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81岁的郑洞国在接受采访时，当记者提到1948年的长春围困战，他不禁感慨万千。直言长春之败，非战之罪。若按最初计划收缩沈阳，10万大军何至全军覆没？是蒋介石的四次决策摇摆，一步步把国军逼上了绝路。
作为黄埔一期骨干、中国远征军收复密支那的功勋将领，郑洞国的军事判断力在国民党军内部素来公认。
可在长春城下，这位身经百战的上将却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不是东北野战军的封锁无懈可击，而是南京最高统帅部的命令朝令夕改，让前线将领无所适从。
这场耗时5个月的攻防战，最终以10万国军覆灭、长春和平解放告终。
放弃长春的提议为何被驳回？
1948年初的东北战场，国民党军已陷入被动。经过两年拉锯，东北野战军兵力达103万人，而国民党军东北“剿总”下辖55万人，被分割在长春、沈阳、锦州三大孤立据点，补给线脆弱，协同作战能力丧失。
此时，摆在东北国民党军面前的唯一生路，是集中兵力巩固锦州、打通关内联系，或干脆放弃长春，将兵力收缩至沈阳，形成可攻可守的战略集团。
时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的郑洞国，是最早看清局势的将领之一。
1948年3月初，他向“剿总”总司令卫立煌提交书面建议：
“长春孤悬北线，距沈阳250公里，补给全靠空运，一旦被围必难久持。应立即将新七军、六十军撤回沈阳，与主力会合，既可集中兵力防守，亦可伺机反攻，万不可分兵固守致遭各个击破。”
卫立煌深表认同，当即派郑洞国赴南京面见蒋介石，当面陈述放弃长春、收缩沈阳的战略必要性。
此时的蒋介石，虽已意识到东北局势危急，却在坚守与撤退之间反复摇摆。
1948年3月中旬，牯岭会面中，郑洞国详细汇报了长春守军的困境，直言目前长春至沈阳的公路虽有破坏，但仍可修复通行，解放军主力尚未完全完成封锁，大兵团撤退尚有机会。若再拖延，待解放军形成铁桶合围，恐悔之晚矣。
蒋介石却否决了这一提议，强调：
“长春乃伪满故都，亚洲第一大都市，放弃则国际影响极坏。且长春城防坚固，日寇留下的永久工事足以长期坚守，可牵制共军大量兵力，为锦州、沈阳防线争取时间。”
面对郑洞国“补给断绝后必成死城”的再三恳请，蒋介石始终不为所动，最终以“军令如山”强令执行固守方案。
郑洞国后来在回忆录中，记录当时的无奈：“我深知长春是块绝地，但校长一意孤行，只谈国际影响与城防坚固，对补给、援军等实际问题避而不谈，前线将领纵有万般算计，也难违君命。”
这次战略误判，让长春从“可进可退的活棋”，沦为“被动待毙的死棋”，而蒋介石的决策摇摆，才刚刚开始。
临危受命，郑洞国被迫接下“烫手山芋”
牯岭会面后，蒋介石正式下达命令：成立国民党军第一兵团，由郑洞国兼任司令官，率部固守长春，同时任命郑洞国为吉林省主席，统筹军政事务。
这一任命，让郑洞国陷入两难，他深知长春守不住，却又无法违抗军令。
1948年3月底，郑洞国抵达长春履职。
此时的长春守军，总兵力约10万人，由两大派系组成：新七军是中央军嫡系，下辖新三十八师、暂五十六师、暂六十一师，装备美式武器，战斗力较强，军长李鸿；第六十军是滇军主力，下辖第一八二师、暂二十一师、暂五十二师，官兵多为云南子弟，作战勇猛但与中央军隔阂极深，军长曾泽生。
两大派系在补给分配、作战指挥上矛盾重重，给防守埋下隐患。
长春的城防确实如蒋介石所言“坚固完备”，日寇占领期间，耗费多年修建了大量永久式碉堡、地下掩体和纵横交错的交通壕，核心区域的关东军司令部、中央银行大楼等建筑，墙体厚达1米，可抵御重炮轰击。
郑洞国到任后，虽明知坚守必败，仍尽力整饬防务：加固外围阵地，在城郊构筑三道防线；实施粮食管制，规定军官每日口粮一斤半，士兵一斤，百姓半斤，试图弥合派系矛盾，多次召集李鸿、曾泽生开会协调。
