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精选

乾隆时期北海静心斋（镜清斋）的空间设计分析

——基于实测图和档案的初步探讨[1]

张开元  李路珂 钱勃^[2]

本文原收录于《中国古典园林建筑研究与保护学术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9.

一、引言

静心斋原名镜清斋，位于北京北海公园北岸，是清代皇家园林的经典之作。镜清斋始建于乾隆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1756-1758），其主要的山水构架和建筑格局形成于这一时期；光绪十三年（1887）有一次较大的改动加建，基本形成了现今的格局。

现有关于镜清斋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历史研究和设计研究两类，前者从史料出发，将镜清斋作为北海园林之一，梳理了它在乾隆、光绪、近代等不同时期的营建状况和变迁[3]；后者则从镜清斋的现状出发，从古典园林设计手法的层面对其进行分析[4]；尚未有研究将二者结合起来，梳理其在各历史时期的设计方法和特点，尤其未对最关键的乾隆时期（始建时期）的原状及其设计思想进行系统的分析。2019年1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与北海公园管理处、斯卡纳（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合作，使用geoslam三维激光扫描仪对镜清斋进行数据采集，获得了客观准确的现状点云，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结合历史图档和测绘成果，对镜清斋各个主要时期的概况进行复原追溯，并进一步对乾隆时期镜清斋空间布局中的几何特征和形式结构进行分析。

二、静心斋（镜清斋）关键图像及史料概述

正文从目前所得的文字和图像史料来看，静心斋（镜清斋）在乾隆始建前后，可分为四个主要的时期，本文以图像为重点，分述各个时期的主要情况。

2.1 镜清斋营建之前

目前主要有两幅图像记载了镜清斋始建之前的环境情况。

其一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康熙二十一年（1682）《皇城宫殿衙署图》[5]（图1），镜清斋所在地为一个带围墙的领域，有的学者认为这是明代“北台”乾佑阁旧址[6]，可能原本就是个高台，这也可能是后来在此营造一座大假山的原因之一。

其二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十五年（1750）《京城全图》[7]，北侧有旗民住房，南侧岸边仍有围墙；与乾隆二十四年《西苑太液池地盘图》（图3）比较，可以看到后者未绘出旗民住宅，但镜清斋北侧墙体的走向很可能是受到了原旗民住宅的影响。这些住宅可能在乾隆中后期已经陆续拆除（北海东岸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因此在同治、光绪时期，这里已经是直线型的墙体了。（图4、图5）

图1：康熙二十一年（1682）《皇城宫殿衙署图》镜清斋址附近（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王其亨提供彩色图版）

图2：乾隆十五年（1750）《京城全图》镜清斋址附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拼合整理图引自肖芳芳2016）

2.2 乾隆始建

乾隆七年至四十四年（1742-1779），北海琼华岛及北岸、东岸及团城进行了大规模的营建活动，其中新建各式殿宇、门座及庙坛建筑达到百余座[8]。其中，镜清斋建设始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五月，乾隆二十三年（1758）第一次竣工，遭受火灾后进行部分重建，乾隆二十四年（1759）十二月正式竣工交付。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二十四年（1759）《西苑太液池地盘图》中有镜清斋部分的平面格局[9]（图3），虽然未标注尺寸，也未精确地按比例绘制，但作为目前所知唯一完整地体现了乾隆时期镜清斋建筑格局的图纸，其表达的园址范围、建筑数量、建筑内容、建筑的基本规模（包括主要柱位）、建筑的相对关系、水体和山体的位置形状、主要路径等信息，均能反映镜清斋初建成时期的面貌。

图3：乾隆二十四年（1759）《西苑太液池地盘图》镜清斋部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3 同治末年及光绪年间

同治末年至光绪初年的图档和烫样有数件保存至今，已发表的有故宫博物院藏同治十三年（1874）《镜清斋地盘尺寸形势全图》（宫004-样1193）（图4）[10]及光绪元年（1875年）雷思起、雷廷昌制作的“镜清斋堂全分烫样”（图5）[11]。另有两张尚未发表的图纸藏于国家图书馆，编号分别为“国图155-1-11”、“国图161-4”，可能年代稍早于同治十三年（1874）之“宫004-样1193”，为后者的草稿。[12]

