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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稼说》中，苏轼以生动形象的语言，将农耕之道与治学之理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开篇就提到富人种庄稼的情景：“曷尝观于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余。其田美而多，则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全；其食足而有余，则种之常不后时，而敛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实，久藏而不腐。”富人因为土地肥沃且多，粮食充足，所以能够实行休耕轮作，保证土地肥力，耕种不耽误农时，收割也能等到庄稼完全成熟，这样收获的庄稼自然又好又多。
反观普通人家，“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亩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锄、铚、耰、艾，相寻于其上者如鱼鳞，而地力竭矣。种之常不及时，而敛之常不待其熟。此岂能复有美稼哉？”由于土地有限，急于求成，过度利用土地，导致地力枯竭，耕种和收割都不合时宜，最终难以收获好庄稼。
通过这两种对比，苏轼引出治学也应如此的观点。治学就像种地，不能急于求成，而要像古人一样，“平居所以自养而不敢轻用，以待其成者，闵闵焉，如婴儿之望之长也。弱者养之，以至于刚；虚者养之，以至于充。三十而后仕，五十而后爵。信于久屈之中，而用于至足之后；流于既溢之余，而发于持满之末。”平日里注重自我修养和知识积累，不轻易消耗自己的精力和才华，耐心等待自身成熟，就像养育婴儿一样精心呵护自己的学识和品德。等积累足够深厚，再去施展才华，才能取得真正的成就。他还告诫张琥要“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广泛地学习知识，有选择地吸收，深厚地积累学问，然后谨慎地、慢慢地发挥出来。
《稼说》是苏轼在北宋熙宁年间所作。当时，社会正经历着巨大变革。王安石变法正如火如荼地开展，这场变法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领域，目的是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在文化教育方面，科举制度也有所改革，这使得士人们的学习和进取之路充满了变数。当时的社会风气较为浮躁，许多士人急于求成，渴望在科举考试中迅速崭露头角。
这篇文章是他送给友人张琥的。张琥与苏轼同年考中进士，那时的张琥年轻气盛，在仕途刚刚起步之时，容易受到外界浮躁风气的影响。苏轼深知治学和为人都需要脚踏实地、厚积薄发，便借《稼说》一文，以农夫耕作的道理来劝勉张琥。他希望张琥能够在这个充满诱惑和挑战的时代，保持清醒的头脑，专注于自身的学习和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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