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平原北缘地区北倚燕山，南抵唐河，西靠太行山，东至古黄河和古白洋淀西岸[1]。穿过太行山脉的诸条河流在此区域内形成多个山前冲积平原，共同连接成为一个狭长的走廊地带，是历代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孔道地区。商周时期，王朝对北方的经略扩张影响了该地区文化的阶段性变化。西周时期以后，华北平原北缘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地方性逐步减弱，该地区的华夏化过程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但在西周早期，当地考古学文化格局复杂，文化变迁过程剧烈，可视为商周王朝阶段地方华夏化过程的典型个案。
晚商时期商文化南撤，华北平原北缘地区广泛分布的是围坊三期文化[2]。西周王朝初立，作为王朝“北土”经略的核心区域，周人和殷遗民进入这一地区，与土著居民共居于此，组建燕国。人群流动的加剧，极大地改变了这一区域的文化格局。周文化、商文化以及由围坊三期文化演变而来的张家园上层文化在此地交流与融合，使得华北平原北缘地区形成了与保定以南的太行山东麓地区不同的文化面貌，成为相对独立的文化单元，孕育了燕文化[3]。
由于相关的考古发掘材料刊布较少，学界对华北平原北缘地区商周之际的研究整体较薄弱，加之本地文化因素构成复杂，导致一些关键学术问题争议明显。
一是对本地文化的年代早晚关系认识不同。目前学界均把围坊三期文化向张家园上层文化转变的年代定在商末周初，但就其具体的时间节点却有着不同的认识。沈勇[4]、蒋刚、王志刚[5]等认为这两种文化存在共存期。赵福生、刘绪[6]、纪烈敏[7]、乌恩岳斯图[8]、常怀颖[9]等均认为围坊三期文化的年代下限止于商周之际，进入西周后变成张家园上层文化。豆海锋、冯丹同样认为张家园上层文化镇江营类型的年代上限在西周纪年范围内，但认为不排除其遗存中含有晚商末期遗存的可能[10]。
二是对西周文化与张家园上层文化的互动关系的理解不同。有学者指出西周文化与张家园上层文化的分布范围有差异，前者扩张方向偏重于永定河流域[11]，而距燕都琉璃河越近的张家园上层文化遗址中，发现的西周文化因素越多[12]，西周初期的燕国在文化上与土著文化交流十分密切，地区文化多样性面貌突出[13]。针对这些现象，学界有二者为包围与被包围关系[14]、隶属关系[15]等不同的解读。
研究分歧源于资料的匮乏，新材料的发现与多学科测年结论可弥补当前研究的不足。本文以张家洼遗址为基础[16]，从小遗址、小聚落出发，探讨该地区西周早期的文化格局。
一、张家洼遗址西周早期陶器统计及其文化因素分析
陶器的陶系、纹饰、器类统计是讨论文化因素的量化分析基础，但华北平原北缘地区西周早期诸遗址普遍缺乏细致的统计数据，琉璃河遗址的统计结果见于部分学位论文[17]，未见公布。张家洼遗址的陶器统计是目前最为系统的，该遗址的典型单位以及一组有效地层关系（2022H11→2022H2→2022H50）可供我们了解该地区西周早期陶器的基本特征和变化趋势。
（一）陶系与纹饰
张家洼遗址陶系的整体特征较为统一，夹砂陶数量远多于泥质陶。夹砂陶陶色斑驳不纯，以红褐陶和黑皮陶为主，灰陶所占比例较小。泥质陶以灰陶为主。
在纹饰方面，绳纹，交错绳纹，旋断绳纹，绳纹、附加堆纹、压印纹组合，旋纹，弦纹，绳纹、刻划纹组合是主要纹饰类型，方格纹、戳印纹等有零星发现，素面陶多在两成左右。主要纹饰在夹砂陶和泥质陶上均有发现，旋纹，弦纹，绳纹、刻划纹组合主要作为泥质陶的纹饰，绳纹、附加堆纹、压印纹组合只作为夹砂陶的纹饰。一些纹饰组合直接与某种器类相关联，如绳纹、附加堆纹、压印纹的组合主要饰于筒腹鬲、盆，绳纹、刻划纹的组合主要饰于簋等。
（二）陶器组合