上述图档和烫样均作于光绪改造之前十余年，包含了大量的详细建筑尺寸和保存状况信息。与乾隆时期的图纸相比，这部分资料所反映的水体形状和围墙形状有一些变化，但是在建筑物内容和基本规模方面，除了西小院拟整体改造，及镜清斋主殿两侧拟改建或加建的“净房”之外，其他建筑均与《西苑太液池地盘图》完全相同，而上述两处加建计划，从民国时期测绘图及现状看来，实际上并未实施。

在“国图155-1-11”中，对镜清斋大殿抱厦位置标注了“楠”字，而在“宫004-样1193”中，对镜清斋大殿标注了“前后殿俱楠木，上盖松木”，对照乾隆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增修的《国朝宫史》所载“（荷）沼北南向堂五楹，不施丹雘，榜曰镜清斋”[13]，及光绪十三年（1887年）2月下旨“镜清斋均换用松木建盖，将其楠木著造册咨送海军衙门，以备应用”[14]的记载，可知乾隆时期始建的镜清斋大殿原为不施彩画的楠木殿。同治末年所见的情况，殿身为楠木、屋架为松木。光绪十三年，大殿的楠木应尚可用，但为了修缮一新，又或许为了将楠木挪作其他用途，镜清斋大殿被全部重建，改为松木并绘制彩画，此次重建并未改变镜清斋大殿的柱网配置。

据档案记载和现状显示，光绪十三年改建的内容，除了镜清斋大殿的重建之外，主要有新建叠翠楼和北部爬山廊，其他建筑时有裱糊、修缮，主体结构未作大的改动。

图4：同治十三年（1874） 镜清斋地盘尺寸形势全图（故宫博物院藏，编号宫004-样1193）

图5：光绪元年（1875年）雷思起、雷廷昌制作的“镜清斋堂全分烫样”（故宫博物院藏，张凤梧提供照片）

2.4 民国时期至今

民国时期，镜清斋曾作为陆征祥住所、外交部接待场所等。1937年，林徽因、刘致平测绘并绘制了镜清斋平面图（图6）[15]，此后梁思成重新整理绘制了平面图和剖面图[16]（图7）。在史料中没有关于光绪加建之后到这次测绘之间较大改动的记载，因此可以认为本次测绘较好地反映光绪加建后的结果。图纸的建筑位置及山水形态与现今（2019清华大学测绘）镜清斋激光点云平面图（图8）的吻合度非常高，图中还表达了一些在视觉上不太明显，但在设计上却十分重要的细节，例如在梁思成整理的图中，清晰地表达了水体的连通和流向、假山及植被和建筑之间的剖面关系。此外，也可以看出测绘之后镜清斋又经历了少量的变动，例如西侧的长桥变为曲桥，罨画轩北侧加建了房屋。此后还有天津大学测绘图（1953-1997），以及胡绍学（1962）、彭一刚（1986）、周维权（1990）诸先生发表的图纸，此处对其后各版从略。

图6：1937年刘致平绘 北海静心斋（镜清斋）平面及立面图

图7：梁思成绘 林徽因、刘致平测绘 北海静心斋（镜清斋）平面、剖面图（梁思成《中国建筑史》）

图8：镜清斋三维激光点云平面图（2019年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测绘）

2.5 各时期布局的差异

依据上述三个主要时期的关键图纸和模型资料，本文辨识各个时期之间的差异，并对各个时期镜清斋组群的体量关系制作三维模型示意图（表1、图9）。

表1：三个时期镜清斋图像显示的体块关系，及图像差异分析（文字说明中的编号与图中编号一一对应）

图9：乾隆时期与近代镜清斋水体、建筑与墙体形态的对比

三、乾隆时期镜清斋平面的几何分析

基于不同时期图像差异的分析，结合现状测绘数据（图8）与同治末年至光绪初年图档和烫样所标注的具体尺寸（图4、图5），并根据《西苑太液池地盘图》（图3）所示的建筑内容、位置关系、山水形态及道路关系，可以初步推知乾隆时期镜清斋的平面布局及具体尺寸。

从营造历程来看，乾隆时期的镜清斋建筑群是在较短时间内一次性设计建造完成的产物，而非逐步改造添建的结果，具体体现为简单模数和模块化设计手法的运用。模块化的设计手法容易产生重复或规则的特征，而这正是园林建筑所追求的绮曲自然意趣的反面。作为一处皇家园林设计的典范，镜清斋显然成功地调和了上述矛盾，因此其设计方法也特别值得研究和阐释。

