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迁碑》全称《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立于东汉中平三年（公元186年），是为颂扬县令张迁的政绩而刻。它诞生于东汉王朝走向末路的时代，其时碑碣云起，隶书已臻于完全成熟。与庙堂气息浓厚的官方碑刻不同，《张迁碑》带有更为强烈的民间色彩与地域特征。它很可能出自技艺高超但名不见经传的民间刻工之手，其书丹（用朱笔在石上书写）与镌刻的过程，都渗透着一种不受严格法度约束的、原始而奔放的生命力。
这种背景决定了《张迁碑》的基本美学品格：它追求的并非精致完美的“秀雅”，而是撼人心魄的“雄强”。这是一种未经完全文明驯化的力量，充满了岩石般的厚重与坚韧。欣赏《张迁碑》，就如同面对一位历经风霜的关中老汉，其面容布满皱纹，姿态算不上优雅，但眉宇间透出的刚毅、淳朴与生命力，却足以让人肃然起敬。
《张迁碑》的艺术特点，具体而微地体现在其用笔、结字和章法上，三者共同构筑了其独特的审美世界。
1. 用笔之“方”与“涩”： 这是《张迁碑》最显著的标签。与圆起圆收、波磔分明的经典汉隶不同，《张迁碑》起笔多采用凌厉的切笔方入，收笔则或陡然顿驻，或平推而出，形成斩钉截铁的方折效果。其长横与捺脚，虽保有隶书的波挑，但处理得极为含蓄短促，力量内蕴，如磐石般沉稳。行笔过程中，它强调“涩势”，仿佛笔锋在纸上顶着巨大的阻力前行，从而产生一种苍茫、斑驳、如斧凿刀劈般的金石质感。这种方笔的大量运用，赋予了字体棱角分明的骨感与凛然不可犯的威严。
2. 结体之“拙”与“密”： 《张迁碑》的结字一反常态，不以平正匀称为能事，而是极尽“拙趣”与“奇崛”之妙。其字形通常呈方正或扁方，重心偏低，显得稳如磐石。然而，在这整体的“方整”之中，却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变化：部首组合时常打破常规的比例，时而“上大下小”，时而“左疏右密”，看似笨拙不经，实则妙趣横生。它善于运用“移位”、“错落”等手段，如“勋”字“力”部右移，“韦”字上下错位，使字形在险绝中复归平衡，充满了动态的张力。这种“大巧若拙”的结体，需要书写者具备极高的空间营造能力，于不平衡中求平衡，于不协调中见和谐。
3. 章法之“满”与“势”： 在整体布局上，《张迁碑》字距小于行距，排列紧凑茂密，形成“满构图”的视觉感受。由于每个字本身的笔画粗细对比强烈，体态又富于变化，使得整个碑面看起来如繁星密布，气象万千。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虽无明显的连绵笔势，但通过单个字内部的欹侧动态和整体磅礴的气息，形成了一种内在的、汹涌的“势”，给人以雄浑饱满、真气弥漫的强烈印象。
《张迁碑》的魅力，远不止于其形式技巧，更在于其背后深邃的美学理念。它所代表的“丑拙”之美，是对中国传统审美范畴的一次极大丰富。
这里所说的“丑”，并非丑陋，而是与“工巧”、“秀媚”相对的一种更高级的审美形态。它摒弃了流于表面的光滑与柔美，追求一种内在的、本质的、未经雕琢的力量感。
这种美，更接近老庄哲学中“大巧若拙”、“大朴不雕”的境界。它不迎合，不讨好，以其本来面目示人，反而展现出一种震撼人心的真实与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