各典型单位的陶器组合较为一致，鬲、罐、簋、甗、盆、瓮、纺轮为出土陶器中的典型器物，但各类典型器物在不同单位中所占的比例略有差异（表一）。鬲、罐和纺轮是各典型单位中均出现的器类，其中鬲和罐所占比例最大。簋也较常见，但在各单位中的比例差异较大。甗虽不及鬲、罐、簋分布广泛，但在各单位中的比例差异相对较小。盆和瓮出现频次相对较低，且在不同单位中的比例也有较大差异。
表一 张家洼遗址典型单位出土典型陶器统计表 （单位：件）
说明：表中甗的数量指甗腰的数量，其余器类除纺轮外，均指口沿的数量。
（三）张家洼遗址西周早期文化因素构成
将张家洼遗址的典型陶器与邻近地区同时期或稍早阶段的陶器进行对比，依据各器物的来源，可大致将其分为五群（图一）。
图一 张家洼遗址陶器分群与文化因素比较图
甲群器物主要包括叠唇花边筒腹鬲、无附加堆纹筒腹鬲、鼓腹鬲、夹砂罐、瓮、盆、多孔甑、独孔甑和圆台形纺轮。此群器物在同时期周边遗址中普遍分布，属于西周早期该地区的土著文化，即张家园上层文化。绝大多数器物可见于邻近的镇江营遗址[18]，部分器物与潮白河以东的古冶等遗址所出器物[19]也相似。该群器物在张家洼遗址中数量众多，器类也较为丰富。
乙群器物主要包括折沿鬲和簋。该群器物属于商文化因素，与殷墟地区如小屯[20]、大司空[21]等遗址的典型器物相似或有明显的发展演变关系，与琉璃河遗址中西周早期的殷遗民同类器[22]近同，该组器物在各典型灰坑中均占有不低的比例。
丙群器物未见完整器，部分鬲口沿、鬲足与琉璃河遗址中发现的平裆鬲和弧裆鬲[23]相近，应属周文化。此群器物在张家洼遗址中数量较少，器物种类也较单一。
丁群器物主要包括颈花边筒腹鬲、颈花边肥袋足鬲、钵、算珠形纺轮和亚腰台形纺轮，这些器物在塔照[24]、北福地[25]、七里庄[26]、围坊[27]、渐村[28]等遗址晚商时期遗存中皆有所见，属于围坊三期文化。张家洼遗址所发现的围坊三期文化器物的数量和种类皆较少，部分器物已表现出介于围坊三期文化和张家园上层文化器物之间的过渡形态。
戊群器物包括部分鬲足、垂腹簋、泥质罐、蛋形瓮等。在同时期或稍早的周边遗址中未发现形制十分相近者，无法明确其文化归属。部分器物的形态似为前述某些器物发展的结果或者是结合了多种文化因素后形成的。可将此群器物视为创新或融合文化因素，应该是土著文化、商文化和周文化相互交流的结果。其中的蛋形瓮可能还受到了太行山以西地区的影响。
不同文化归属的器物在张家洼遗址中的数量及所占比例也不同（表二）。根据所属遗迹间的早晚关系判断，甲群器物在张家洼遗址中始终稳定居多。丙群和戊群器物则始终维持较低的比例。变化较明显的是乙群和丁群器物，乙群器物的比例随时间变化整体有所上升，而丁群器物的比例则陡降。各文化因素所占比例由高到低依次是：张家园上层文化因素、商文化因素、创新或融合文化因素、周文化因素和围坊三期文化因素。
表二 张家洼遗址器物群统计表 （单位：件）
二、华北平原北缘地区西周早期诸遗址的文化面貌
华北平原北缘地区西周早期的遗址以潮白河为界集中分布于两个区域（图二）。其一，潮白河以西以北京房山、河北涞水、易县等地为中心的区域，代表性遗址有房山琉璃河[29]、镇江营[30]，大兴旧宫[31]，涞水张家洼、炭山[32]，易县东沈村[33]、七里庄[34]及满城要庄[35]，集中分布于太行山以东的山前地带。其二，潮白河以东以天津蓟州（原为蓟县）、宝坻等地为中心的燕山南麓山前地带，以蓟州张家园[36]、邦均[37]、青池[38]，大厂大坨头[39]，宝坻牛道口[40]、歇马台[41]等遗址为代表，在分布区东部边缘还有唐山古冶[42]等遗址。两个区域的文化面貌有较明显的区别，以下分述之。
图二 华北平原北缘地区西周早期遗址分布示意图
（一）潮白河以西区域（以下简称“西区”）诸遗址
西区的琉璃河、旧宫和要庄遗址以周文化为主体；其余遗址则均与张家洼遗址相同，为以张家园上层文化为主体的遗址。两类遗址的陶器在很多方面均有差异，呈现出不同的文化面貌。
1.陶系与纹饰各遗址均以夹砂红褐陶和黑皮陶为主，灰陶比例较低[43]（表三）。大部分遗址夹砂陶夹云母的现象较普遍，旧宫遗址“较多夹蚌灰陶”亦不排除是夹云母的可能。各遗址的陶器纹饰特征差异不大，可见西区陶系的整体面貌较接近。