本文在上述基础上，试图从“规则”和“变化”两个层面，对乾隆时期镜清斋的设计方法进行分析。

3.1 柱网尺度的简化

在光绪时期镜清斋烫样上附有原始贴签，其中内容包括以丈、尺、寸为单位的三个建筑柱网尺寸标注[18]，与现有的激光点云平面图所量得的以米为单位的精确柱网尺寸进行比对（图10，表2，表3），可推出二者换算比例：1丈≈3.20米。据此推算其余（没有烫样照片资料的）建筑柱网的尺寸[19]，发现它们基本落在整丈整尺的范围里（图11）。

通过对上述数据的梳理（表4），可看出镜清斋组群的11座建筑（后期加建的叠翠楼未算在内）具有高度标准化、模块化的特征：除回廊之外，所有建筑均为南北朝向或东西朝向；单体平面全为矩形；开间尺寸大多为1丈，极为简单一致，既不突出明间、次间的差异，也不突出各等级建筑的差异，这显然十分有利于建筑的快速设计与建造。

单元体规模的差异变化主要是通过面阔间数和进深跨数的变化来产生。

由于规模的变化的范围有限，故在此11座建筑中，产生了3组面阔进深规模相等的建筑：大门与抱素书屋；沁泉廊与西小院正房；画峰室、韵琴斋与焙茶坞。

对于上述三组“规模相等”的建筑，设计者首先采用朝向变化来创造差异性——组群中仅有的两座东西向建筑便起到了这一作用；其次是明间尺度的变化，这在同为南北朝向的大门和抱素书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此外，还有意地在空间上对相似建筑进行阻隔，尽可能令其彼此间互不可见。

图10：镜清斋三座建筑的尺度对照。其中括号内红色数字为烫样标注数值，单位为“丈”，不带括号的黑色数字为激光点云测量数值，单位为“米”

表2：面宽尺寸的烫样标注数值与激光点云测量数值对照——用于推算米-丈换算比例（加括号的数字为离群值，被排除）

表3：进深尺寸的烫样标注数值与激光点云测量数值对照——用于检验米-丈换算比例

表4：镜清斋单体建筑各项数据梳理，灰色部分为模块中相等的特征

图11：用整丈整尺拟合的镜清斋柱网尺寸（虚线框内为烫样原有标注，虚线框外为拟合尺寸，单位：丈）

3.2 平面控制网格的运用

在中国古代一次性规划建设而成的建筑群和园囿中，普遍存在使用整丈方格网控制平面关键要素的现象[21]，通过明清紫禁城及颐和园、北海等建筑群的实测数据，均可找到其平面设计网格[22]。 相应地，也可根据镜清斋的测绘数据反推出其设计网格：在镜清斋三维激光扫描点云平面图上通过作图法进行几何尺度分析，可以发现乾隆时期始建的主要建筑或院落的重要控制线，大多落在一个3.43米的控制性网格系统中，折合为1.07丈。（图12）

这一网格系统可以分为三个层级：

第一个层级以3.43米x 4为扩大模数，在图12中以粗点划线1-6表示。

(1) 中轴线：贯穿镜清斋主体建筑序列——大门、（方）镜池、镜清斋、沁泉廊，且把整个园林分为左右（尺度）近似的两部分；

(2)&(3) 划分镜池院落分别与东侧抱素书屋院落、西侧画峰室区域的控制线，同为镜池院落东、西侧边界；

(4) 将整个园林划分为南侧建筑群和北侧自然山水区，同时划分出北部主体院落与南侧镜池、抱素书屋两个小院落；

(5) 镜池东西向中轴线，对位于西小院中轴线，亦为碧鲜亭南端控制线；

(6) 位于中轴线两侧位置比较对称的枕峦亭与小玉带桥（抱素书屋北侧拱桥）的中轴线；

第二个层级以3.43米x 2为模数，在图12中以细虚线7-12表示。

(7)&(8) 镜池院落的北、南侧边界线。其中(7)贯穿画峰室南廊柱，贴近韵琴斋中轴线（一种解释是韵琴斋在实际建设中位置有微调）；另外镜池环廊边界构成了一个精准的2:1的矩形；

