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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同年7月29日，日军占领北平。

平津沦陷，南开大学被日军野蛮轰炸、炮击，图书馆、实验室、教学楼、学生宿舍毁于一旦，校园学子都能目睹日军飞行员的狰狞面目。

北大、清华神圣的校园被侵略者的兽蹄任意践踏，来不及撤走的图书资料、实验器材被强盗们悉数掠走。

硝烟弥漫的北方，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

1937年8月28日，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接到了来自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公函。公函要求：三校南迁长沙，联合组建长沙临时大学。

同年11月1日，三校会师长沙，临时组建的大学开学。历经艰难，最终入学的临大学生共 1452 人，其中清华 631 人，北大 342 人，南开 147 人，另有战时特殊情况下借读生 218 名 。

但课桌未稳，部分教授和学生还没到来，长沙的天空就响起了空袭警报。命运并未就此眷顾这所临时组建的学府。长沙临大开学仅一学期，京沪前线战事急转直下，局势愈发危急。

1937年11月12日，淞沪会战以中国军队的失败而告终，上海也于这一天沦陷。紧接着，一个月后，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寇沿长江一线步步紧逼，危及衡山湘水，长沙立成危卵。

11 月 24 日，日本飞机首次轰炸长沙，火车站附近小吴门一带瞬间成为火海，300 余人死伤，本为后方重镇的长沙，刹那间充满了火药味，人心惶惶。到了 1938 年 1 月初，师生们已无法安心上课，学校严格的军事管理也陷入松弛。

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长沙临时大学不得不再次考虑搬迁。最初计划迁往桂林，但因种种原因作罢，最终将目标锁定在了远离战争威胁的西南大后方 —— 春城昆明。

不过，这一决定起初遭到了教育部的质疑。新上任的教育部长陈立夫向联大常委、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转达，蒋介石担心大学频繁搬迁会影响士气。但鉴于形势日益恶化，最高当局最终还是接受了搬迁计划。

1938 年 1 月上旬，陈立夫表示教育部基本同意长沙临时大学搬迁昆明，19 日又转达了军委会大致相同的决议。次日，长沙临时大学常委会举行第 43 次会议，正式做出全校迁往昆明的决议。

决定西迁昆明后，摆在眼前最现实的问题便是如何前往。全校 2000 多师生眷属的整体搬迁，谈何容易，经费、交通、安全三大难题横亘在前，而经费不足更是首当其冲。1 月 22 日，长沙临大在迁校布告中规定，教职员学生需于 3 月 15 日前到昆明报到，路费与津贴为教职员每人 65 元，学生每人 20 元，沿途各办事处人员外加食宿费和每人每日办公费 5 元 。然而，当时长沙至昆明的路费至少需要 55 元，即便乘车走颠簸的陆路，学生自身也需支付 35 元。按照当时的物价，每人每月 5 元便可生活得不错，35 元相当于一名成人七个月的生活费，这对于多数学生，尤其是来自战区失去家庭资助的学生而言，无疑是沉重的负担 。

不仅学生经济紧张，一些教授也捉襟见肘。七七事变爆发后，南开大学财产损失惨重，教职员薪金受到严重影响。北大虽为国立，但战事累及国家财政，教职员收入也不能按时足额发放。清华虽以庚款为后盾，原本经费不成问题，但融入临时大学这一整体后，也只能与北大、南开同甘共苦。1937 年 11 月，清华教职员薪金只领到 10 月份的七成，还扣除了救国公债，所剩无几，之后更是迟迟领不到薪水 。

在这种情况下，临大当局考虑到师生实情，规划了三条线路。一路沿粤汉铁路经广州、香港，过越南进入云南；一路沿湘桂公路经桂林、柳州、南宁，过越南进入云南；还有一路则是步行入滇的计划。凡是身体检查合格的男生，校方都颁发了“甲种赴滇就学许可证”，要求必须步行赴滇 。此外，还有三位学生首次体检未通过，后坚持要求复查，最终加入了湘黔滇旅行团。旅行团中，闻一多教授等 11 位教师自愿随行，学校请他们组成旅行团辅导团，由南开大学教务长黄钰生教授担任辅导团主席。这次步行入滇的组织最初称作 “步行团”，后改为 “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似在淡化途中艰险，为这段征程增添相对轻松的色彩 。

1938 年 2 月 20 日，湘黔滇旅行团正式从长沙出发。旅行团采用军事组织形式，团本部下设两个大队，每大队又设三个中队，每中队有三个小队，中队长、小队长均从体格健壮、认真负责的学生中遴选。据考证，旅行团最初共有 288 人 。

出发时，师生们乘坐民船沿湘江而下，至益阳上岸后开始步行。从益阳到常德，一路道路崎岖，他们穿越了无数的山丘与河谷。当时正值早春，南方的天气潮湿阴冷，道路泥泞不堪，不少学生的鞋子陷入泥沼中，行走极为艰难。但大家相互扶持，没有一人掉队。到达常德后，师生们乘船前往桃源，短暂休整后，又从沅陵乘坐汽车抵达晃县 。