表三 西区代表性遗址及其典型单位出土陶器的陶系统计表
说明： 镇江营FZH946、FZH1330的灰陶所占比例为25%，但夹砂、泥质灰陶具体比例不详，因此表内均称其为“少数”。
2.器物组合与特征 在以张家园上层文化为主体的遗址中，鬲、罐、簋、盆、甗、甑、瓮为基本的器物组合（图三，1～37）。一些器类具体到不同遗址时，会有使用偏好的差别，如鼓腹鬲在镇江营遗址中数量丰富、形制变化多样，而在其他遗址中则只有零星发现，但总体上各遗址的文化因素共性较强。在以周文化为主体的遗址中，基本陶器组合是鬲、簋、瓮、盆、甗、甑、罐（图三，38～53），此外还有鼎、豆、壶等。
图三 西区诸遗址出土主要陶器比较图
（二）潮白河以东区域（以下简称“东区”）诸遗址
东区诸遗址的文化面貌较为一致，均以张家园上层文化为主体。与西区相比，陶器细部特征有一些差异。
1.陶系与纹饰 各遗址缺乏陶系的精细统计。据相关简报描述，陶器主要由夹砂灰陶、泥质灰陶和夹砂褐陶组成，以夹砂褐陶为多。与西区相似，也有较多黑皮陶，但不同之处在于，西区的黑皮陶多为鬲、罐类器物，而东区的黑皮陶多为罐、钵类器物。
东区的纹饰整体上较西区更加丰富，最常见粗绳纹，三角刻划纹和附加堆纹也较多，另有少量刻划纹、弦纹、凹三角纹、压印纹、叶脉纹等。两区绳纹的装饰技法有异，东区多为拍印的粗绳纹，而西区多为滚压的细绳纹。
2.器物组合与器物特征 与西区相比，东区各遗址中钵和纺轮的发现更为普遍。此外，东区的个别遗址还发现有碗、尊、鼎、缸、盘、豆等。从文化因素的角度来看，出土器物主要属于张家园上层文化因素，其次为围坊三期文化因素，再次为商文化因素，周文化因素器物基本不见（图四）。
图四 东区诸遗址出土主要陶器比较图
两区的张家园上层文化因素器物的特征有所差异。就叠唇花边筒腹鬲而言，西区者颈腹之间无明显分界，器物整体更显瘦高，东区者则具有凸出的肥大袋足，使得颈部显得粗短。甗腰方面，西区绝大多数甗腰器表仅饰绳纹，而东区的甗腰普遍饰一周指窝纹，或单独出现，或与绳纹组合。罐、瓮方面，西区的形制相对统一，东区则形制多样。另外，东区的盆腹明显更深，而西区发现的颈部附加花边的盆在东区则极少见。
（三）诸遗址的年代
陶器特征的共性表明上述遗址的年代应大致相当。根据张家洼和琉璃河遗址相关遗存的碳十四测年结果，其绝对年代皆已进入西周纪元[44]，未发现有相当于晚商时期的单位存在。关于镇江营遗址以FZH1025为代表的“商周三期一段”遗存，其年代不会早至殷墟三期，而应为西周早期，杨勇、常怀颖已先后详论之[45]。因此，华北平原北缘地区上述诸遗址的年代应均在西周早期。
张家洼及琉璃河遗址的测年结果显示，张家园上层文化相关单位的绝对年代都在公元前1046～950年之间。张家洼遗址围坊三期文化墓葬的测年结果证实，围坊三期文化年代较早，在西周早期已近消亡。这进一步说明，西周早期广泛分布于华北平原北缘地区的张家园上层文化年代上限不可能进入晚商纪年。同时，在殷墟发现有围坊三期文化的典型器物[46]，却不见张家园上层文化的典型陶器，如果张家园上层文化年代上限可达殷墟三期，但却不见于殷墟，这很难解释为何同一地区的不同文化在传播互动方面有如此针对性的选择差异，这也间接说明张家园上层文化的年代上限不会早到晚商时期。
（四）东、西两区的文化差异
1.西区的文化面貌 西区最主要的三种文化因素为张家园上层文化、周文化和商文化。这三种文化因素的分布都不局限于单一的遗址，每种文化因素的分布有不同的特点。在大部分遗址中，张家园上层文化因素均占有较高比例，是主导文化因素。即使在以周文化为主体的遗址中，张家园上层文化因素的器物种类仍较丰富，展现出本地文化的影响力。周文化因素仅在琉璃河、要庄、旧宫遗址中占有较高的比例，在其他遗址中的比例很小或基本不见，即使有所发现，器物种类也较为单一。商文化因素在各遗址中均有发现，但都不是主导文化因素，各遗址中所发现的商文化因素器类也不甚丰富，相比较而言，商文化因素在以周文化为主体的遗址中所占比例较高。
既往研究比较侧重对每个遗址的文化定性，但上述分析显示，即使属于同一文化性质的遗址间文化面貌也不统一。每个遗址的文化面貌都相对复杂，许多遗址都处于中间形态，这反映出西区明显的区域文化多样性。
