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该文利用实物版本学的方法，通过对十八部《咫进斋丛书》复本的考察，推翻了此前对该丛书“初刻与重刻”两个版本的认定，证明此前所谓“初刻”实际上是“盗版”翻刻，而所谓“重刻”才是“原版”初刻。这两个本子又都可以区分出多个不同的印次。
《咫进斋丛书》（以下或简称《丛书》），是清末藏书家姚觐元（1824-1890）[1]所刻书，陈澧（1810-1882）认为它“别择精而校雠善”[2]。该丛书已印行者共三集，另有第四集朱、墨印校样本存世[3]。
2008年，王曦发表《咫进斋丛书〈四声等子〉版本研究》一文，首次公开指出《咫进斋丛书》有两种版本。文中并以所校《四声等子》为例，认为错讹较多的当是“初刻本”，错讹较少的是校勘后的“重刻本”。[4]2021年，马珂发表《〈咫进斋丛书〉版本研究》一文，对王曦的观点表示认可，并以《丛书》中所收之《小尔雅疏证》和《中州金石目》二书为证，总结“初刻本与重刻本”的两点不同分别是“序跋的增入”和“内容的校改并重刻”。[5]然而，从版本学的角度来说，仅以文字错讹的多少来判定两个版本何者为初刻、何者为重刻，根本无法成立。
王、马二人简单的认为，错讹多即“初刻”，错讹少即“重刻”，其实是默认了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这两个版本都是咫进斋所刻，只有这样，重刻之时才会去对初刻进行优化。但仍不能绝对保证重刻就必然较初刻错讹更少。
退一步讲，假令重刻确实是错讹更少，又何以认定这两个版本都是出于咫进斋所刻呢？从常理上来说，实在是没有这种必要。从版刻史的实际来看，也鲜见此类案例。马珂根据陈澧所作序，解读说：“从清光绪七年陈澧序也可以看出《咫进斋丛书》是如何汇刻成书的，即是单种刻印再汇成一集，再以’集’汇成丛书的成书模式，所以会出现在丛书汇印之前，其单种也有印刷出版的情况，结集而成的《咫进斋丛书》也就存在着初刻本与重刻本之分。”前几句言《丛书》的“成书模式”基本能够成立，但末一句却显得突兀。从所述《丛书》的汇印过程来看，顶多能推论出《丛书》所收书有单印本与汇印本之分，而不是“初刻与重刻”的区别。
总而言之，我们对《咫进斋丛书》两个版本之间的关系问题，实有很大的疑问。因为相关记载的付诸阙如，要想厘清这个问题，恐怕只能藉助实物版本学的方法，通过对不同复本的比较分析，来获得一点蛛丝马迹。
一、《咫进斋丛书》复本十八部之调查
《咫进斋丛书》既有两个版本，且刻印时间又在光绪以后，所以刷印数量当较一般丛书为多。检索今日各地所存，其复本当在二百部以上（包含残本）。[6]限于时间与条件，我们仅以国家图书馆与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十八部以“咫进斋丛书”之名著录者为考察对象，[7]其零种以本书书名著录者则不在此内。
此次所考察之十八部《丛书》，八部藏国图，十部藏北大。先述其基本情况如下。
（一）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复本八部
1.索书号：8197
此部两函九册，收书十六种五十一卷。书根题写册号，首册且书丛书名。
所收书依次是：第一册，《说文检字》二卷《补遗》一卷；第二册，《说文引经考》二卷坿补遗；第三册，《说文答问疏证》六卷；第四册，《小尔雅疏证》五卷；第五册，《大云山房十二章图说》二卷、《大云山房杂记》二卷、《销毁抽毁书目》二卷；第六册，《凤墅残帖释文》八卷；第七册，《中州金石目》四卷坿补遗；第八册，《务民义斋算学》十一卷；第九册，《咽喉脉证通论》一卷、《瘗鹤铭图考》一卷、《苏斋唐碑选》一卷、《三十五举》一卷《续》一卷《再续》一卷。
书前有总目一纸，首行题“初印咫进斋丛书总目”，钤“京师图书/馆藏书记”朱长方。内钤“国子/监印”满汉文朱方，又有“国子监南学书/光绪九年二月/查过准部齐全”朱文戳记。首册有“京师图书馆藏”朱印牙签，题作“清光绪初年刻”本、“五十一”卷“九”册、“清监书”。
其版式为：左右双边，上黑口，双对鱼尾。版心下镌“咫进斋丛书/归安姚氏刊”。半叶十三行，行廿二字。
2.索书号：8196
此部四函三十册，收书三十七种九十卷，分为三集。书根题写册次，首册又题有丛书名。
第一集十三种四十一卷：《公羊礼疏》十一卷、《公羊问答》二卷、《孝经疑问》一卷、《说文答问疏证》六卷、《瘗鹤铭图考》一卷、《苏斋唐碑选》一卷、《姚氏药言》一卷、《咽喉脉证通论》一卷、《务民义斋算学》十一卷、《大云山房十二章图说》二卷、《大云山房杂记》二卷、《棠湖诗稿》一卷、《春草堂遗稿》一卷。
第二集十一种二十七卷：《小尔雅疏证》五卷、《说文引经考》二卷坿补遗、《说文检字》二卷《补遗》一卷、《古今韵考》四卷、《前徽录》一卷、《中州金石目》四卷坿补遗、《三十五举》一卷《续》一卷《再续》一卷、《安吴论书》一卷、《寒秀草堂笔记》四卷。
第三集十三种二十二卷。《礼记天算释》一卷、《孝经郑注》一卷、《尔雅补郭》二卷、《说文新坿考》六卷、《汲古阁说文订》一卷、《说文校定本》二卷、《四声等子》一卷、《销毁抽毁书目》一卷、《禁书总目》一卷、《违碍书目》一卷、《慎疾刍言》一卷、《阳宅辟谬》一卷、《清闻斋诗存》三卷。