从晃县开始，便是最为艰难的一段路程，全靠双脚步行。他们要横跨湘黔滇三省，穿越山高路险的湘西和云贵高原。这里的山路狭窄陡峭，一边是高山，一边是深谷，稍有不慎便有生命危险。途中，还时常遭遇恶劣天气，时而大雨倾盆，时而狂风呼啸。学生们的衣物被雨水湿透，却只能咬牙坚持前行。晚上，他们往往借住在当地的农户家中，条件简陋，十几个人挤在狭小的房间里，稻草铺在地上便是床铺 。

然而，艰难的旅程并未磨灭师生们的意志。一路上，他们充分利用所学知识，开展了丰富多样的活动。地质系的师生们沿途采集标本，对当地的地质构造进行研究。他们在陡峭的山坡上攀爬，寻找着珍贵的岩石样本，记录下地质变迁的痕迹。社会学系的学生们则深入当地，了解民俗风情，作社会调查。他们与村民们交谈，了解当地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以及面临的困难，为研究中国社会结构提供了第一手资料。闻一多教授更是利用休息时间，指导学生广泛宣传抗日。他带领学生们绘制抗日宣传画，在沿途的村庄、城镇张贴，向百姓们讲述抗日的道理，激发大家的爱国热情 。

在漫长的旅途中，也发生了许多感人的故事。有一次，一名学生在爬山时不慎扭伤了脚，疼痛难忍，无法行走。同学们纷纷围过来，有的帮忙查看伤势，有的拿出自己携带的药品。两位同学主动轮流背着受伤的同学，继续前行。尽管山路崎岖，背着人行走更加艰难，但他们没有丝毫怨言，一直坚持到找到合适的地方安置受伤同学。还有一位老师，在途中生病发烧，但他依然坚持和学生们一起前进。他说：“我不能因为自己的身体原因，耽误大家的行程，更不能让学生们看到退缩。” 在大家的相互照顾与鼓励下，旅行团一步一步坚定地朝着昆明前进 。

历时 68 天，1938 年 4 月 28 日，湘黔滇旅行团的师生们终于抵达昆明。原计划行军线路全程 1671 公里，其中步行 690 公里，而实际实施时发生了变化，最终总计步行 1300 公里，超过原计划近一倍。在这次 “小长征” 中，由于中途因病因伤减员，最终步行到昆明者实为 253 人，占旅行团全部人数 85% 以上的团员走到了昆明，这个比例对于从未经受过长途跋涉锻炼的大学生来说，难能可贵 。

除了湘黔滇旅行团，沿粤汉铁路经广州、香港，过越南进入云南的一路，以及沿湘桂公路经桂林、柳州、南宁，过越南进入云南的一路，师生们同样经历了诸多艰难。

沿粤汉铁路的这一路，虽然有铁路交通，但在战时，铁路运输极为紧张，车票一票难求。师生们往往需要在火车站排上几天几夜的队，才能买到前往广州的车票。到了广州后，又要面对复杂的转乘手续，以及香港、越南等地的通关难题。由于战争影响，各地局势动荡，通关检查极为严格，师生们常常因为携带的书籍、资料等物品而遭遇麻烦，但他们想尽办法，保护好这些珍贵的学习资料，确保顺利前往昆明 。

沿湘桂公路的一路，同样充满艰辛。公路路况极差，坑洼不平，车辆行驶在上面颠簸不已。而且，为了躲避日军空袭，车辆往往只能在夜间行驶。师生们坐在简陋的汽车里，在黑暗中沿着蜿蜒的山路前行，时刻面临着危险。途中，还经常遭遇车辆故障，大家不得不下车帮忙修车，在荒郊野外等待救援。但无论遇到多少困难，师生们都没有放弃，心中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尽快抵达昆明，继续学业 。

1938 年 4 月，三路师生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汇聚昆明。抵达昆明后，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奉命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次西迁入滇的历程，是西南联大的自豪与光荣，也是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可歌可泣的 “文化长征” 。

在这艰难的迁徙过程中，师生们虽然面临着重重困难，但他们的精神世界却无比充实。联大学子在千里跋涉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磨砺，也大大开阔了眼界。尽管每个人出发前想法不同，但一踏上旅途，知识分子的抗战责任感便油然而生。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更加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勇气。在西南联大的先后 8000 多名学子中，校方列有姓名可查的参军人数为 834 人，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校方记录参加抗战工作离校学生有 295 人，两者相加共 1129 人，约占总人数的 14%，即每 100 位同学中，就有 14 人曾经为了保卫祖国而投笔从戎 。

长沙临时大学西迁入滇的这段历史，见证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战火纷飞年代的坚韧与担当。他们为了保存教育火种，为了培养抗战建国的人才，不畏艰难险阻，踏上了这充满挑战的征程。这段历史，也将永远激励着后人，在面对困难时，坚守信念，勇往直前，为了理想和国家的未来，不懈奋斗 。

于是，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决定西迁入滇。他们兵分三路，水陆兼进前往昆明。其中一路，完全徒步，翻山越岭3600里才能抵达昆明。其中步行团（闻一多、曾昭抡等11名教师带210余名学生）徒步3600里，穿越湘黔滇三省，历时68天，于1938年4月抵昆，更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一迁徙被誉为 “中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