2.东区的文化面貌 东区的各遗址均属于以张家园上层文化为主体的遗址，文化因素以张家园上层文化和围坊三期文化为主，商文化因素也较常见但所占比例较低，基本不见周文化因素。
商文化因素在东区内的分布情况不似在西区普遍，不过所发现的典型器物与西区相同。围坊三期文化因素在两区的情况明显不同。西区各遗址中的围坊三期文化因素十分少见，而在东区，钵和算珠形纺轮的出现频率较高，大口罐、深腹盆等器物之形制也与围坊三期文化有密切关联。这反映出华北平原北缘地区东、西两区域内本地文化更迭、演进的节奏不同。东区围坊三期文化传统的保留与周文化因素较少密切相关。
三、张家园上层文化墓葬的特征
与陶器反映的日常生活习俗相补充，墓葬往往直接反映人群的精神信仰、财富控制能力及等级，二者是辨识人群差异的最主要和最直接的证据。张家洼遗址所发现的张家园上层文化墓葬为我们进一步认识该文化墓葬的特征提供了关键证据。这批墓葬中，除2022M4发现有随葬品外，其余诸墓均未发现随葬品，但其规模确有明显的差别，似可分为四等（表四）。由于无随葬品进一步细化区分，可暂将张家园上层文化墓葬以有无随葬品分两个等级进行粗线条分析。
表四 张家洼遗址北封村地点竖穴土坑墓规模统计表
（一）低等级墓葬的特征
张家洼、张家园[47]、邦均[48]及镇江营[49]等遗址中的张家园上层文化墓葬反映出该文化低等级墓葬的葬俗和特征较为统一（表五）。它们绝大多数为竖穴土坑墓，平面形状为较明显的圆角矩形。通常有熟土二层台而无腰坑。大多数墓葬的面积在2～8平方米之间，墓口与墓底的面积无明显差异。通常使用木质葬具，以一棺或一棺一椁最为常见。流行仰身直肢葬，墓主人多头向东。一般不见随葬品或偶见少量贴身配饰。使用金耳环作为身体装饰品，是本地自大坨头文化以来的地方传统，可视为土著文化因素的传承。另外，无论墓葬等级高低，张家园上层文化墓葬皆未见陶容器随葬。
表五 张家园上层文化低等级墓葬统计表
由于墓葬的形制、结构、葬具的特点都没有表现出与墓葬等级的高度相关性，且绝大多数墓葬中又少见或不见随葬品，因此，在没有随葬品的情况下，墓葬的面积大小可能是彰显墓主身份高低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高等级墓葬的特征
除了具备张家园上层文化墓葬的一般特点外，各遗址所发现的高等级墓葬各有差异（表六）。
表六 张家园上层文化高等级墓葬统计表
张家洼2022M4的随葬器物在器物组合方式和器物摆放位置方面更接近周文化的葬俗，其棺盖板上南北两侧放置两组戈、鍚，戈、鍚组合常见于西周早期以姬姓周人为核心的西土集团的墓葬中[50]。同时，将随葬马器放置于棺盖板上的葬俗亦见于北吕M92[51]和张家坡M145、M183[52]。张家洼2022M4葬俗以张家园上层文化墓葬特征为基础，同时随葬器物又有周文化因素，加之其规模、随葬品所彰显的墓主人身份等级的特殊性，推测墓主人很可能是得到了周人羁縻封赏的土著贵族。
张家园铜器墓中随葬金耳环表明了墓主人应当属于土著族群[53]，但墓中随葬的铜鼎、簋表明其所含的文化因素并不单纯，重食礼制的铜器组合和器物形制、纹饰特征都属于典型周文化的特点[54]。这种墓葬中既有本地文化因素又有周文化墓葬特点的情况与张家洼2022M4相似。但张家洼2022M4与张家园铜器墓在墓向、规模和随葬饰品等方面还存在差异。邦均铜器墓与张家园铜器墓的随葬铜器相似，但随葬饰品也不同。这些现象暗示，即便是同属于张家园上层文化的土著族群，其内部仍有习俗和认同上的细微差别。
综上所述，张家园上层文化高等级墓葬的差异主要反映在随葬品上。随葬品种类的不一致，一方面说明张家园上层文化的上层贵族尚无定型礼制，同时也暗示其差异可能与周人在此地区对各土著贵族的颁赏内容不同有关。从这些高等级墓葬整体反映的葬俗共性，特别是随葬金耳饰来看，即便受到了周文化的影响，且获得了羁縻封赏，土著贵族仍然固守了一些本族的葬俗。
四、结论
（一）张家园上层文化的年代上限与下限
