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河间地区作为齐、燕、赵三国交界地带，成为地缘战略角逐的核心区域。在此地理格局中，文安“武平”（位于古瀛州文安县境）作为关键节点，其军政地位日益受到学界关注。本文基于张建宇、黄盛璋、后晓荣等学者的研究成果，通过系统梳理考古发掘的兵器铭文、货币资料及行政遗迹，从行政建制、军事功能、地缘战略三个维度，深入论证文安“武平”在战国中晚期所具有的重要军政地位。
一、行政与军事合一：赵国边地的县级治理体系
考古发现证实，文安“武平”并非普通聚落，而是赵国在东部边境设立的具备完整军政建制的县级行政单位。后晓荣与胡淼在《赵国置县考》中对“三年武平令剑”铭文的释读表明，其监造序列包含“令—司马—厩尹—工师—治”这一完整体系（后晓荣、胡淼，2012）。其中，“令”执掌行政，“司马”主管军事，“厩尹”管理车马，“工师”督导制造，“治”负责具体铸造工序。这一序列与赵国其他县级单位的兵器铭文结构高度一致，证明武平已具备规范的行政管辖权与军事指挥权。
在军工生产方面，武平设有专门的铸造机构，能够自主生产剑、铍等实战兵器。黄盛璋在《论三晋兵器的国别和年代及相关问题》中明确指出，“武平是赵地，尖足布币中也有武平，所以也是赵币，此地自是赵国冶铸之地”（黄盛璋，1974）。此外，山西师范大学闫宏志的研究进一步补充了“三年武平令”铍的铭文资料，印证了武平作为赵国东部兵器供应基地的地位（闫宏志，2017）。
更为重要的是，张建宇在《〈史记〉战国史料新证》中提及的“武平車府”青铜钫，揭示了武平在军事后勤体系中的关键作用（张建宇，2021）。“车府”作为掌管车辆与辎重的机构，其设置表明武平不仅是前沿军事据点，更是赵军物资调配与交通转运的枢纽。而《史记·赵世家》所载赵惠文王两次’徙漳水武平’的工程，经张建宇与闫宏志考证，实为以水道改造构建军事防线与漕运通道的战略举措，凸显出武平在赵国边地防御体系中的核心价值（张建宇，2021；闫宏志，2017）。
二、三国博弈的焦点：动态归属与地缘价值
文安“武平”的独特地位，在于其曾为齐、燕、赵三国交替控制，成为河间地区战略争夺的焦点。武汉大学赵堉燊在《战国中晚期的河间及归属变化》中系统梳理了相关考古资料，指出“地名’武平’见于齐（《郑庵所藏泥封》24下）、燕（武平君钟《捃古录金文》2·3·12·4）、赵（五年武平令戈《战国文字研究》第1辑）出土地名资料中”（赵堉燊）。这一发现突破了将武平简单视为赵地的传统认知，揭示出其归属的动态特征。
燕国对武平的统治体现于’武平君钟’。河北大学李淑萍在《燕赵铜器铭文整理和研究》中对该器铭文进行了考释，并引述黄盛璋、冯胜君的观点，认定“此’武坪’應焉燕地”（李淑萍，2019）。“君”作为战国时期诸侯国分封贵族的爵位，表明燕国曾在此实施封君统治，将武平作为南防赵国、东联齐国的战略支点。
齐国在武平的治理痕迹见于封泥文物。吉林大学李瑶在《战国燕齐中山通假字考察》中记录了《郑庵所藏封泥》24下的“武平��（上土下已）”，并确认其文字属齐系特征（李瑶，2011）。封泥作为官署文书封缄的凭证，证明齐国曾在武平设立行政机构，通过文书行政实施有效管辖，使其成为向河间地区渗透势力的前沿据点。
赵国对武平的掌控最为深入，除兵器铭文外，其铸造的“武平”尖足布币在河北、辽宁、山西、内蒙古等地广泛出土（闫宏志，2017），反映出赵国通过经济手段强化对武平及周边区域的控制。三国在武平留下的行政、军事与经济印记，充分说明其作为河间地区战略枢纽的地位，是影响三国力量平衡的关键所在。
三、地理与经济基础：战略功能的双重支撑
文安“武平”之所以成为战国中晚期的军政枢纽，离不开其优越的地理条件与发达的经济基础。
在地理层面，武平紧邻古漳河下游，而该河道的形成与古黄河变迁密切相关。复旦大学石超艺在《明以来海河南系水环境变迁》中提出：“战国中期以后，《汉志》河两岸筑堤，《禹贡》河与《山经》河断流，肥乡以下《禹贡》所载大河故道就成为漳水下游”（石超艺，2005）。这意味着战国时期的漳水实为流经古黄河故道的巨流，水势浩大，通航条件优越。武平凭借此水道，既可作为天然防御屏障，又能借助漕运实现兵员与物资的快速转运，成为连接赵国腹地与东部边境的战略通道。
在经济层面，武平是赵国东部重要的铸币中心。闫宏志在研究中对“武平”尖足布的出土地点进行了详细统计，范围覆盖今河北、辽宁、山西、内蒙古及北京等广大区域（闫宏志，2017）。货币的广泛流通不仅促进了当地商业繁荣，也为武平的军事防御与行政运作提供了稳定的财政支持。地理优势与经济实力的结合，使武平从普通的边地城邑升级为功能复合的战略支点，在战国河间格局中发挥着持久而关键的作用。
结论
综合国内学界的考古研究成果，战国文安“武平”的军政地位具有三重特征：其一，它是赵国在东北部边地设立的县级行政单位，具备完整的军政管理体系与自主的军工生产能力；其二，它是齐、燕、赵三国交替争夺的战略枢纽，其归属动态反映了河间地区的力量消长；其三，它依托古漳河水道与区域性铸币业，形成地理与经济双重支撑的复合型战略功能。
对文安“武平”军政地位的考论，不仅深化了对赵国边地治理模式的认识，也为理解战国时期大国地缘博弈提供了典型个案。区域枢纽的地位，既源于行政建制的完备性与地缘位置的关键性，也离不开地理环境与经济实力的综合赋能。这一研究成果，不仅填补了先秦时期河间地区历史研究的空白，也为当前区域内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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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良‖ 为什么胜芳人对“胜芳出美女”这句话特别反感与忌讳？
张玉良 || 推动隋唐永济渠全面考古，揭开“胜芳河”的神秘面纱
作者简介：张玉良，廊坊大清河洼淀研究会顾问、原霸州市胜芳古镇管委会主任。
2011年3月10号，《霸州胜芳古镇恢复“三宗宝”》一文，荣获河北省文明办、河北省民俗文化协会颁发的《河北省城市新风百种》一书征文的二等奖。
2018年12月5号，在“河北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学术研讨会”上，作《胜芳古镇历史文化的学术价值》的发言。
在2021年第一期《中华风采》刊发《重新认识胜芳》。
2023年2月，在《京畿学堂》上，发表《霸州在经济转型中应当重视胜芳的文化价值》和《隋唐运河与胜芳》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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