(9) 大门南端控制线；

(10) 沁泉廊北侧边界，与控制线(6)关于沁泉廊对称。同时为沁泉廊东侧假山屏障控制线。此外也是罨画轩南端/其所在半院北端控制线；

(11) 抱素书屋、焙茶坞和二者间连廊柱网线，亦通过画峰室北侧石板桥的中点；

(12) 罨画轩北侧廊柱、及沁泉廊北侧小池的北边界线；

第三个层级以3.43米为模数，见图14所示。可以发现有更多的建筑和景观元素落在这个格网上，包括沁泉廊中点、韵琴斋柱网、连廊最东端等。

上述第一、二层级的控制线，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西苑太液池地盘图》中同样存在，即现状在一条控制线上的关键要素，在《地盘图》上同样在一条控制线上。但如果直接从图纸上测量，可以发现这些控制线之间并不等距，很可能是由于该图的主要目的并非用于施工，而是用于呈送御览，让皇帝了解总体格局，因此制图并未追求尺寸精准。（图13）

图12：从镜清斋现状三维激光点云平面中得到的12条主要控制线：其中粗点划线1-6为最重要控制线；细虚线7-12为次等重要控制线

图13：12条控制线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西苑太液池地盘图》中的体现

图14：镜清斋激光点云平面图与3.43米/1.07丈格网的对应关系

3.3 镜清斋平面控制网格与乾隆时期的度量衡制度

镜清斋的平面控制网格基本模数为3.43米，约合1.071丈，并非整丈，和建筑柱网所用的整丈尺度存在着不可忽略的差异，这一现象在以往的研究中尚未发现过，非常值得注意。

原有的1丈设计网格可以根据用地现状进行少量的放缩，变为1.07丈，这从设计师的角度似乎并不难理解，但在乾隆时期，这两种尺度的并存可能有着更深层的原因。据陈梦家的考证，营造尺与田亩尺的差异始于明代，明中叶朱载堉所著的《律学新说》卷2图就载有三种尺度：“裁衣尺即宝钞尺34.00厘米；宝源局量地铜尺32.64厘米；营造尺即木工曲尺31.80厘米”；在清康熙朝，量地官尺为34.50厘米，而营造尺为31.85厘米，乾隆二十六年重修《清会典》曰：“度天下之土田……以营造尺起度。”三十二年颁发各省地亩尺勒石，刻“地亩尺”五尺旁以“营造尺式”一尺。此时营造尺与地亩尺统一为32 厘米[23]。  镜清斋设计建造于乾隆二十一年，正是地亩尺（量地尺）和营造尺统一之前，故镜清斋两种尺度的并存，有可能正是两种尺度并用的珍贵见证。

目前已知清代若干不同长度的尺的实物，主要有1尺=0.3203米的牙尺[24]和1尺=0.343米的量地藩尺[25]；另存一把两面分别刻有上述两种刻度的牙折尺，罗福颐认为1尺=0.32米的一面为工部营造尺，1尺=0.343米的一面为量地藩尺[26]，这类尺的存在，反映出当时有换算两种尺长的需求，而这两种尺寸恰与镜清斋建筑柱网和总平面控制网格的两种尺寸——3.20米与3.43米——高度吻合。

考虑两种尺度的同时运用，必然造成两套网格之间的微小错动，这就可以对镜清斋的部分实际控制线（柱网）与3.43米的网格之间的偏差作出进一步的合理解释：

比如图12中的4号控制线偏南了0.44米，可能是为了使镜清斋对齐南面的控制线，同时保持2丈的进深，导致北侧柱网及其所关联的控制线脱离了原有格网（图15）。

·控制线2、3、5、6、7号——抱素书屋院与画峰室区域几乎等宽，而抱素书屋与小玉带桥的中轴线平分抱素书屋院；

·控制线3、5、6、8号——罨画轩所在半院与镜池院落等宽；

·控制线1、4、8号——镜清斋的东、西边界分别为控制线1和8，两轴与中轴线4号的距离近似相等；

以上现象表明其设计可能有一个初始的网格参照，而后续的设计改动使之偏离了原有的网格，但其中一些相对关系保留了下来。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在设计之初并未考虑两种尺的长度区别而用统一的网格进行设计，而在实际的建设中采用了两种不同的尺造成了一定的位置偏移。

另外一个造成现有建筑（柱网）没有落在网格上的可能的原因是，该建筑本身不需要按照网格模度那么大的尺度而是依据自身需求而定，因而脱离了网格。比如沁泉廊本为一个景观小品进深1.24丈。如果按照格网来达到2丈，其体量会过于巨大而不适宜，因此仅以檐口边界置于格网上（图15）；