晚商时期，商人统治力式微，使其在西、北、南三个方向的势力全面收缩，原本已到达壶流河流域的商文化在这一时期南退至唐河以南[55]。这使得华北平原北缘地区的土著文化得以重塑，围坊三期文化因之出现。这一时期华北平原北缘地区的文化面貌相对单纯。
进入西周早期，本地出现大量周文化和随之而来的殷遗民文化因素的同时，围坊三期文化因素骤减，取而代之的是新出现的张家园上层文化因素井喷式增长。无论是器物形态分析还是碳十四测年结果都显示，张家园上层文化的年代上限应在西周初年。
张家洼遗址不同地点的试掘皆未发现西周中期及之后的遗存，华北平原北缘地区的其他诸遗址在西周早中期之际也大都废弃。即便是琉璃河遗址，在西周晚期时虽然尚有人居住活动，但已不再具备都邑功能[56]。琉璃河遗址西周中期以后的单位中，也未见张家园上层文化的代表器物[57]。上述现象都说明，张家园上层文化的年代下限当不晚于西周早中期之际。
对于张家园上层文化的消亡，以张家园上层文化为主体的遗址在相近时间衰败、废弃的原因，或许与燕国对本地统治经略方式的转变、政治中心迁徙相关。《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侯。燕惠侯当周厉王奔彘，共和之时”[58]，这期间燕国世系散逸。从考古学现象看，华北平原北缘地区的永定河、潮白河流域普遍缺乏西周中晚期的遗址（无论是以周文化、商文化为主体的遗址，还是以张家园上层文化为主体的遗址），说明燕国的统治中心可能已不在此处。传世铜器及中原地区墓葬中也未发现这一时期的燕国铜器。这些现象均暗示燕国对本区域的控制力下降，人群流散且与中原地区往来不多。但与此同时，作为土著文化代表的张家园上层文化却并未勃兴，反而完全走向衰亡。由于未发现其他新出现的考古学文化或南下的魏营子文化遗存出现在燕山以南地区，所以，本地考古学文化在西周中期的变化，似乎也不能简单归因于燕山以北戎人的南迁[59]。
（二）围坊三期文化的年代下限
经过前文的分析可知，西区各遗址西周早期的单位中仅出土零星围坊三期文化的器物，所占比例极低且处于持续衰减态势。东区诸遗址中，尽管围坊三期文化因素所占比例较西区略高，但也明显居于次要地位。此外，无论东、西两区，所见的张家园上层文化因素器物的种类都已相当丰富，器物组合已基本稳定，同类器物的形态也较为一致。
这些线索反映出两种本地文化的转化可能在西周之前就已开始，进入西周纪元之后，张家园上层文化已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稍晚些时候，围坊三期文化的分布及文化因素所占比例加速收缩，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本地文化由围坊三期文化向张家园上层文化的转变速度极快，两种文化几乎没有共存，围坊三期文化的消亡下限当在燕国建立之前。由于文化更替并非瞬时性事件，因此在本地西周早期的遗存中还可以发现其零星遗存。张家园上层文化兴盛之际，围坊三期文化便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从张家洼、镇江营与琉璃河遗址的材料来看，在西周早期，围坊三期文化与张家园上层文化呈此消彼长的态势，同时发生的正是商文化和周文化在本地的出现和发展。因此，燕国的建立应当是土著文化加速转变的诱因。残余的围坊三期文化因素可能部分融入了张家园上层文化，另一些则在文化交流与融合中成为创新或融合型文化因素。
（三）张家园上层文化两类型的划分
器物组合、器类形制和典型纹饰的相似性反映出东、西两区的本地文化是共性多于差异的，这意味着东、西两区的土著族群对张家园上层文化具有共同的文化认同。但从部分陶器形制以及墓向、随葬装饰品等葬俗的差异来看，在土著族群内部应当还可划分出次级团体，他们虽都属于张家园上层文化，但在生活习俗、文化认同等方面存在细微差异。
这种东、西差异在学界已被注意，陈光[60]、蒋刚[61]等曾主张以永定河为界，将张家园上层文化划分为镇江营类型和张家园类型。但由于地处永定河以东、潮白河以西的旧宫遗址所出张家园上层文化陶鬲口沿残片的特征与炭山遗址同类器相似，因此在没有更多材料之前，似以潮白河作为张家园上层文化镇江营类型和张家园类型的划分界线更为妥当。
