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精选

开篇的话：我的老家在原淮阴县北吴集，在渔沟镇北边有20里路，整个生产队几十户人家，都姓包。据说我们是宋朝包拯的后代，在我们包家庄流传着一个说法：因为先辈包拯在世时，儿子总跟他对着干，他想让儿子往东，儿子偏往西。包拯临死前想葬在木棺里，知道儿子会反着来，就故意说要石头棺材。结果儿子觉得一辈子没听爹的话，最后一次总该满足老人的心愿，就真用了石头棺材。石头棺材永久不烂，就压住了后人的福气，所以包姓做不了大官，出不了人才，发不了大才，这个魔咒像块石头，压在包家人的心头。

父 亲

我家有九口人，父亲是这个家的顶梁柱，也是整个生产队的主心骨。他 1950 年参军，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度过了五年青春。作为侦察班长，他两次立三等功，两次立四等功，那些军功章被他小心地放在一个红色绒布带拉链的皮夹里，藏在床头的木箱底。我记事起就常常偷偷翻出来看，四枚军功章在昏暗的煤油灯下闪着微弱的光，旁边那本红皮面的复员证上，年轻的父亲穿着军装，眼神锐利如鹰。

“爸，你在朝鲜打仗的时候，是不是像电影里那样？” 我不止一次这样问他。

父亲总是摆摆手：“小孩子懂什么。” 但在夏夜乘凉时，他偶尔会给我们讲起在雪地里潜伏的夜晚，讲起如何摸到敌人阵地前抓俘虏，讲起战友们冻得失去知觉还紧握着枪。那些故事里没有电影里的轰轰烈烈，更多的是刺骨的寒冷、无尽的饥饿和对家乡的思念。

1955 年，部队要派父亲去四川步校学习，留在部队工作。他看着复员证上“文盲”两个字，摇了摇头。“我大字不识一个，在部队能当侦察兵，靠的是腿快眼尖，到了学校还不成了睁眼瞎子？”这时候，他更想念苏北平原的黄土地，想念家乡后荡的一草一木。于是，他背着简单的行李，回到了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成了一名普通农民，后来被选为生产队长。

1964年的冬天，苏北平原被一层薄薄的白雪覆盖，后荡大队第11 生产队的茅草屋里，传来一声婴儿的啼哭。我，包家老三，不，其实是老四，降生在这个贫寒却热闹的家庭。母亲抱着我，看着床边两个哥哥一个姐姐，轻轻叹了口气：“又是个小子。”父亲从外面进来，搓了搓冻得通红的手，黝黑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他刚从生产队的场院回来，身上还带着麦秸秆的气息。“好，好，多子多福。” 他说着，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粗糙的手掌带着常年劳作的温度。

父母加上我们兄弟姐妹七个就是九口人的大家庭。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家里的排行只算男孩，我上面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所以对外我一直是“老三”。姐妹们似乎被默认排除在排行之外，就像她们在生产队的劳动工分总比男人少一截一样。

我们家的茅草屋在村子东边，泥土糊的墙，麦秸秆盖的顶，冬天漏风，夏天闷热，屋檐低得父亲进门得小心翼翼地低头。我家十间草房像串起来的窝棚，东头两间是灶屋，中间是三间堂屋，西头两间猪圈，南头两间前屋，堆着农具和过冬的山芋干，还兼做吃饭的餐厅。墙缝里塞着旧报纸，上面印着“农业学大寨”的标语，被风吹得哗哗响，字边角卷起来，像要飞。

我那时还不懂这些，只知道每天醒来，耳边都是家人的咳嗽声、说话声、锅碗瓢盆的碰撞声，还有窗外生产队的哨子声 —— 那是一天劳动开始的集结号。

社 场

后荡坐落在一望无垠的苏北平原上，像一片叶子落在绿色的绒毯上。西边五里地是跃进河，据说1958 年大跃进时，全公社的劳力齐上阵，用铁锹和扁担挖出了这条河。父亲说，那时候没有机械，全靠人力，冬天冻土硬得像石头，夏天蚊子能把人抬走，又吃不饱饭，不少人累倒在河工上。村民们私下里都叫它 “眼泪河”，河水深处，藏着太多人的血和泪。