同样对于大门来说进深方向廊柱从控制线向南只需1.4+0.4=1.8丈而不需要2丈，因此也不落在格网上，最终仅以檐口落在格网上（图15）。

图15：镜清斋丈模数柱网与放缩后网格的错位；建筑除前后廊外的进深为营造尺2丈，因此没有完全落在营造尺2.14丈，量地尺2丈的格网上

图16：纵向控制线之间的几何关系

3.4  院落、领域及其基本尺度

在狭长的东西向主体水体、南北多层次的结构之下，以及整个园林的建筑、景观的横向形态，形成了镜清斋平面带状结构（图17）。由此进而演化出三层结构：中间主体水体形成的一条东西向长带区域；南面依次东西向排开的西小院、画峰室南区域、镜池院、抱素书屋院、韵琴斋罨画轩形成的半开放区域；北面为两层假山和一片东西向的水。

镜清斋各院落、半院、区域有着相似的尺度，具体尺度如表5和图18：

图17：镜清斋水平带状结构（点画线为建筑或山体体量的连线，虚线为水体及开放空间的连线）

表5：镜清斋各院落、区域近似的尺度

图18：镜清斋各院落、区域近似的尺度

其尺度相似的一个可能的原因，大部分院落均是围绕水体展开，而各水体尺度相近。其更深层原因是按照2、4、8单位的网格进行设计导致。

另一方面，院落接近8丈的模数（实际院落和区域宽7-8丈，即22.4-25.6米）正与芦原义信提到的20-25米“外部模数理论”[27]相吻合，属于大规模室内空间或小规模外部空间的适宜尺度。

3.5  院落、廊道，以及流线与边界的变化

前节论证了镜清斋平面尺度中的“规则性”，本节讨论镜清斋如何通过一系列手法打破原有网格划分院落带来的过于匀质、规整死板、对称的感觉（图23）：

在流线上，主要以环主水体大环线串起入口、各小院落、局部分叉和其它路径；大环线一方面串接了南面规整的建筑群连廊和北面自由野趣的山路，一方面利用地形产生高低起伏，带来仰视、俯视的不同视角和上下坡的空间体验，同时也串接了跨水的沁泉廊、山顶的枕峦亭、山洞等不同景观。

光绪加建（图19）对廊道、流线组织有重大影响：在环水大环线上增添了更多的连接，连廊也贯穿了整个园林。

在建筑与院落布局上，抱素书屋、画峰室、焙茶坞均坐落于矩形区域（以及院落/半院）的一角，将整个矩形打破，同时产生了廊道的转折，由此带来游览视线上的不断变换，且路线的曲折也让人感觉距离更远、空间更大。镜清斋抱厦的突出也产生同样效果。相似地，枕峦亭所在假山向南错动也增加了岸线的曲折性，使得水体宽窄富有变化。

前文分析到院落间近似的尺度，这导致了各单体建筑在整个院子中近乎均匀排布。但建筑布置于矩形区域一角的手法也使得它们彼此错动而不会落在同一水平线上，让整个园林显得错落有致。

廊道的布置上，不同院落廊道所占比例差异很大——镜池四面环廊完全围合、抱素书屋院只有一个半边界有连廊、罨画轩半院三面环廊、画峰室南区域无连廊。这样的布置方法加大了各自院落间的差异，也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矩形院落区域的方正和单调性。

曲廊和曲墙的设计，又进一步打破原有正交体系的对称性：抱素书屋-韵琴斋连廊、焙茶坞-画峰室连廊均使用曲线连廊，一改原来的横平竖直流线。抱素书屋院南墙、画峰室南区域东南墙、韵琴斋东院墙均采用曲线，使得这几个区域再次打破方正、对称的感觉（图20）。

植被、假山石的布置又从更细腻的一个层级增加建筑的丰富性不对称性，在此不赘述。

图19：加建前（烫样）后（近代测绘）镜清斋流线与廊道对比

图20：镜清斋诸院落、区域从矩形逐步演化为丰富、自然、非对称、差异化的结果

四、从“规则”到“变化”，乾隆时期镜清斋的平面形式结构分析

在柯林·罗《理想别墅的数学》[28]一文中，从形式结构的角度分析了勒·柯布西耶的加歇别墅的生成——基于帕拉第奥式的规则网格布置基本柱网，但是在平面布局上通过夹层、楼梯、书房的设置打破对称格局，形成“z”型平面。该分析有力地证明了柯布西耶作品与古典范例的内在联系，并以图解的方式，呈现了现代主义的空间设计如何通过形式要素的几何操作来创造流动变化的空间感受。

