我自然也流下伤悲眼泪。
几天后，细雨蒙蒙，在县职高小礼堂的追悼会上，老韩宣读的悼词。悼词写道：“1983年，黟县中等教育结构改革，他奉命主持黟县职业高中的创办工作，为开创黟县职业技术教育作出了重大贡献。1985年，被安徽省人民政府授予“优秀教师”称号。1991年6月6日，徐炳南带领教师到黟县中学听课，下午回家途中，面对流氓滋扰，挺身而出,勇敢地给予谴责和制止，不幸惨遭毒打而牺牲，终年54岁。”事后想想，假如我没去牵头联系这场活动，假如那天没课也去食堂凑一下热闹；有假如在老徐到崇教祠看他当年住的房间时，再多聊会儿话，甚至拉住他吃过晚饭再走，这场悲剧或许就会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