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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内部不同文化之间，一方面各有特色，一方面也在不断地交融汇聚。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集团的形成往往以语言分化为条件。《礼记·王制》说：“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寄、象、狄鞮、译，是不同地方对翻译人员的称呼，他们是不同族群沟通的桥梁。

中国古代的翻译工作，主要是把“方语”（dialect）翻译成“通语”（koine）。通语就是雅言，雅言就是华夏民族的共同语。王国维说“物名有雅俗、有古今”，古语、俗语都活跃在历代口语里，与通语不尽相同，需要加以训释或翻译。《尔雅》便是流传下来的“释雅以俗，释古以今”的工具书。王国维发现，古代草木虫鱼鸟多异名，故应侧重解释名义，兽与畜少异名，更需要侧重释形体。但不管是释义还是释形，历代古书还是现实口语，草木鸟兽虫鱼都有大量名异实同的现象。所以从《尔雅》、西汉扬雄《方言》（全名是《遒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到东汉许慎《说文》，再到刘熙《释名》、班固《白虎通》，都很重视对这类词语的收集和训释。

古今中外，任何语言都可能存在固有词和外来词两大类词语。大多数情况下，固有词占优势，外来词在数量上不会很多。随着两种语言或者方言混合程度不断加深，外来词替换掉了越来越多的固有词，那么这种语言或许也就发生了质变。举个例子，中国古代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都有百越族群的分布，不同地方的越人又有不同的名称，比如吴越、骆越、扬越、滇越、山越、南越等。现在来看，作为百越人后裔的壮侗民族，已经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基本格局。而之前原本属于越人分布的地区自然已经汉化了，语言自然也从越语转变成了汉语。

历史上从“越”到“汉”的语言转换何时完成，不太容易说定。但至少在东晋郭璞时代，好像还没完成这种转换。郭璞在给《尔雅》《方言》《山海经》等古书作注时，记录了大量方言、俗语。其中有相当多属于以南朝金陵一带方言为中心的古江东方言词。比如把水中浮萍叫作“薸”，读音同于水瓢的“瓢”，还保留在长江以南的汉语方言和壮侗语里。它就是百越语被汉语替换过程留下的“底层词”。

我们想要谈的，是一些隐藏在古书里的和生肖动物有关的俗名，这些词并没有像“薸”一样被汉语口语保留下来。其作为“舶来品”，给我们提供了古代民族交往的很多珍贵信息。限于篇幅，不能面面俱到，就选几个做集中讨论。

（一）先说马为“无梁”。《华阳国志·南中志》（卷四）说到有个地方叫存䣖县，古代属犍为郡，县内有个拴马的地方，那些马柱子成了一片树林，当地的夷人称之为“雍无梁林”，所谓“无梁,夷言马也”。单从字面上看，马为什么叫作“无梁”，叫人无法理解。

再看《山海经·海内北经》里的一段：“犬封国曰犬戎国，状如犬，有一女子方跪进杯食。有文马，缟身朱鬣，目若黄金，名曰吉量，乘之寿千岁。”郭璞注说：“量一作良。”《海外西经》也说到“文马”，郭注说“文马即吉良也”。“梁、良、量”古代也都同音（声调稍异），那么犬戎国说的“吉良”“吉量”和夷言“无梁”，是否同一件事呢？

从上至下：[明]蒋应镐绘《山海经》图本中的犬戎国、吉量（来源：《古本山海经图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

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须看《诗经·大雅·文王》这一句：“王之荩臣，无念尔祖。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这里“无念”的“无”并不是表示没有的否定词，《毛传》已经说得很清楚，“无念，念也”。清代学者陈奂也明确说，这里的“无”只是个发声词，并没有实际的词义。同样的道理，表示马的“无梁”“吉量”，前一个音节“无”“吉”也是发声词。

古书里还有马为“駹”一说。《周礼·秋官·犬人》：“凡几珥沈辜，用駹可也。”这里的“駹”可以理解为某种杂色动物。因为古书里“尨”就表示杂色，《左传·闵公二年》：“衣之尨服，远其躬也。”相同声符的字还有“哤”，《国语·齐语》说“杂处则其言哤，其事意”，“哤”用来表示混杂、杂乱。牻，《说文》称之为“黑白杂毛牛”。由此类推，“駹”从马、尨声，应该是跟杂色马有关。

“马”的叫法在古藏文是rmang，缅文是mrang，还有的藏缅语中马读作ku-mrang。这说明，古人听到夷言马的说法，用单音节来记，就是“駹”mrang；用双音节来记，就是“无梁”ma-rang或“吉量”ket-rang。

（二）虎为“於菟”。《左传·宣公四年》说楚人把乳叫作“㝅”，把老虎叫作“於菟”。这个词，扬雄《方言》和班固《后汉书》写成“於䖘”或“於檡”。郭璞为《方言》作的注说：“今江南山夷呼虎为䖘，音狗窦。”