东边的淮沭河则是另一番景象，河水常年清澈，能看到水底的水草和游动的鱼虾。大人们说，这条河通着大运河，南来北往的船都从这里过。我常常跑到河边，看白帆点点，听纤夫的号子在水面上荡开，想象着远方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村子中间的社场，是全村的心脏地带，也是全村政治经济中心。三十亩地大的场子，春天晒种子，夏天堆麦垛，秋天扬谷粒，冬天卧着雪，像块被太阳晒得发亮的牛皮，那是全村最热闹的地方。大场东边有十几间爬头房子，像一排趴在地上的老牛。靠东的六七间是仓库，里面堆满了粮食，用芦材编的结子圈起来，一个个有一人多高。保管粮食的是两个老头，每人一把钥匙，开锁时必须两人同时在场。粮食堆最上面，用生石灰盖着“公平”两个大字的印，那是防止有人偷粮食。

我小时候最盼着分粮食的日子。生产队十天分一次粮，每人十斤，堆在大场上像一座座小雪山。傍晚收工后，各家各户推着独轮车，提着麻袋来领粮。会计用木锨把粮食分成一堆堆，嘴里喊着：“老包家七口，70斤！”“包二爷家三口，30斤！” 我们小孩就跟在大人后面，数着自家的粮食堆，心里盘算着能吃几顿饱饭。分山芋、黄豆、花生也是这样，看着堆成小山的收成，再苦的日子也有了盼头。

大场北边的六七间房子是磨面房，里面有台粉碎机，专磨玉米，开动起来“轰隆隆”响，几里外都能听见。还有一台小钢磨，磨出来的小麦面脱掉麸皮，蒸出的馒头白白的，却有一股麦香。最让我着迷的是那台榨油机，榨菜籽油和花生油时，整个屋子都飘着香味，老远的村民都推着粮食来这里加工，磨面房门口总是排着长队。

大场最西边是饲养场，养着七八头黄牛。这些牛是生产队的宝贝，耕地、打场、拖板车都离不开它们。两个饲养员把牛伺候得比自家孩子还上心，夏天给牛棚搭凉棚，冬天铺上厚厚的干草。

我和小伙伴们夏天最常干的活就是割牛草。放学或放暑假时，我们挎着篮子，拿着镰刀，到田间沟坡去找最嫩的青草。傍晚把牛草提到饲养场，饲养员用杆秤称了，记上工分。我力气小，一天最多能割20斤草，换三分工分，相当于大人半天的工分。但看着记工本上的数字，心里还是美滋滋的，觉得自己也能为家里挣钱了。

冬天没有青草，饲养员就用铡刀把花生藤、黄豆梗、麦草切碎了喂牛，还要烧热水给牛喝。父亲常说：“牛是农民的命根子，不能亏待。” 那时候耕牛是重要的生产工具，就算老得走不动了，也不能随便杀，得公社兽医站批准才行。

饲养场旁边有五六间猪圈，生产队养着两头老母猪和二十多头小猪。养猪的是二爷，个子不到一米六，是个光棍，跟着弟弟过。二爷家以前是地主，他父母勤劳，攒点钱就买地，结果刚解放就被划成了地主成分。但村里人都说二爷家人好，以前常接济穷人，所以成分虽然不好，倒也没受太多罪，只是孩子们受了影响。

二爷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老大也参加了抗美援朝，后来转业到山东济南，娶了个山东媳妇定居在那里。老三，我们叫三爷，学习特别好，在淮阴中学读高中，因为成分问题没能上大学。后来父亲举荐他，担保他没问题，才让他在后荡学校当了民办教师。