第一册冠以“丛书”书名页，楷书题“咫进斋/丛书”，下有“咫进/斋印”木印，背面题字两行“光绪九年春三月/顺德李文田书题”。次为《丛书》“序”一叶，无题名，版心镌“序”字，落款署“光绪七年番禺陈澧序”。次为“总目”二叶，题“咫进斋丛书总目”，分三集依次罗列所收书之书名及卷数。
其后为第一集书名页，A面楷书题“咫进斋丛/书弟一集/归安姚氏校刊”，B面题字两行“光绪九年春三月/顺德李文田书题”。次为“弟一集目”，首行题“咫进斋丛书弟一集”，下列该集所收书之书名及卷数。后即为该集所收书。
第十一册《小尔雅疏证》，前为第二集书名页，A面楷书大字题“咫进斋丛书/弟二集”，又小字署“彦侍方伯/雅命/弟龚易图/署签”，下有“易图”木印。B面题字两行“归安姚/氏校刊”。次为“弟二集目”，首行题“咫进斋丛书弟二集”。其后即该集所收书。
第二十一册《礼记天算释》，前为第三集书名页，A面楷书大字题“咫进斋丛/书弟三集”，又小字署“彦侍方伯命翕题”。B面题字两行“归安姚/氏校刊”。次为“弟三集目”，首行题“咫进斋丛书弟三集”。其后即该集所收书，惟将《禁书总目》置于《慎疾刍言》后与目录次序不同。
第七册《瘗鹤铭图考》之后，有刘文淇《文学薛君墓志铭》、包世臣《文学薛君碑》两文共四叶，本应在第六册薛传均《说文答问疏证》一书后，而误置于此。第十册《大云山房十二章图说》中有“十二章图”两组，一组为“十二章分图”六叶（对应卷一），一组为“历代十二章图”（对应卷二），第一组首叶首行镌“十二章图”，此部误置第二组第三叶于第一组第三叶之后。
所收各书前，除《安吴论书》外，均有书名页，半数以小篆题写，皆无署名。
内钤“京师图书/馆藏书记”朱长方。版式与上一部同。
3.索书号：38185
此部二十四册，收书三十六种八十七卷，亦分三集，较上一部缺第二集《说文检字》二卷《补遗》一卷。书根题写册次及当册书名，首册又题丛书名。据知，此部原为二十六册，今缺第十三、十四两册，当即《说文检字》部分。
此部无第一集书名页及“弟一集目”，误置“弟二集目”于《〈小尔雅疏证〉序》后，又误置《礼记天算释》书名页于第三集书名页前。
此部又无《孝经疑问》书名页，误置《销毁抽毁书目》书名页于《瘗鹤铭图考》书前，误置《〈棠湖诗稿〉跋》于正文前，误置《说文引经考》书名页于卷下之首，误置《孝经郑注》、《尔雅补郭》二书书名页于《〈礼记天算释〉序》前，缺《〈说文新坿考〉序》，《书目总跋》二叶本应在《违碍书目》之后而误置《销毁抽毁书目》部分第二叶后。
第八册《大云山房十二章图说》一种，其次序本应为：书名页、大云山房十二章图说序、十二章图、卷一、卷二、大云山房十二章图说跋。此部误订上一种《务民义斋算学》之《造各表简法》于《图说》册前，又误置下一种《大云山房杂记》书名页及《刻〈大云山房杂记〉序》于《〈图说〉序》之前，且误置《图说》书名页于《十二章图》之后，误置《〈图说〉跋》于《十二章图》之前。此部该种之次序即错乱为：《造各表简法》、《杂记》书名页、《刻〈杂记〉序》、《〈图说〉序》、《〈图说〉跋》、十二章图、《图说》书名页、卷一、卷二。
内钤“北京图/书馆藏”朱长方。版式与上一部同。
4.索书号：39205
此部二函二十四册，收书三十七种九十卷，分三集，与8196同。书根无字。
此部缺“第三集目”一叶。
朱士端《〈说文校定本〉后叙》两叶，本当在第二十册《说文校定本》之末，此部误置第五册《说文答问疏证》卷六后。第十七册《孝经郑注》本应有《〈孝经郑注〉叙》、《传》各两叶，此部重复《叙》之第二叶，脱《传》之第一叶。
内钤“北京图/书馆藏”朱长方。版式与上一部同。
5.索书号：40449
此部四函三十册，收书三十七种九十卷，分三集，与8196同。书根题写册号、丛书名、集次及当册书名。
第十册《大云山房十二章图说》之两组“十二章图”，误置“历代十二章图”第三叶于“十二章分图”第三叶、四叶之间。
内钤“饮/冰室”朱方。版式与上一部同。
6.索书号：41966
此部三函三十二册，收书三十七种九十卷，分三集，与8196同。书根题写册号、丛书名、集次及当册书名。
第十册《大云山房十二章图说》之两组“十二章图”，误以第二组“历代十二章图”在前，而以第一组“十二章分图”在后。第二十册《三十五举校勘记》两叶，本应在《三十五举》正文后，而误置《续三十五举》正文后。第三十一册《慎疾刍言》之书名页，本应在同册《违碍书目》之《书目总跋》之后，而误置《书目总跋》之前。
内钤“国立北京图/书馆珍藏”朱方。版式与上一部同。[8]
7.索书号：XD282
此部四函二十四册，收书三十七种九十卷，分三集，与8196同。书根无题字。书衣右上角有藏馆所编册号。
第八册“第二集目”一叶，本应在《小尔雅疏证》书名页之前，此部误置《〈小尔雅疏证〉序》之后。
第七册所收《大云山房十二章图说》、《大云山房杂记》二种，其次序本应为：《图说》书名页、《图说》序、《十二章图》、《图说》卷一、《图说》卷二、《图说》跋、《杂记》书名页、《刻〈杂记〉》序、《杂记》卷一、《杂记》卷二，此部误置《杂记》书名页、《刻〈杂记〉》序于册首，后接《图说》跋、《十二章图》，其后始为《图说》书名页等其他部分。
