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与友人陈家昶先生往访新市蔡家村,在主人蔡界村郑主任的亲自携引下,踏勘了古村落历史文化之谜——蔡界“石人石马”古墓葬。我们驶车经过蔡界大桥,沿桥北侧绕行,穿过一条很长的葳蕤田埂,在靠近运河约数十米处,找到这座古墓葬,我们看到了两具石人一具石马,横斜躺卧于桑地之内。
根据现场分析,该墓葬应该有“两人两马”的石像生,而目前只有两人一马的状况,少了一马。据郑主任介绍,上世纪本地砖瓦厂盛行,刨地取土情况严重,这里的土层最少被刨去了两米以上的厚度。石人石马也被移动了位置,估计另一石马被翻埋在泥中了。
这里所见的石像生,完全是明代服饰,证明其墓葬主人为明代人物。按古代朝廷规定,享受“石人石马”哀荣的墓葬礼仪,必须是六品以上官员。这里原属含山乡,也称太原乡,曾经是归安县属之地。但翻遍了归安县志,并未记载这里墓葬的主人。本地百姓对此也不了解,此事成了悬在人们心头的疑迷。
那么,究竟这墓葬的主人是谁呢?一行人都面面相觑,都无法作出解释。
接着,郑主任介绍说,我们到蔡界村委所在地,去看看“村史”介绍,那里有这一墓葬石像生的介绍内容,可以参考一下。我们到了村委,果然看见墙上张挂着这些宣传资料,关于石像生具体介绍如下:
在蔡界村石埭郎自然村西边的桑树地中,有一座很考究坟墓。关于墓主人的身份有三种说法:一为胡尔慥、二为刘在明、三为顾鼎丞。
我看到这资料,觉得疑虑,因为资料中的胡尔慥和刘在明,这两人都是新市人,另一位顾鼎丞,是江苏昆山人。这三人都不是归安人,葬在这里,既不依理,也不合情。何况,胡尔慥是死于清代初期,根本无法享受皇朝所给予的官员哀荣赏赐。
带着疑虑,我返家作了资料搜访与考证,发现村委所介绍的墓葬三人,都有“疑问”,他们不可能是这墓葬的主人,我们不妨看看。
1、胡尔慥(1573-1647),字孟修,号厚庵,浙江德清新市人,明代万历甲辰(1604年)进士,塇元孙。历任祈州知州、刑部员外郎、工部郎中等职,官至河南右布政使。顺治元年,清豫亲王多铎率清兵破扬州,明重臣史可法守城,史可法拒降,后被被俘,清军大规模掠杀,制造“扬州十日”惨案。此时,胡尔慥父子从扬州潜回新市。数年后,胡尔慥见复明无望,遂绝食而死。嘉庆十六年《新市镇续志》卷一上,明确记载了胡尔慥的墓地:胡布政尔慥墓,在孟西村。

2、刘在明,浙江德清新市人,生卒年月不详,崇祯四年陈于泰榜,1631年(辛未)进士。官任工部主事,监造漕艘,工作严谨负责,民颂其清风,因公务繁忙,以劳疾卒于位。嘉庆十六年《新市镇续志》卷一上,明确记载了刘在明的墓地:刘主事在明墓,在乐安村。
3、顾鼎丞,应为顾鼎臣(1473-1540),字九和,号未斋,南直隶苏州府昆山(今江苏昆山)人。明弘治十八年(1505)状元,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内阁首辅),卒赠太保,谥号“文康”。民国出版的《吴郡西山访古记》一书明确记载:明世宗嘉靖十九年(1540),顾鼎臣卒后由朝廷修建,墓碑现存苏州东大街无梁殿碑廊。占地百余亩,原有墓标、丰碑、翁仲、石兽,碑文由翟銮铭刻。可见其哀荣规模之巨,并不是蔡界村的墓葬现场所能想象。
综上情况,断不是这三位是蔡界村墓葬主人,而是另有其人。根据现场石像生情况,墓主应该是一位六品官职的人,不会是特别大的官员。从石像生的位置来看,前有庙,后有含山,且临运河内弯弓状的地方,形成一个传统风水较好的高地。这里应该是含山一带风水最好的地方,人稀地广,且为高出运河很多,从未水涝。