三爷教初中语文，课讲得特别好，县里都有名。他常顶着烈日或寒风周日去学生家家访，义务给学生补课，还常常自己掏钱给困难学生交学费。村里人都说：“三先（生）是文曲星下凡，就是命不好。”

我那时还小，只知道三爷每次见了我，都会摸摸我的头说：“好好学习，将来有出息。” 没想到多年后，这句话成了我求学路上的动力。

童 趣

七八岁的时候，我开始帮家里干活。夏天放暑假，每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放猪。家里养了一头老母猪，带着十几只小猪，我每天上午下午都要跟着二爷去放猪。

放猪的地方可多了，收割后的山芋地、花生地、麦田里，总能找到些遗漏的山芋、花生和麦粒。小猪们拱着土，哼哧哼哧地找吃的，老母猪则慢悠悠地跟在后面，时不时抬头看看我，好像在说：“别走远了。”

沟坡上的青草也是猪的美食，蒲公英、灰灰菜、马齿苋…… 这些野菜我都叫得上名字，哪些能吃，哪些有毒，心里门儿清。有时候猪吃得高兴，跑到别人家的地里，我就得赶紧追过去，一边喊一边用树枝赶，生怕被看青人发现罚工分。

后来家里又养了水牛，放牛就成了我的新任务。比起放猪，放牛要轻松快乐得多。我可以骑在牛背上，哼着不成调的小曲，看天上的云卷云舒，听路边的鸟叫虫鸣。水牛很温顺，慢慢悠悠地走着，我晃着腿，感觉自己像个大将军。

有时候牛吃草，我就和小伙伴们在草地上打滚、摔跤，或者比赛爬树。累了就躺在树荫下，看牛尾巴甩来甩去赶苍蝇，闻着青草和泥土的气息，心里说不出的惬意。

除了放猪放牛，我还放过鸭子。一百多只鸭子，白花花一片，跟在我身后，“嘎嘎” 地叫着，穿梭在稻田和沟渠之间。鸭子很淘气，总爱乱跑，我得时刻盯着，用长竹竿把它们赶在一起。有时候鸭子下蛋，我捡起来揣在怀里，热乎乎的，跑回家交给母亲，能得到一句夸奖。

割猪菜是每天必做的活。我和小二兔、小翠华是固定搭档。小二兔整天光着屁股，挺着个大肚子，像个小弥勒佛。小翠华是个文静的女孩，总是安安静静地割菜，不多说话。

我们三个每人挎着一个篮子，比赛谁割得快、割得多。割满篮子后，就玩个小游戏：把镰刀抛向天空，落地时如果刀刃朝上，就能赢一把猪菜；刀刃朝下，就输一把。每天输赢不多，但我们玩得不亦乐乎，笑声在田埂上回荡。

那时候的日子虽然苦，但快乐来得很简单。一根麦秸秆能吹出调子，一块泥巴能捏出各种造型，几个石子能玩半天。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玩具，但大自然给了我们最丰富的礼物。

春天，我们到田埂上挖荠菜，回家让母亲做成荠菜团子，那是难得的美味。夏天，在树荫下捉知了，用面筋粘蜻蜓。秋天，跟着大人去地里拾稻穗，偶尔能找到几穗饱满的，偷偷剥去皮塞进嘴里嚼，清香在舌尖散开。冬天，就在雪地里滚雪球，堆雪人，冻得小手通红也不回家。

有一次，我们在三虫家墙外看到一棵大枣树，树上结满了半红的枣子，看得我们直流口水。但枣树在院子里，我们不敢进去，就在墙外打转。小卫军眼珠一转，想出个办法：用芦柴梢子圈成三角形的扣子，站在墙外，把扣子套在枣树枝上，用力一拉，枣子就掉了下来。我们一边捡枣子，一边往嘴里塞，甜丝丝的汁水在嘴里蔓延。小二兔吃得太急，枣核卡在喉咙里，吓得我们赶紧拍他的背，好不容易才咳出来。虽然有点惊险，但那天的枣子，是我吃过最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