第十六册《孝经郑注》一书，本应有《叙》二叶、《后叙》三叶、《传》二叶，此部重复《叙》之第二叶，又脱《后叙》前两叶及《传》之第一叶。第十七册《说文新坿考》中，缺姚觐元《〈说文新坿考〉序》两叶。第二十一册所收《瘗鹤铭图考》、《苏斋唐碑选》、《姚氏药言》三种，本应在第一集《说文答问疏证》之后，因此部书根无册次，藏馆误标作“21”册而处第三集《销毁抽毁书目》后。第二十三册《违碍书目》之末，缺《书目总跋》二叶。
此部无《孝经疑问》之书名页。《说文引经考》书名页本应在第九册卷上之首，而误置第十册卷下之前。第十六册中，误置《礼记天算释》之书名页于第三集书名页之前，又误置《孝经郑注》、《尔雅补郭》之书名页于“第三集目”之后。《销毁抽毁书目》书名页本应在第二十册中，此部误置第二十一册《瘗鹤铭图考》之前。
内钤“吴兴/汤氏/珍藏”朱方、“长乐郑/振铎西/谛藏本”朱方、“北京图/书馆藏”朱长方。版式与上一部同。
8.索书号：XD493
此部四函二十四册，收书三十七种九十卷，分三集，与8196同。书根无题字。书衣右上角有藏馆所编册号。
因此部书根无册次，藏馆所标册号与诸书应有次序多有错乱。第一至八册所收书为第一集，次序无误。然第九册即为第二集末一种《寒秀草堂笔记》，其后即为第三集。查第十九册至二十三册所收之《小尔雅疏证》、《说文引经考》、《说文检字》、《古今均考》、《前徽录》五种，本当在第一集（即第八册）后。第十七册、十八册所收之《中州金石目》、《三十五举》《续》《再续》、《安吴论书》五种，当接《前徽录》之下。
此部“丛书”书名页仅有A面题字（楷书题“咫进斋/丛书”，下有“咫进/斋印”木印），B面无字，即无“光绪九年春三月/顺德李文田书题”两行。
第四册《说文答问疏证》后，当有包世臣《文学薛君碑》两叶，此部误置第五册《瘗鹤铭图考》中。第七册《大云山房十二章图说》之“十二章图”，一组图六叶对应卷一，一组图三叶对应卷二，此部误倒三叶一组在前。第十册中，《孝经郑注》缺书名页及《传》两叶。第十三册《说文校定本》，本应有《后叙》两叶，此部缺第二叶即刘恭冕《后叙》一叶。第十八册中，《三十五举校勘记》本应在《三十五举》正文后，此部误置《再续三十五举》之后。
内钤“长乐郑/振铎西/谛藏本”朱方、“北京图/书馆藏”朱长方。版式与上一部同。
（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复本十部
1.索书号：Y/9100/7830
此部五函二十八册，前四函二十四册，收书三十七种九十卷，分三集（与国图8196同），末一函装帧（函套）与前四函不同，书品偏小，所收为姚晏、姚衡《凤墅残帖释文》八卷及钱大昕《凤墅残帖释文》二卷，故总计收书三十九种一百卷。惟《凤墅残帖释文》二种，不见于《总目》中。书根题写册次。
第二函《大云山房十二章图说》之两组“十二章图”，误置“历代十二章图”第三叶于“十二章分图”第二叶、三叶之间。第三函《续三十五举》书内，误将本应在正文之前的《续三十五举题辞》两叶，置于正文前两叶之后。
此部无《安吴论书》、《礼记天算释》、《阳宅辟谬》之书名页。
其版式为：左右双边，上黑口，双对鱼尾。版心下镌“咫进斋丛书/归安姚氏刊”。半叶十三行，行廿二字。
2.索书号：X/081.17/4241.1
此部二函十六册，存二十四种五十四卷，缺第一集之《务民义斋算学》十一卷、《大云山房十二章图说》二卷、《大云山房杂记》二卷、《棠湖诗稿》一卷、《春草堂遗稿》一卷，第二集之《小尔雅疏证》五卷、《说文检字》二卷《补遗》一卷、《三十五举》一卷《续》一卷《再续》一卷、《安吴论书》一卷，第三集《说文新附考》六卷、《禁书总目》一卷。书根题写当册书名。
因此部缺《小尔雅疏证》，故无第二集书名页及“第二集目”。
内钤“马/裕藻”白方、“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印”朱方。版式与上一部同。
3.索书号：X/081.17/4241
此部四函三十二册，收书三十七种九十卷，分三集（与国图8196同）。书根题写册号及丛书名。
此部“丛书”书名页，与国图藏XD493同，B面无字。
第六册《瘗鹤铭图考》正文前，有刘文淇《文学薛君墓志铭》、包世臣《文学薛君碑》两文共四叶，本应在第五册薛传均《说文答问疏证》一书中，而误置于此。第九册《大云山房十二章图说》之“十二章图”，一组图六叶对应卷一，一组图三叶对应卷二，此部误倒三叶一组在前。第二十三册内《孝经郑注》一种无书名页，较全本缺《传》二叶。第二十九册内《销毁抽毁书目》末附《书目总跋》二叶，本应在第三十一册《违碍书目》之末，而误置于此。
第十一册《小尔雅疏证》正文前，有葛起鹏《〈小尔雅疏证〉后序》一叶，此前诸部均无。
内钤“非宇馆/萧氏珍/藏图书”朱方、“清代通/史作者/萧一山”朱方、“北京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图书馆”椭圆朱、“北京/大学/藏书”朱方。版式与上一部同。
4.索书号：X/081.17/4241/C2
此部三函二十三册，存书三十五种八十七卷，分三集（与国图8196同），缺第三集之《说文校定本》二卷、《四声等子》一卷。书根题写册号、丛书名及当册书名，知所缺为第二十一册。
此部无“丛书”书名页及各书书名页，仅有各集“集名页”。