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个人以为,这里的墓葬应该与含山文化有关,与含山院塔的修缮贡献有关,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创立于含山项上,明代成化十六年九月石碑《重建含山净慈院塔记》,记载的人物及立碑之人,一位是修缮发起人蔡普成及其家族,另一位则是立碑人提督四川学政、按察司佥事王鳞,他是紧挨归安太原乡的崇德县十九都人。蔡界庙应该是蔡家后辈为纪念先辈蔡普成修缮院塔的功德而建,旨在不忘祖德,恩泽世代。也是一座以家族为主创立的宗庙,在此立庙则借势含山风水,兼佑后代文运与聚财之胜,可藏风聚气,顺势镇煞。立碑人王鳞身居六品官位,在这里墓葬选址应该是王鳞生前的遗言,他也是含山院塔修缮的重要参与人之一。目前我们所看到的石像生墓葬,其墓主应该就是明代王鳞。
个人之所以提出这样的结果,其分析举证,主要分以下几方面:
一、位置的特殊性,居蔡家庙与含山之间,风水极好。蔡界村高地之所以成为蔡家庙的最佳选址,主要是择其“龙脉止息”之处——山脊突然平缓、山水环抱的平地,被认为地气充盈,藏风聚气。水流要“环抱”而不直冲,呈现弯弓流过。北面含山塔宇偏东山梁,在蔡家庙的北向偏东约5—10°范围内,使塔位于“青龙”方向。而“石人石马”墓葬之地,恰好位于水流弓形内侧,远背高高耸立的含山,以及含山顶上的院塔,近与蔡家庙保持一定空间距离相望,背山环水,左右两侧有高地。
二、归安太原乡与崇德十九都,乡域一衣带水,都是以含山为文化中心的相邻之亲,鸡犬之声相闻,民间常来常往,两位有德之人葬于蔡界之地也顺理顺章。蔡普成及王鳞是明成化年间含山院塔修缮工程项目的两位重要参与人,在长期的交往中已成为世交。虽然蔡普成先于王鳞逝世,但王鳞身前的墓葬遗言,完全能得到蔡氏家族的全力帮扶。两位都是历史上对含山文化建设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功德之人。所以,便形成了庙为蔡建,墓为王葬的情况。
三、王鳞官位匹配,能够尽享“石人石马”哀荣。根据明成化石碑《重建含山净慈院塔记》,立碑人王鳞的身份是提督四川学政、按察司佥事,其中提督四川学政相当于现在的四川省教育厅厅长,属于五六品官职,明朝按察司佥事是正五品官,所以,王鳞的官职应该是在六品以上。这样的官位死后墓葬,将会享受到“石人石马”的陪葬,这次我们看到的现场,是与王鳞的身份极其相符的。
四、王鳞对含山文化的敬崇,葬此高地,也是他毕生所愿。含山一直是浙北腹地平原百姓的文化精神所寄,无论是唐代乾符年间的净寺院,还是北宋元祐年间新市人婉氏所建的含山佛塔,都是本地方圆百里百姓的心愿寄托。而明代的含山院塔,已频遭时光风雨侵袭,年久失修而破败倾圮,王鳞与蔡普成携手参与了这次修缮工程,时长达十余年之久,耗时耗财之巨可想而知。由此可见,王鳞对含山文化倾情之深,碑中谈及“崇德县十九都陆净智”为“予邑人也”,故可确定王鳞为崇德十九都人。王鳞生前应有遗言嘱咐晚辈,死后葬此蔡家高地,与蔡家庙相望,与含山之上的山寺崇塔相望,也遂了王鳞一生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