“於菟”“於䖘”“於檡”“狗窦”虽然写法不一，但属名异实同。“於”“狗”作为发声词，“於菟/䖘”（qa-taa）、“於檡”（qa-taag）、“狗窦”（koo-too）读音很相近。而且这里的“菟/䖘”等字形，不应从字面上求其字义，只能将其视作双音节语素里的表音成分。就像《周礼》也把马叫作“龙”一样，并非真的龙、马不分，而是有方语、俗语里马的读音和龙很接近，“於菟”这类词也是同样的道理，古藏文里老虎的读音是stag，古书里的“菟/檡”就相当于藏文的tag，“於”和藏文的s-同样都是无实义的发声成分。

（三）沐猴、母猴和猕猴。《汉书·伍被传》（卷四十五）记载了一段淮南王刘安和楚人伍被的故事。刘安意图谋反，伍被拿伍子胥力谏吴王做例子，表示反对。刘安就把伍被的父母关了三个月。紧接着刘安又召见伍被，再次询问他的意见。伍被便引周文王“因天心以动作”，意思是应顺天命，天下要治而不应该乱。刘安又问，山东有变，应派哪位大将军出征，伍被推举了“遇士大夫以礼，与士卒有恩，众皆乐为用”的黄义。刘安随即又提到了一位淮南蓼太子，说他“非常人也”，而且他品行高洁，“以为汉廷公卿皆如沐猴而冠耳”。

这里说的“沐猴而冠”是个常用的成语，大意是说猴子穿衣戴帽，形容表里不一、拉虎皮扯大旗的那种人。《史记·项羽本纪》（卷三十一）：“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后世学者裴骃、颜师古给这一段话作注，又都把“沐猴”解释成“猕猴”。

除了“沐猴”“猕猴”，古代典籍还有“母猴”一说。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宋人有请燕王以棘刺之端为母猴者。”这里的“母猴”可不是跟公猴相区别的意思，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五十一）一语中的：“《说文》云‘为’字象母猴之形，即‘沐猴’也，非牝也。”

古书里“沐”“母”加在“猴”字之前，是出于何种考虑呢？古缅文的猴子读作mjok，还有些方言和藏语相近，读作muk，这不就是“母/沐”的记音字吗？猴是猴，母、沐也是猴，所谓“沐猴”只不过是个同义复合词，相当于普通话常说的“危险”“恐惧”“和谐”。

（四）“蛇号为鱼”。《山海经·海外南经》：“南山在其东南，自此山来，虫为蛇，蛇号为鱼。”张永言先生的《语源小札》讨论过这段话的来历，还引了唐代中期修撰的《恩平郡谱》“蛇谓之讹”作为佐证。“鱼”“讹”同样不可照字面来解，都是记音字而已。

恩平郡即今广东省恩平市，古属百越之一的南越之地。古越语里蛇的读音和今天海南临高话的ngia、壮语和傣语的ngu相类似。《山海经》成书于汉代以前，当时汉语的“鱼”字也读作ngia。《恩平郡谱》成书于唐天宝（七四二）至乾元（七五八）之间，当时的“讹”字大致读nga。为什么不同时代，会用不同的汉字记音呢？那是因为汉语的字音也是与时俱变的，这恰恰说明，不同历史阶段的古书，在选择汉字来记录南方越族之类先民的俗语时，是有所考量的。

张永言在他的《语源小札》里感叹，古越语里“蛇”这个词，“时经两千多年仍然一脉相承，光景如新，这令人惊叹不止”，也印证了《山海经》这部“奇书”的确是意涵丰富，“如能多加探明，不论对语言史或民族史的研究都将大有裨益”。

顺便提一下，古书里还有两个和“蛇”有关的字，一个是“闽”，《说文》释为“东南越蛇种”。《周礼·夏官·职方氏》说“七闽、八貉”，“闽”是南方部落的名称，得名当与动物有关。另一个是“虺”，《说文》：“虺以虫鸣。《诗》曰：胡为虺蜥。”一般的解释是某种小蛇，古音大概是sngul，《诗经·小雅·斯干》说“维虺维蛇”。

（五）犬为“獶獀”。“獀”（sǒu）和“犭叜”是一个字。许慎《说文》在“犭叜”字条下说“南越名犬獶獀”，在“獿（獶）”（náo）条下解释说“㺒也”。“㺒”（多音字，可读yáo）又是“犬獿獿咳吠也”之义。总之这几个字都跟犬有关。

[清]蒋璋绘《指画地支十二生肖图册——狗》，故宫博物院藏（来源：dpm.org.cn）

“獀”是个形声字，先秦古音差不多是su。传统古书找不到“獀”当狗讲的用例。许慎明确指明这是南越（百越的一支）语言里的说法。我们比较一下和越南语同个系属的有关语言里“狗”的读音，有的读作单音节的sor、cho或sho，有的读作双音节的solok或guso。说明《说文》对这个字词的记载是很可靠的。

（六）猪为“豝”。《诗经·召南·驺虞》：“彼茁者葭，壹发五豝。”这里的“五”通“午”，字义如郑玄所谓的“一纵一横曰午”，就是画个十字形，作为投射豝、豵、麋等猎物的靶子。“豝”一般释作母猪，古音大概是pa。