第九册《小尔雅疏证》一书中，无葛起鹏《〈小尔雅疏证〉后序》一文。第十册《说文引经考》书前，冠以包世臣《文学薛君碑》、刘文淇《文学薛君墓志铭》两文共四叶，本应在第五册薛传均《说文答问疏证》一书中，而误置于此。第十五册中，本应在《三十五举》正文之后的《三十五举校勘记》两叶，误置于《三十五举序》之前。第十七册内《孝经郑注》一种，较全本缺《传》二叶。第二十二册、二十三册所收书，依次为《违碍书目》、《销毁抽毁书目》、《慎疾刍言》、《禁书总目》，据全书《总目》及“第三集目”，知其次序当为《销毁抽毁书目》、《禁书总目》、《违碍书目》、《慎疾刍言》，而该部《禁书总目》后附《书目总跋》二叶，本应在《违碍书目》后，亦属误置。
内钤“铁仙/家藏”朱方、“铁仙图画/经籍藏印”朱长方、“抱经楼/藏善本”白长方、“四明沈氏/双泉草堂/珍赏印”朱方、“北京大学/图书馆/考藏记”白方。版式与上一部同。
5.索书号：X/081.17/4241/C3
此部三函二十四册，收书三十七种九十卷，分三集（与国图8196同）。书根题写册号、丛书名及当册书名。
此部“丛书”书名页，与国图藏XD493同，B面无字，但有“苏州振新书社经印”朱戳。此部又无《棠湖诗稿》之书名页。
第九册《小尔雅疏证》，末有葛起鹏《〈小尔雅疏证〉后序》一叶。第十七册内《孝经郑注》一种，较全本缺《传》二叶。
内钤“北平中/法大学/藏书”朱方、“北平中/法大学/图书馆/藏书章”朱方、“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印”粉方。版式与上一部同。
6.索书号：X/081.17/4241/C4
此部四函二十四册，收书三十七种九十卷，分三集（与国图8196同）。书根题写册号、丛书名及当册书名。
此部“丛书”书名页，与国图藏XD493同，B面无字。
首册“第一集目”，本应在《公羊礼疏》之书名页前，此部二者误倒。第九册“第二集目”，本应在《小尔雅疏证》书名页前，此部误置《〈小尔雅疏证〉序》之后。第十七册“第三集目”，本应在《礼记天算释》书名页前，此部误置《〈礼记天算释〉序》之后。
此部第九册《小尔雅疏证》中，亦无葛起鹏《〈小尔雅疏证〉后序》。第十五册《三十五举校勘记》当在《三十五举》正文后，此部误置在前。第二十一册《说文校定本》中，缺《后叙》两叶。
内钤“梓廑/图籍”朱方、“北京古学/院藏书”朱长方、“北京大学图书”狭长朱、“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印”朱方。版式与上一部同。
7.索书号：X/081.17/4241/C5
此部二函二十四册，收书三十七种九十卷，分三集（与国图8196同）。书根无题字。
此部“丛书”书名页，与国图藏XD493同，B面无字。又无各书书名页。
第六册《〈瘗鹤铭图考〉序》前，有刘文淇《文学薛君墓志铭》两叶，《瘗鹤铭图考》正文前又有包世臣《文学薛君碑》两叶，此二文均应在第五册《说文答问疏证》一书中，误置于此。第八册《大云山房十二章图说》两组“十二章图”，误以第二组“历代十二章图”在前，而以第一组“十二章分图”在后。第九册《小尔雅疏证》亦无葛起鹏《〈小尔雅疏证〉后序》。第十七册《孝经郑注》书后，本应有《〈孝经郑注〉后叙》三叶，此部误置前两叶于《〈孝经郑注〉叙》之前。第二十一册《说文校定本》，缺《叙》、《后叙》各两叶。
内钤“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印”粉方。有“通学”价签，标为“十六元”。 版式与上一部同。
8.索书号：X/081.17/4241/C6
此部一函八册，收书十三种四十一卷，仅为第一集。有夹板。书品宽大，印制书签以金、石、丝、竹、匏、土、革、木标册。书根无题字。
此部“丛书”书名页，与国图藏XD493同，B面无字。其后无陈澧序、无《咫进斋丛书总目》，亦无“第一集”书名页。
第八册中，误置《〈大云山房十二章图说〉跋》于《大云山房杂记》书名页之后。
内钤“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印”粉方。版式与上一部同。
9.索书号：LX/7594
此部二函二十册，收书二十四种七十二卷，不分集。书根所题册号为阿拉伯数字，非原书所有。
此部“丛书”书名页，与国图藏XD493同，B面无字。其后无陈澧序、无《咫进斋丛书总目》，亦无各集书名页及各集“目录”。
据现存次序，所收书依次为：第一册，《孝经疑问》、《公羊问答》；第二至四册，《公羊礼疏》；第五、六册，《说文引经考》；第七册，《说文答问疏证》；第八册，《说文检字》；第九、十册，《小尔雅疏证》；第十一册，《三十五举》《续》《再续》、《古今韵考》；第十二、十三册，《中州金石目》；第十四册，《瘗鹤铭图考》、《苏斋唐碑选》、《销毁抽毁书目》；第十五、十六册，《务民义斋算学》；第十七册，《凤墅残帖释文》；第十八册，《大云山房十二章图说》、《大云山房杂记》；第十九册，《姚氏药言》、《前徽录》；第二十册，《棠湖诗稿》、《春草堂遗稿》、《咽喉脉证通论》。
此部与前述分三集者相比，不仅次序大异，又无第二集之《安吴论书》、《寒秀草堂笔记》及第三集中除《销毁抽毁书目》之外的其馀各书，共少十四种二十六卷，而多《凤墅残帖释文》八卷。