但最核心的补给问题，始终无法解决。
长春远离国民党军后方，粮弹全靠空运维持，而当时的空运能力有限，远不能满足10万守军和数十万百姓的需求。
郑洞国多次致电南京，请求增加空运班次、补充粮食弹药，并规划援军路线，得到的回复却始终是“固守待援，切勿轻举妄动”。
所谓的“援军”，始终停留在纸面，沈阳的卫立煌顾虑解放军围城打援，不敢轻易出兵；锦州的范汉杰自身难保，无力北援；关内援军更是因华北战局牵制，迟迟无法启程。
1948年6月15日，东北野战军正式实施“久困长围”战略，由萧劲光、萧华指挥11个独立师，在长春城外筑起环形封锁线，切断了所有交通要道。
东野采取“逼近包围”战术，前沿阵地与国军仅隔数百米，严密监视守军动向，同时开展政治攻势，瓦解守军士气。
郑洞国曾两次组织突围：1948年7月，新七军、六十军各一部向西南方向突围，遭东野顽强阻击，伤亡千余人后被迫撤回；8月，再次组织突围，仍未突破封锁，反而损失惨重。两次突围失败后，长春守军彻底陷入“守不住、突不出”的绝境。
一道命令导致军心涣散
突围失败后，长春城内的粮食储备日益减少，粮价开始暴涨。
起初，一斤高粱米售价仅几元法币，到1948年8月，已飙升至数百万元一斤，后期更是涨到上亿元一斤，法币形同废纸。普通士兵和百姓无粮可吃，只能以树皮、草根、观音土充饥，城中饿殍遍野，惨状丛生。
此时，稳定军心民心成了防守的关键。
郑洞国多次致电南京，请求空运粮食或黄金，以便在城内发行专属货币、稳定粮价，却均被驳回。蒋介石不仅未解决实际问题，反而在1948年8月下达了一道荒唐命令：允许空军在空运物资时，相机运出部分军政眷属。
这道命令，直接撕开了守军的心理防线。
起初，只是空军家属凭借特殊身份，乘坐运输机逃离长春。看着空军家属大包小包登机，其他军政人员家属和普通百姓炸开了锅，同样困守孤城，为何他们能优先撤离？
郑洞国得知后，立即致电空军驻长春负责人质问，对方却以“此乃南京直接命令”为由拒绝配合。国民党军派系林立，空军直属南京指挥，根本不听他这个兵团司令的调度。
郑洞国随即致电南京，强烈反对这一命令：战时最忌人心浮动，眷属撤离将引发连锁反应，导致军民离心，恳请收回成命。
但蒋介石的回复却是：让眷属撤离，可使前线官员安心作战，无需多议。
这一回复，让郑洞国彻底无力反驳。
事态很快失控。
军政官员纷纷通过贿赂空军人员，将家属偷偷送上飞机；部分军官甚至利用飞机往返的机会大发国难财。
他们将手中的存粮高价倒卖，用换来的巨额法币通过飞机运至南京、上海，兑换成黄金，而普通士兵和百姓却在饥饿中挣扎。
新七军作为嫡系，原本储备的粮食可支撑一年，却因部分军官倒卖，普通士兵的口粮也逐渐短缺；六十军待遇本就低于中央军，粮食分配更是被克扣，官兵怨气日益加深；城中百姓更是无以为生，数万饥民聚集在军政机关外哀求救济，却得不到任何回应。
国民党军官忙着将财富转移出城，而士兵和百姓却在饿死街头，这样的军队，早已失去了战斗的意义。
郑洞国在晚年回忆时，仍对这道命令耿耿于怀，直言蒋介石此举无异于自毁长城，当官的只顾私利，当兵的饥寒交迫，百姓流离失所，这样的防守，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
绳子吊人的荒唐决策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正式打响，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线，直取锦州，切断了东北国民党军的陆上退路。
长春的处境愈发艰难，外援彻底断绝，仅靠少量空投物资维持，而东野已控制长春外围机场，空投飞机只能在3000米以上高空投送，大部分物资落在东野阵地，守军能收到的寥寥无几。
此时的长春守军，早已失去战斗力。
长期饥饿导致士兵两腿浮肿，连走路都困难，更无力作战；军心涣散到了极点，每天都有士兵偷偷越过防线，向解放军投诚。
