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袁同礼年谱长编》，雷强 撰
这套共五卷、三千多页的著作，按时间顺序详细记录了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杰出人物袁同礼（1895—1965）的一生。袁同礼191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预科英文专业，1920年赴美留学。1922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924年获得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学学位。他是最早接受西方正规图书馆学教育的中国图书馆员之一。
1929年，国立北平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成立，袁同礼被任命为副馆长（馆长为蔡元培），全面负责图书馆的日常行政管理工作。在之后的二十年里，他的人生与这座伟大的图书馆紧密相连。那是一个包括教育和文化在内的，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都经历着剧烈、深远但又艰难变革的时期。那也是一个改革和建设被中日战争、被迫撤离和极其恶劣的经济生活条件突然打断的时期。像胡适、傅斯年等当时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一样，袁同礼为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是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主要奠基人，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以及中国与西方学术文化交流的热情推动者。
国立北平图书馆旧影
然而，与那些知名人士不同，他和他的许多贡献并不广为人知，即使在中国图书馆学界，更不用说普通大众了。关于他的著作不多。这或许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1)图书馆本质上是一个服务行业，在研究者看来往往是研究的边缘；2)袁同礼1949年离开中国前往美国，并在那里度过了余生，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以及所有领域的交流和访问中断的时期重叠；3)即使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要完成像《袁同礼年谱长编》这样的项目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除了中国和美国，袁同礼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还在中国香港、英国、法国和印度居住或访问过，因此相关的材料可能分散在各地。
雷强博士历时十年完成了这部“长编”年谱。他追随着袁同礼的人生足迹，查阅了大量的已出版和未出版的资料，如书籍、期刊、报纸、日记、年谱、回忆录、书信以及大量的各种档案，为这个项目收集信息和文献。这些资料有中文的，也有英文的。他一丝不苟地整理了他所找到的资料，并将每一条都按正确的年代顺序排列。随着新的数据和资料的出现，他不断地进行整理和调整。作为一部长编，这部年谱还将大量的信件、报告和其他许多从未发表过的文献纳入其中。有鉴于此，这是一项艰巨的工程。
1949年，袁同礼于大西洋海滩
袁同礼的职业生涯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16年他在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获得第一份工作，担任“英文兼图书馆助理”，到1949年初他带着家人离开中国前往美国。第二阶段是从1949年到1965年他去世，这段时间他居住在美国。
关于第一阶段，作者不仅从袁同礼的足迹所至的显而易见的资料来源，如《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和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档案，以及哥伦比亚大学、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图书馆协会、史密森尼学会和国会图书馆的档案中收集信息和文献，还从许多不太明显但重要的来源中收集，如美国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康奈尔大学和匹兹堡大学）的档案，以及台湾地区的机构（如“中研院”、胡适纪念馆等）。
此外，他还查阅了大量看似与本项目无关的资料。这些资料包括各种类型的出版物，如1)《张元济全集》、《姚光全集》和《徐旭生文集》等文集；2)《黄郛日记》、《黄炎培日记》、《梅贻琦日记》（《梅贻琦文集》）、《顾颉刚日记》和《顾廷龙日记》等知名学者和历史人物的大量日记；3)《裘开明年谱》、《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和《马衡年谱长编》等个人年谱；4)《胡适中文书信集》和《傅斯年遗札》等书信集，以及回忆录和传记等其他类型。
1939年9月13日，钱存训致袁同礼函
各种报纸和期刊也被频繁用作资料来源。作者还获得了一些袁同礼和曾在他手下任职于国立北平图书馆的钱存训之间的书信。这些信件一直保存在钱先生后人手中。然而，这部年谱最重要的资料来源是袁同礼的家人。这些是袁同礼自己保存的文件——信件、笔记、提案和报告。它们现在存放在两个地方：一部分由袁同礼的家人捐赠给了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存放在图书馆的特藏研究中心，作为“袁同礼档案”。这部分文件可以被定义为更偏重于公务性质，主要包括袁同礼与机构之间的往来信件或以工作为中心的个人信件。第二部分包含更多个人性质的文件，主要包括袁同礼与朋友、同事和亲属之间的往来信件，尽管其中许多仍然与工作有关。能够查阅这些文件对于这部年谱的成功至关重要。