此部《小尔雅疏证》中，亦无葛起鹏《〈小尔雅疏证〉后序》。
内钤“北京大/学藏”朱方。版式与上一部同。
10.索书号：LX/443
此部仅存一册，书根题册号“五”，又题写该册所收书之书名——《瘗鹤铭图考》、《苏斋唐碑选》、《销毁抽毁书目》。
此部以上述三种书为一册，与上一部不分集者（LX/7594）同。
内钤“北京大/学藏”朱方。版式与上一部同。
纵观以上各部《丛书》，可以明显看到，“副文本”部分（书名页、目录、序跋、传记之类）常出现此有彼无、此前彼后或张冠李戴的现象，这说明装订之时，出错概率颇高，不能简单地认为这是不同刻本之间的差异。
二、《咫进斋丛书》之版本与印次
不同的两个版本，不管其间是何种关系，两相比对，都不难确定其为“二”而非“一”。因为雕版为手工操作，无论刻工技术如何纯熟，都不能保证所刻与其底本毫无二致。但要区分两个内容基本一致而无明显刻书时间特征的版本孰先孰后，却非易事。如果二者时代相差较远，则可据纸张、墨色来判断“刻板”之先后，但考虑到或许存在“先刻板而后印刷”的情况，此时实际只能区别出“印刷”之先后。至于两个版本时代相近的情况，则非但难以定其“印刷”先后，更难以判断其“刻板”先后了。因此，要区分两个版本孰先孰后，应当综合考证，而不能简单地依据其文字错讹的多少来作为唯一证据。
雕版印刷，需要一叶叶印，从理论上说，所有印本都存在先后之分。但同一次刷墨印制，往往印成多部，此同一批次所印常难分辨先后。而不同批次所印，其板框磨损程度不同，有时又有抽换、修补版片的情况，这就为区分不同印次及其先后提供了线索。
基于此一认识，可以区分出上述十八部《咫进斋丛书》的“版本与印次”，只是北大第10号藏本，残缺过多，考察价值不大，故讨论印次时剔除在外。
（一）两个版本的差异
将上述各部《丛书》进行比对，不难发现，《丛书》确有两套版片。即以郑振铎旧藏两部之第一集第一种《公羊礼疏》卷一叶1A为例，乍一看，两本似乎并无不同。但仔细比对，几乎每一个字都有或大或小的差异，有些则差异显著，譬如首行题名中的“羊”字，左侧的本子并无异样，而右侧的本子却将竖画的末端刻成了向左的弯钩，近似“于”字的末端。整体上看，二者虽同为匠体字，但左侧的本子刻工较精，字体大小较为匀称，而右侧的本子明显逊色，其字体忽大忽小，刻工技术难称纯熟。
左：XD493 右：XD282
与左侧本子相同的有北大藏第3号至第10号本，与右侧本子相同的有国图藏第2号至第7号本以及北大藏第1号、第2号本。国图藏第1号本虽无《公羊礼疏》，但以其所有者与其他各部比对，亦可知它与上述左侧本子同属一套版片。这样，我们便可将上述十八部《丛书》分为两组：一组包含国图藏8197、XD493，北大藏X/081.17/4241以及同号C2-C6、LX/7594、LX/443，共十部，可称为“X本”；一组包含国图藏8196、38185、39205、40449、41966、XD282，北大藏Y/9100/7830、X/081.17/4241.1，共八部，可称为“Y本”。
此二本相校，Y本讹误字明显多于X本，可知王曦、马珂所言之“初刻”即指Y本，“重刻”则指X本。但我们的看法正好相反，认为X本为“原版”初刻，Y本则为“盗版”翻刻。Y本之所以讹误更多，是因为该本属于“盗版”，为谋利之产物，并非姚氏咫进斋所刻。
首先，觐元无重刻的必要。陈澧为《丛书》所作序中说：
归安姚彦侍方伯，承其祖文僖公家学，好传古籍，尤精于声音训诂，故搜采独多，皆世间不传之本。而又虚怀博访，往往从故家藏本，暨通人写本，辗转录出。好古之士，有终身求之而不得者。每刻一书，必期尽善而后止。得之若是其艰，刻之更若是其慎，而求书之志，固未有艾也。十年来，刻成三十馀种，汇为《咫进斋丛书》。举以示澧，澧受而读之，见其别择精而校雠善，足补从前丛书所未备。爰属及门陶春海孝廉，略以刻书年月之先后，编为三集，集以四部为次。
可见，觐元刻此《丛书》，历时十馀年之久。假令汇印时，在初刻版片尚存的情况下，确有重刻之举，则其理由不外如下两种可能：一是此前十馀年间所刻三十馀种书，版式非一，既汇为《丛书》，则当划一，故为重刻；二是此前所刻版片因累年刷印，已多有磨损，以致部分抽换亦不能解决问题，故全部重刻。但这两种假设都不能成立。
第一种情形若存在，则如今所见两本当有一本是版式参差的情况，但上述两本内部版式均同，其版片即各为一套完整《丛书》，并没有一套版式参差的《丛书》存在。也就是说，觐元从刻书之始，即已确定版式，便已计划将来要汇印出版。所以，不管是独立刷印，抑或是汇集印行，其版式并无二致。觐元在同治癸酉“冬十有一月朔”（1873.12.20）所作《〈药言〉后记》中说：“原书页前后各九行，行十八字，通三十页。今刊入’丛书’，页前后各十三行，行二十二字。”此所谓“丛书”，当即指《咫进斋丛书》，故所记行款与《丛书》各印本同。而陈澧《〈丛书〉序》作于光绪七年（1881），则所谓“十年来，刻成三十馀种”云云者，即包含此同治十二年（1873）所刻之《药言》，故知觐元历年所刻《丛书》中各书均为同一版式。
第二种情形若存在，则今日所见两本中之“初刻”，在汇集印行时，已是面目模糊之邋遢本。但如今所见两本，均无此类现象。更何况，若说早年所刻书因刷印较多而有磨损尚属可信，但汇印之前的一段时间新刻之书，何来因磨损而重刻的理由呢？并且，若一套版片因刷印过多而磨损，则其印本必多，《丛书》时代既近，则存世者当不难见此类邋遢本，此又与实际情况不符。