（四）华北平原北缘地区西周早期的人群构成
广泛分布的以张家园上层文化为主体的遗址说明，此地区人群中所占比例最大的应为土著族群。个别以周文化为主体的遗址的存在说明，此地区还有少量的周人群体，他们集中分布于潮白河以西区域的个别遗址中。
商文化因素在各遗址中都是不容忽视的，它往往作为遗址中的次要文化因素存在。由于此地区在晚商时期并无太多商文化遗存，因此这些商文化因素应当主要源自分授迁移而来的殷遗民[62]。普遍存在的商文化因素表明，与周人一同前来的殷遗民应分散于各个不同的聚落中，与周人或土著居民杂居。这种现象的产生可能是出于加强对殷遗民控制的考虑[63]。另外，即便都作为遗址内的次要文化因素而存在，商文化因素在不同文化性质的遗址中的比例仍有所差异。这反映出，相较于土著群体，周人与殷遗民的关系当更为密切。土著人群与殷遗民共处，双方都会因为是否更为周人信任，而担负部分监督对方的任务。
不同族群共同生活使得多种文化因素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这为之后的文化融合与统一奠定了基础。
（五）文化格局所见西周早期周人的治燕策略
此前有学者指出西周初期周人在此地呈据点式分布，缺乏完全控制这一地域的力量，周初燕都处于土著因素的包围之中，两种文化处于对峙状态[64]。但如前文所述，本地区在潮白河的东、西两侧呈现出了不同的文化面貌，周文化与土著文化之间并不能简单地概括为包围与被包围的关系。
在西区，以周文化为主体的遗址虽然数量较少，但却恰好处于进出该区域的扼要地带，对此区域的控制具有战略优势。北端的琉璃河遗址为燕都，南端的要庄遗址所属国名不详，很可能是类似于元氏西张村軧国[65]那样的封国。位于南、北两端的周人据点应当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以此保证燕国与邻近封国及王畿地区的沟通。一些与周人联系密切的土著聚落很可能充当了联系的桥梁，存在周文化因素的张家洼遗址或许就属于此种性质。在东区，目前的发现似乎说明周人尚未在此区域内拥有独立据点，但各遗址内所发现的少量商文化、周文化因素说明周人并未放弃对此区域施展影响。面对数量庞大、分布广泛的土著群体，周人在稳固都城的基础上，把握交通要道，尝试向四周渐进地扩展势力并以羁縻方式怀柔土著贵族，应是当时可采取的最稳妥的统治策略。
从此地区所发现的高等级墓葬观察，周人与土著上层之间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并非对峙，反倒是土著上层对周人某种程度上的认同和臣服。从铜器的角度而言，张家洼的墓葬中目前仅见与军事有关的铜器，而在张家园和邦均遗址中则为铜容器。周人的封赏或羁縻方式因族而异正是分而治之的具体表现。
因此，我们认为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周人与土著居民之间处于对峙状态。华北平原北缘地区西周早期的文化格局，也当是周初王朝在关东诸国封建亲戚、经略四方的缩影，可以为其他区域周初文化格局的认识提供一定借鉴。
附记：本文是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中华文明早期发展关键阶段核心聚落综合研究”课题“黄河流域商晚期都邑综合研究”（项目编号2022YFF09036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张玥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常怀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考古》 2025年 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