凭借着如此广泛的信息和文献收集网络，作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这部年谱追溯了袁同礼早期的职业生涯，发现他与李大钊、少年中国学会、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故宫博物院、中华图书馆协会、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北平图书馆和北平北海图书馆都有关联。1929年担任国立北平图书馆副馆长后，袁同礼将他从西方学到的知识应用于该馆的管理、组织、标准、规章制度、程序和实践的现代化。
央视网《善本南迁》纪录片
通过作者整理的文献，这部年谱以令人信服的细节展示了袁同礼在这个职位上的重大贡献。例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筹备和实施国立北平图书馆为应对日本入侵而进行的疏散工作；提高美国和英国的图书馆、教育机构及其组织对中国图书馆在抗日战争期间遭受的巨大损失的认识，并请求他们支持和捐赠图书和学术期刊；发起和组织了将珍贵的善本藏书从日本占领下的上海运往美国国会图书馆进行保护；以及派遣图书馆员，如王重民和向达，前往法国、英国和美国，寻找和收集太平天国文献、敦煌写经和《永乐大典》的影照本。
此外，这部年谱以可验证的活动和成就，详细阐述了袁同礼职业生涯的第二阶段（1949-1965）。虽然作者继续从前面提到的一些来源收集信息，但本书的这一部分主要依赖于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和袁同礼家人保存的文件。新使用的资料来源包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赵元任档案和杨联陞未发表的日记。在这一时期，袁同礼担任了一些看似不起眼的职位，包括国会图书馆中文资料顾问、斯坦福胡佛研究所中文资料编目项目组组长和国会图书馆编目部门的正式雇员，但他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目录学研究中，并出版了大量有用的书目。除了在欧洲花了一年时间收集研究资料外，大部分工作都是在他业余时间，即晚上和周末完成的。于是，这部年谱描绘了袁同礼人生的另一个方面：除了作为知名的图书馆界领袖外，他还是一位勤奋的学者。这部年谱还汇编了袁同礼与西方众多学者和图书馆员之间的许多书信。其中包括一些著名的华裔美国亚洲研究学者，如赵元任、何炳棣和杨联陞，以及同时代的华裔美国图书馆员，如裘开明、钱存训和吴光清。
《袁同礼年谱长编》正文书影
在整部年谱中，雷博士提供了数千条注释，即中文的“按”。每条注释都是在需要进一步提供信息或解释时添加到相关的条目中。典型的注释范围从条目中出现的一个或多个人物的简要生平信息，到关于提到的事件、地点、书信或出版物的进一步信息或背景。它也可以是对原文中的错别字或拼写错误的简单更正，或者是对交叉检查发现的某些差异的说明。这些注释不仅需要作者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研究，还需要具备渊博的知识，以及在搜索、追踪和交叉检查方面的技能和经验。这些注释源于作者出色的研究，对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条目非常有用，因此为这部年谱增添了巨大的价值。
与传统的年谱相比，这本书带有明显的数字时代的印记。许多文献，特别是来自档案馆和私人收藏的文献，都是原始文献的数字化副本。在年谱的“后记”中，作者感谢了数十位帮助他获得其中一些文献的人。这些帮助者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以及美国和欧洲的图书馆和研究机构。据推测，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所需的材料都是以数字形式或转换为数字形式，并通过互联网传递给作者的。这种合作只有在数字时代才有可能实现。作者还受益于各种数据库、数字化馆藏和搜索引擎在收集、追踪和交叉检查信息方面的可用性。然而，这绝不会影响我们对作者所做努力和成就的评价。相反，作者敢于承担这个项目并为之奋斗十年的勇气和毅力是非常令人钦佩的。尽管面临着挑战和困难，但他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这部年谱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如何充分利用数字时代进行研究，特别是历史研究。
袁同礼致伯希和函（法国吉美博物馆藏）
毋庸置疑，这部年谱是任何对袁同礼感兴趣的人的必读之作，特别是那些可能想对他进行研究的人。这本书还在不同的层面上提供了关于民国时期中国学术界、中日战争对中国图书馆和文化机构的影响，以及战前、战中和战后中国与西方在图书馆和学术领域的交流的有用信息。此外，在追溯袁同礼的足迹时，这部年谱收集了大量的袁同礼与一些政府或机构官员、大学管理者以及中国和西方许多知名学者（包括一些著名的华裔美国学者和当时图书馆员）之间的书信。这些材料可能对许多相关研究有益。总的来说，这部年谱对于任何有中文阅读群体的社区服务的图书馆（学术或公共图书馆）来说都是一个有价值的补充，对于北美和欧洲的东亚图书馆/馆藏来说都是必备之书。
（作者周原，芝加哥大学图书馆东亚部原主任。本文原为英文，发表于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brarianship第10卷第1期，雷强先生翻译为中文，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