其次，觐元无重刻的机缘。《丛书》三集虽仅有九十卷，但叶数在一千六百叶以上，双面刻板亦超出八百片，数量可观。耗资不菲之外，存储亦属难题。而觐元于此三集外，拟印之书尚夥，既有已刻而未印行的《丛书》第四集，亦有他投入多年心血而终未刻版之《说文解字考异》。未竟之业尚且来不及一一实现，何有先耗时间、精力重复已成之业者？
第三，说“X本为原版初刻”，有重要证据。前述两个版本的十七部印本（已剔除北大藏LX/443），除国图藏第1号（8197）印行于光绪九年二月之前，北大藏第8号（X/081.17/4241/C6）、第9号（LX/7594）印行时间难定外，其馀十四部均印行于光绪十年之后。因为这十四部印本，在觐元《书目总跋》之末均有附记两行，文云：“浙本末叶后半，凡残阙’应’下三字，又尾七行书目五种，于甲申三月在苏州觅得全编，校补讫。觐再记。”甲申，即光绪十年（1884）。[9]此十五部印本中，《禁书总目》第六十四叶之末又均有阴刻“甲申校补”四字，知所言“浙本末叶残阙”云云，即是指《禁书总目》第六十四叶末尾数行初刻时本有残缺，至光绪十年始得全本为之校补。如觐元所说，则当有“未校补”之本，且为该书之初刻。幸运的是，中山大学图书馆确藏一部“未校补”之印本，其《书目总跋》之末并无觐元附记两行，而其《禁书总目》第六十四叶末尾数行确有残阙如觐元所言者。[10]
左：X本（XD493） 中：初刻本（中山大学藏）
右：Y本（8196）
将前述X本、Y本与中山大学藏此部初刻印本比对，可以发现就《禁书总目》第六十四叶而言，三本均非同版（见上图）。但比对其他叶面，可知X本与此部初刻印本实出同版。《禁书总目》末叶之不同，为校补时换版所致。也就是说，X本即是咫进斋原刻本，其各印本与中山大学所藏此部印本之不同，只是印次有别而已。Y本则是后出之翻刻本，且其底本为“已校补”之本。
中山大学所藏此部初刻印本，既属“未校补”之本，则其印行时间当在光绪九年三月（李文田题字）至光绪十年三月（觐元校补）之间。又该书钤有“番禺王国瑞所藏”白长方、“学荫轩”朱长方之印，考王国瑞在广东书局中任分校，或为陈澧之弟子。[11]而觐元汇印《丛书》，则由陈澧作《序》，并由陈澧之弟子陶春海为之分集。光绪九年，觐元由广东布政使任上罢官，当年三月二十日离开广州。[12]则此部印本当即为李文田题字后之汇印初印本，时间即在该年三月也。
X本诸印本，既多印行于光绪十年三月后，则可知觐元寓苏之时，初刻版片尚保存无虞。北大藏本第5号（X/081.17/4241/C3）为振新书社所经印者，亦属X本。查民国十九年（1930）《苏州振新书社精刻木版书目》，列有归安姚氏刻本《咫进斋丛书》一种，其提要云：“今由本社印行。”[13]此目所著录者当即X本。也就是说，直至民国时，初刻版片依然存世。既如此，则觐元在生命的最后五、六年里，何以会重刻一部错误增多的Y本呢？
第四，说“Y本为盗版翻刻”，亦有版本依据。通过前文对《丛书》两个版本诸印本基本情况的描述，可以发现一个重要区别，即凡Y本均有“丛书”书名页，且该叶两面均有字（A面楷书题“咫进斋/丛书”，下有“咫进/斋印”木印，B面题字两行“光绪九年春三月/顺德李文田书题”）。而X本除8197、X/081.17/4241/C2两部外，其馀七部之“丛书”书名页均只有A面镌字。何以说此点不同，便可成为“Y本为盗版翻刻”的证据呢？
因为A面所题楷书“咫进斋丛书”五字，察其笔迹，当出觐元之手，故其下有“咫进斋印”木印（翻刻自手书题字之钤印）。B面之镌字，则是翻刻Y本时，依照各集书名页均两面有字的例子，将第一集书名页B面题字同样镌刻于“丛书”书名页之后。殊不知，“丛书”书名页之题字并非李文田手笔，它和第一集书名页李文田所题字有显著不同（见下图）。此可谓弄巧成拙。
以XD493为例：“丛书”书名页A面、第一集书名页A面、第一集书名页B面
总而言之，《咫进斋丛书》确有两个版本，其中“原版”初刻（即X本）错讹少、刻工精，“盗版”翻刻（即Y本）错讹多、刻工拙。
（二）不同印次的区别
通常情况下，同一个版本的不同印本，可以根据相同叶面的磨损程度的不同来定其前后，这种磨损包括板框、界栏的断裂以及文字笔画的缺坏。但有时印刷时间较近的印本，因版片完整程度相近，而刷印质量不一，往往出现难以分别先后的情况。所以，有时需要综合考虑其他因素，才能得到可靠的结论。
1.原版初刻本：X本的不同印次
此本共十部，分别为：国图藏第1号（8197）、8号（XD493），北大藏第3号（X/081.17/4241）、4-8号（C2-C6）、9号（LX/7594）、10号（LX/443）。末一部残缺过多，不予讨论。
（1）该组印本有抽换版片的情况，可以据此将诸部印本进行如下分类。
分类一：《公羊礼疏》卷六第十一叶、十二叶，一类上黑口有苏州码字（国图藏第8号，北大藏第4号、6-9号），一类上黑口无苏州码字（北大藏第3号、5号）。中山大学藏汇印初印本与前一类同。以叶12B为例：
左：北大藏第4号 中：北大藏第5号 右：中大藏本
分类二：《中州金石目·补遗》前两叶，一类上黑口有苏州码字（北大藏第6号、9号），一类上黑口无苏州码字（国图藏第8号，北大藏第3-5号、7号）。中山大学藏汇印初印本与后一类同。以叶2B为例：