本文借鉴这一方法，将乾隆时期镜清斋的设计拆解为若干从“规则”到“变化”的“操作”与“步骤”[29]。这并非试图从历史学的层面还原乾隆时期真正的设计过程，而是从设计学的层面进一步探讨镜清斋所代表的北方皇家园林布局中，“规则”与“变化”共存的内在法则，为今人认识古建筑的价值，并将这些价值运用于现代设计中，提供参考。

4.1 网格、方向、中轴线：

（1）在北海岸线、西北用地边界和“北台”的初始条件之下选定园址，确立了二丈、四丈为模数的网格（采用量地尺）

（2）根据大西天西翼阐福寺的对称位置，确立了东翼镜清斋的主轴线，再根据主轴线总长度约作四等分，最北一份为山石，南面三份分别布置大门-镜清斋主体-沁泉廊，三者各深2丈，间距4丈；在这一匀质布局的基础上，镜清斋主体南北出廊、北面另出抱厦，最终形成镜清斋园区内最大的建筑体量。[见步骤（7）]

镜清斋的用地南北进深较短、东西面阔较宽，因此不容易创造常规院落的纵深感，但也可能正是利用了这一特点，园中没有一般四合院中常见的“厢房”配置，绝大部分建筑都采取了南北朝向，充分地利用了南向的采光面。（图21）

图21：网格与主要院落的确立

4.2 山水格局与院落边界

（3）建立整体山水格局。利用旧有高台地势，依据东西向控制线划分。主体水体两岸形成了南人工-北自然的格局；同时形成了北高南低的格局以及水系大体形态。

（4）确立五个主要院落的范围。在园林主要轴线两侧，确立园区的东西边界和院落（以及半院、区域）边界；院落与建筑挤出水体形态；依据两条轴线做出两座桥，将水体划分出主次层次；（图22）

图22：山水格局与院落边界

4.3 “流动”与“曲折”的生成

（5）在水体转折位置营造主峰及枕峦亭，在跨院的北面中央增加主要建筑，使空间形成多个中心； 

（6）添加廊道与路径，在流线上确定了环绕主水体的大环线，及串连各小院落的支路环线，其中廊道和山间小径的设置，进一步增加了边界的丰富性，对视线亦起到了控制；

（7）进一步增添建筑、岸线的曲折层次[同（5）]；

（8）围绕建筑与山体的边界，对回廊和岸线进行拓扑变形，形成曲廊、曲墙与曲折的岸线，打破原来的方格网和对称性；（图23）

图23：“流动”与“曲折”的生成

结论

静心斋（镜清斋）的主要格局是乾隆时期一次大规模造园建设的结果，在光绪加建之后，山水-建筑关系、水体形态等都有一定的改变。本文通过史料和实测的分析，尽可能回溯到乾隆始建时期园林的状态，在此基础上发现，镜清斋使用了一套高度标准化、模块化的柱网体系，但在此之上又通过一定的组合、特殊处理等方式产生差异化。柱网体系以丈为主要模数，1丈≈3.20米。

镜清斋的总平面使用了明显的辅助设计网格，基本单位为3.43米，并以2、4、8单位为扩大模数。3.43米可折合为乾隆时期营造尺1.07丈或量地尺1丈，这一尺度规律反映了乾隆前期量地尺与营造尺在规划设计中并存的情况。

在尺度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对乾隆时期镜清斋平面的形式结构进行了分析，从中可以了解到，格网在设计的起始阶段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一方面它作为一个有效的设计工具，使短时间内完成大量的皇家园林建设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格网也可能产生规整、匀质、雷同的“反园林”效果，这一效果又被精心布局的山水要素及几何要素举重若轻的拓扑变换所弱化，形成一座既规则又天然，既紧凑又丰富的经典园林。 

作者简介

张开元，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2014级本科毕业生

李路珂，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特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钱勃，北海公园管理处 基建处主任

本文标准引文格式如下，欢迎参考引用：

张开元, 李路珂, 钱勃. 乾隆时期北海静心斋（镜清斋）的空间设计分析——基于实测图和档案的初步探讨[C]//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 编著. 中国古典园林建筑研究与保护学术论文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9: 232-252.

公众号｜古物新知 古物新生

文化遗产的价值研究与活化利用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李路珂团队工作

编辑：黄康

审核：李路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