把猪叫作“豝”，很可能是古书记录下来的外来词之一。“猪”在古藏文里读作phag，羌语是pa，彝语是va。苗语或瑶语里“猪”的读音如pa、mpa、mpua、mpai之类。这些“夷言”都可以和“豝”的古音建立关系。“豕”可算作表示猪义的历史最悠久的字了，甲骨文里已经很常见，还有个拿它做声旁的“家”字。

（七）“犩牛”与“犪牛”。郭璞给《尔雅·释畜》“犩牛”条作注说：“即犪牛也。如牛而大，肉数千斤。出蜀中。《山海经》曰：岷山多犪牛。”看来，犩牛、犪牛是同一种牛，名异实同，而且郭璞已经告诉我们，它产自蜀中，那么对于汉族人来说，极有可能是个陌生的叫法。当然，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性，即《山海经》《尔雅》只是记录了牛的某种外来叫法。牛是通名，见于通语，犩（犪）是专名，也是俗语（夷言），直到东晋时代仍然有迹可循，而博闻强记的郭璞为我们保存了这一条珍贵的语料。

[清]汪绂《山海经存》中的犪牛（来源：《古本山海经图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

壮侗语里“水牛”一词的读音，如khwai、kwe、kwi、kui等，和“犪”的读音若合符节，还有的读wi、wa、vai，和“犩”的读音更近。这些音义上的联系，恐怕不能视之为巧合。

（八）鼠、牛与地支“丑”。传统文化里十二地支和十二生肖相对应，比如子对鼠、丑对牛、巳对蛇、午对马。西南地区及东南亚国家历来深受中华文化影响，干支名和它们对应的生肖名，很早就被借入这些汉语的周边语言。

十二生肖与地支对应图（AI绘）

郑张尚芳提过一个看法，他说泰语里表示牛的词plao，代表的其实不是汉语地支“丑”字的读音，而是借用了越南语“牛”的读音plau。之所以要借，郑张先生认为是因为古泰语的“鼠”读hnu，正好和“丑”hnu古音发生冲突了，所以要从别的语言辗转借用。照常理来看，这个观点不免有些迂曲，何况我国西南地区的傣语、布依语里用作地支的“丑”，也读pau或piao。这些语言更不可能从越南语去借“牛”的读音来当地支名了。

其实破译这一历史“谜题”并不困难，郑张先生大概是忽略了这么一个事实：今天作为古越语后裔的水、毛南、佯僙、锦、莫等民族语里，“黄牛”一词的读音就是pu或po，更早期的读音可能是plu、plau。这不正是地支名“丑”plao得名的来历吗？自己的语言里就有，就用不着舍近求远、舍内求外地另寻他源了。跟古泰文hnu（鼠）和古汉语hnu（丑）是不是同音的问题，也就更没关系了。

                                                         三

《汉书·艺文志》说“礼失而求诸野”，大概的意思是说，雅正的文化制度如果失传了的话，可以求之于民间。套用这句话，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古代的鸟兽虫鱼，各种名称纷繁多样，既有用于庙堂之上、求雅存正的“通语”，也有留存在闾里小民、山野村夫口中的“俗语”。所以，有些古书里失传或者说“废弃”的词语，反而在南方的口语里还是鲜活的存在。就比如表示锅子的“鼎”，两汉以后的北方话就不用了，但闽、广一带的方言和作为古越语后裔的壮侗语里，至今仍然是个常用口语词。

先秦两汉的传世古书、出土文献所记录和传承的，不用说自然是华夏雅言，但也有少数似乎属于例外。我们上面谈到的关于蛇、马、虎、猴、犬、牛、鼠等生肖动物的一些名称，古书里有的明确说是“夷言”，也就是蛮、夷、狄、戎等番族的语言。有的即使没有明说是四夷之言，但从地域上看，显然也不是黄河流域、中原一带的汉语（北方标准语），到底是雅、俗之分，还是汉、番之别，恐怕很难说得清楚。如果抱着只有中原汉语才算雅正，其他地方的语言都属俚俗的狭隘观念，那就回到了华夷之辩的老问题上去了。

张光直有篇遗作《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收录在他的演讲集《考古学专题六讲》里。张先生说，按照有些西方学者的看法，中国文明的很多项特质都是外来的，其中就包括我们讨论的牛、羊、马、水牛等动物。连“实”都是外来的，“名”自然也是从别的语言借来的了。一方面，我们看到夏、商、周三代在很多文化制度上是有连续性的，但另一方面，夏又被视为“中心”，所谓“茫茫禹迹”，因为“夏”也就是“雅”，夏人所处的就是“中国”。国内外都有学者提出，商在东方，属东夷，语言与壮侗语有关联；周在西方，属西戎，语言与藏缅语有关联。

回到我们一开始提到的，中国文明的起源，可以肯定是“中心”与“四裔”并存的格局，用张光直的话说：“史前的‘中国相互作用圈’便是历史时代的‘中国’的地理区域的基础，而圈中所有的区域文化都是历史时代中国文明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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