左：北大藏第6号 中：北大藏第4号 右：中大藏本
（2）该组印本有文字残损、改换的情况，故可据以进行如下分类。
分类三：《〈公羊礼疏〉序》第一叶A面第一行有一“蹈”字，一类印本此字完整（北大藏第8-9号），一类印本缺右旁“舀”字上一撇（国图藏第8号，北大藏第3-5号、7号），一类印本“舀”字上一撇略有残存（北大藏第6号）。中山大学藏汇印初印本与第一类同。见下图：
左：北大藏第9号 中：北大藏第7号 右：北大藏第6号
分类四：同样是《〈公羊礼疏〉序》第一叶A面第一行，末一字“者”，除了北大藏第9号印本完整外，其馀各印本（国图藏第8号、北大藏第3-8号）均缺末笔。中大藏本亦缺。见上图。
分类五：《说文引经考·补遗》第五十叶首行题名及版心题名，北大藏第3号印本均误作“补遣”，其馀各印本（国图藏第1号、8号，北大藏第4-7号、9号）皆不误。中大藏本亦无误。见下图：
左：北大藏第3号 右：国图藏第1号
分类六：《中州金石目》卷一第一叶A面第三行有一“铜”字，除国图藏第1号、北大藏第9号印本完整无缺外，其馀各印本（国图藏第8号，北大藏第3-7号）右旁“同”字均残坏不成字。中大藏本与前者同。见下图：
左：国图藏第1号 中：国图藏第8号 右：中大藏本
分类七：《中州金石目》卷三第一叶B面第十三行应有“刘洛真造释迦象”七字，一类“象”字残缺头部两笔（北大藏第4号），一类缺前六字（国图藏第8号，北大藏第3号、5号、7号），一类“象”字仅缺第二笔（北大藏第6号、9号）。中大藏本与末一类同。见下图：
左：北大藏第4号 中：北大藏第7号 右：中大藏本
为便直观，可将上述七组分类结果列如下表：
从表中可以看到，无论如何分类，国图藏第1号印本都和北大藏第3号印本不同，也就是说，以上诸印本中，此二部之间差别最多。所以此二者即当为最早与最晚的印本。我们已经知道，国图藏第1号印本印成于光绪九年二月之前，而北大藏第3号则印成于光绪十年三月之后，所以前者为诸印本中最早的印本，后者为诸印本中最晚的印本。
再以北大藏第3号印本为中心，将上表重新调整如下：
既已知道“国图1”为最早印本，“北大3”为最晚印本，结合此表，可初步排出各印本次序：国图1/北大9，北大6/北大8/中大，北大4，国图8/北大7，北大5，北大3。如此一来，只需对前三组印本内部进行排次，便可得诸印本之次序。
第一组：国图1与北大9
这两个印本收书数量均少于其他印本，且不分集，然其印刷时间却又最早，可知此二部均为分集汇印之前所印行者。也就是说，北大第9号印本同样印行于光绪九年三月之前，该印本内各书次序并非原为分集排次而流传颠倒，实则原本即是如此。查此二部印本同有之《凤墅残帖释文》虽属同版，但也有换版叶面。而北大藏第1号印本虽属Y本，但其中配入之第五函《凤墅残帖释文》却与上述二部为同版。此三部《凤墅残帖释文》亦可根据换版与文字残损进行分类。
首先，卷四前八叶，国图1与北大1为同版，北大9独异。以叶8B为例：
左：国图藏第1号 中：北大藏第1号 右：北大藏第9号
其次，卷四第九叶A面第九行有一“狭”字，北大1此字完整，国图1与北大9则已残坏。见下图：
左：北大藏第1号 中：国图藏第1号 右：北大藏第9号
由此可知，此三部《凤墅残帖释文》印刷先后为：北大1、国图1、北大9。
第二组：北大6、8与中大藏本
先看北大6与中大藏本。虽然前述七种分类未能分出此二部印本之先后（由分类二则北大6早于中大本，由分类三、六则中大本早于北大6），但根据前文所述，中大本印行于光绪九年三月，而北大藏第6号本属于印行于光绪十年三月之后的本子。因此，中大藏本要早于北大6。之所以出现分类二的情形，则当是印行“北大6”时，采用了换版之前的早期版片，其原因则无从揣想。
再看北大8与中大藏本。此二部印本叶面状态基本相同，其间界栏断续常出现彼此互胜的情况，难以判断先后。不妨视之为同批次印本。又因北大藏第8号本装帧特殊，且其书签为专门印制，或为分集汇印之试印本，似较中大本更早。
第三组：国图8与北大7
在以上七组分类中，此二部始终相同，故难以分别先后。抽检多处二部相同的叶面，其状态亦无明显差别，无优劣之分。亦当视为同批次印本。
至此，我们可以将上述原版初刻（即X本）诸印本的印行次序排列如下：国图1＞北大9＞（北大8≈中大）＞北大6＞北大4＞（国图8≈北大7）＞北大5＞北大3。
同时，根据这些印本的次序，我们可以推断《咫进斋丛书》的印行模式为：光绪七年（陈澧作序时间）之前，先是单种印行（如Y本之《凤墅残帖释文》），然后以若干种汇集印行（如国图1、北大9）；光绪七年后，始有分集汇印本（如北大8、中大本）。只是上述印本数量较少，直至光绪十年三月校补后，分集汇印全本才多有印行（北大6以下诸本）。
2.盗版翻刻本：Y本的不同印次
此本共八部，分别为：国图藏第2号（8196）、3号（38185）、4号（39205）、5号（40449）、6号（41966）、7号（XD282），北大藏第1号（Y/9100/7830）、2号（X/081.17/4241.1）。
如前文所证，Y本是以X本光绪十年三月校补后之印本为底本进行翻刻的，所以此八部印本均印行于光绪十年三月之后。
该系列印本亦有换版现象，即《公羊礼疏》之“凡例”一叶。该叶A面第十行有一“羊”字，可作为二者异版之代表点位。一类“羊”字如常镌刻（国图藏第5号、6号，北大藏第2号），一类刻“羊”字竖画末端为左弯钩作“”形（国图藏第2-4号、7号，北大藏第1号）。见下图：