东野的政治攻势更是精准有效，阵地喊话、散发《蒋军官兵出路须知》宣传品、释放俘虏，让守军士兵认清了局势，不少人甚至带着武器整班、整排投诚。
据统计，仅1948年9月，长春守军投诚人数就达4000余人。
蒋介石心急如焚，于10月10日亲自书写手令，用红布包裹空投至长春，命令郑洞国立即率部向东突围，经四平转至营口，再从海上撤退，空军将提供空中掩护。
郑洞国接到手令后，当即召开军事会议，与新七军副军长史说、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商议。
曾泽生直言部队缺粮日久，官兵体力不支，连走路都困难，如何突破解放军的严密封锁？此令无异于让他们去送死！
史说也附和，东野在突围路线上早已布防，强行突围只会全军覆没。
为敷衍蒋介石，郑洞国只得下令“象征性突围”：部队向城东方向推进数百米，遭遇东野枪炮阻击后，便迅速撤回。
可蒋介石竟信以为真，还致电嘉奖“突围进展顺利”。随后，他召见空军司令周至柔，提出了一个荒唐至极的想法：长春机场已不能降落，派飞机从空中放绳子下去，把郑洞国拉上来。
周至柔虽觉得荒谬，却不敢违抗，只能勉强答应。后来在国防部会议上，周至柔向白崇禧、顾祝同等人转述此事，白崇禧的参谋覃戈鸣调侃飞机飞得那么快，岂不是要把郑司令官拖死？
在场众人哄堂大笑，都明白蒋介石此时已方寸大乱，无计可施。
这则笑谈传到长春后，郑洞国彻底心灰意冷，他深知蒋介石已无任何可行的救援方案，只能寄希望于这种不切实际的空想。
10月18日，蒋介石发来最后一封电报，命令空军对长春实施地毯式轰炸，掩护守军突围。
郑洞国看到电报后，沉默良久，最终复电拒绝：城中尚有数十万百姓，轰炸将导致大量无辜伤亡，且守军已无力突围，恳请收回成命。
这封电报，成了郑洞国与蒋介石的最后决裂，他不愿再为荒唐的命令，让更多人付出生命代价。
起义投诚，长春终获和平解放
1948年10月17日，长春围困战迎来转折点。长期的粮荒、蒋介石的偏心政策，以及东野的政治争取，让六十军官兵彻底看清了国民党的腐朽无能。军长曾泽生经过反复考量，决定率部起义。
当日凌晨，曾泽生派代表与东野接洽，达成起义协议；傍晚，六十军2.6万余名官兵通电全国，宣布脱离国民党军，起义部队撤出长春东半部城区，开赴指定地点整训。
六十军起义的消息传来，长春守军的防御体系彻底崩溃。新七军官兵见滇军起义，士气更加低落，逃亡、投诚现象愈发严重。
10月19日，新七军副军长史说、参谋长龙国钧率新七军3.8万余名官兵向东北野战军投诚，长春西半部城区被东野接管。
此时，郑洞国仅率第一兵团司令部和特务团残部，退守中央银行大楼，仍试图顽抗。东野采取“围而不攻”的策略，继续开展政治争取工作。
周恩来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身份，给郑洞国写去劝降信，晓以民族大义，劝其放下武器。郑洞国在大楼内彻夜未眠，他想起了抗日战场上的浴血奋战，想起了长春城中的累累白骨，想起了蒋介石的四次荒唐决策，内心备受煎熬。
为了不让他为难，手下和解放军秘密接洽，达成了协议。
10月21日凌晨，中央银行大楼外枪声停止。郑洞国在卫士的搀扶下走出大楼，面对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东野官兵，他沉默不语，接受了失败的结局。
至此，长春宣告和平解放，这场耗时5个月的围困战，以国民党军10万余人覆灭、东北野战军仅伤亡2万余人告终。
长春解放后，东野立即紧急调运30万斤救济粮，连夜发给已饿得奄奄待毙的市民。在一周时间里，电灯、电话、邮局、自来水、电车等相继恢复正常，濒死的长春逐渐苏醒。而郑洞国经永吉前往哈尔滨解放区，开始了为期三个多月的学习，此后逐步转变思想，晚年致力于祖国统一事业，直至1991年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