左：国图藏第5号 中：国图藏第2号 右：国图藏第3号
第一类三部印本，所呈现的版面状况无明显不同，只能从更细微处着眼。以《公羊礼疏》卷一首叶A面为例（见下图），可以发现右边栏中部稍偏下有一处断板，国图藏第6号印本较国图藏第5号与北大藏第2号印本裂口稍宽，则印次当较后。从叶面整体状况来看，国图藏第5号印本似早于北大藏第2号印本。因此，该三部印本次序当为：国图5早于北大2，北大2早于国图6。
左：国图藏第5号 中：国图藏第6号 右：北大藏第2号
第二类五部印本，可以根据《公羊礼疏》之“凡例”叶（见下图及前页例图）对其印次进行区分。首先，第二行末之“正”字，国图藏第2号及北大藏第1号本均完整无缺，而国图藏第3号、4号、7号三本该字第一笔横画均已残坏，故前二者印刷较早。其次，根据叶面的整体状况，大体可以判断，国图藏第2号印本早于北大藏第1号印本，国图藏第4号印本早于第7号印本、第7号印本早于第3号印本。
左：北大藏第1号 中：国图藏第4号 右：国图藏第7号
再将以上两类印本之相同叶面比对，不难确定，第一类印本印刷时间要早于第二类印本。仍以《公羊礼疏》卷一首叶A面为例，可以发现：第一类印本中国图藏第5号、北大藏第2号印本仅波及第六行“沈”字、第七行“年”字，国图藏第6号印本又延及第九行“元”字；后一类印本中国图藏第2号、北大藏第1号印本之断板状况尚与国图藏第6号印本大致相当，此后便明显变宽，至国图藏第4号印本，已延及第十行“若”字、第十一行“自”字、第十二行“则”字，而国图藏第7号、3号印本断裂程度进一步加大。见下图及上页图：
左：国图藏第2号 中：国图藏第4号 右：国图藏第7号
至此，我们可以将上述盗版翻刻（即Y本）诸印本的印行次序排列如下：国图5＞北大2＞国图6＞国图2＞北大1＞国图4＞国图7＞国图3。
2022年4月完稿
2025年2月修订
[1]案：觐元生平，详参清姚慰祖《彦侍府君行状》，见（清）姚学邃纂修：《〔浙江湖州〕吴兴姚氏家乘》，清宣统二年（1910）刻本，上图藏（JP712），卷十六叶1-12（影像本第8册第269-291页）。
[2]陈澧：《〈咫进斋丛书〉序》，载《咫进斋丛书》，清光绪间姚觐元刻本，卷前。
[3]案：《丛书》第四集的相关情况，笔者将另文探讨，本文暂不涉及。
[4]王曦：《咫进斋丛书〈四声等子〉版本研究》，《湖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第207-209页。
[5]马珂：《〈咫进斋丛书〉版本研究——兼谈〈咫进斋丛书〉第四集》，《山东图书馆学刊》2021年第1期，第105-107页。
[6]案：以“咫进斋丛书”作为题名限定符，于“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检索（2022-04-16），可得169条著录信息。而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二十部尚未列入该数据库，加上未公布的其他古籍存藏单位的数据，总数当在二百部以上。
[7]案：国图与北大另有《丛书》第四集各一部，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故不计入。
[8]案：另有一部（索书号：42964），见《国家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第7册第116页），但国图官网无该条数据，赴古籍馆填单提书，工作人员告以查无此书。未知何故。
[9]案：王曦已注意到此处“附记”，渠所见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三部《咫进斋丛书》均有之，所以认为“此三部丛书合集成书的时间最早也只能是1884年，而不是1883年。”（《咫进斋丛书〈四声等子〉版本研究》，第209页注释[2]）而马珂则径以为“丛书合集成书的时间最早也是光绪十年（1884）”（《〈咫进斋丛书〉版本研究》，第105页）其实，南大所藏三部丛书有此“附记”，只能说明其印刷时间在光绪十年以后，而不能作为判定《咫进斋丛书》合集成书时间的证据。
[10]案：《广州大典》“丛部”第69册第七辑所影印《咫进斋丛书》（广州：广州出版社，2015年），即据中山大学此部藏本，以下或称中大本。《禁书总目》第六十四叶见第803页，《书目总跋》见第820页。
[11]李绪柏编著：《清代岭南大儒：陈澧》，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0页。
[12]姚觐元：《弓斋日记》，上图藏稿本（线善792100-11），影像本，第206页。
[13]《苏州振新书社精刻木板书目》，苏州：振新书社，1930年，叶6B。案：国图藏本著录作“板”，书中卷端实作“版”。书衣署“振新书社书目”，落款署“庚午三月/陆镛题”。
赵兵兵，文学博士，北京大学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