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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路者》是关于民国人物的书写。有单个的显影，更有群体的勾勒。有先后、主次之分，无高下之别。鲁迅、周作人、胡适、陈独秀、梁实秋、闻一多均被请进书中，留下独特的音容笑貌。与鲁迅或亲或疏的学生，李霁野、韦素园、台静农等人，以及老舍、巴金、张爱玲、张中行等人也参与并壮大着寻路的队伍。《寻路者》与好奇于他们的秘辛、计较于日常琐事的著作不同，它既讲述他们的人生履历与个性举止，更一次次深入旧日文本最深处，提炼如此作为背后的精神源头。人之活着，最本质之要素在于精神，更何况是倚靠文字凭借思想安身立命的文化人。

鲁迅是整本书中分量最重的人物。在《夜枭声》这篇中，孙郁如此说道：“但鲁迅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撕碎了常人式的认知之网，将触角延伸到理性无法解析的精神黑洞里。确切、已然、逻辑、秩序，通通被颠覆了。他看到了一个未被描述的另一类的世界，思想必须重新组合，格律已失去意义，唯有在那片混沌的世界里，才隐含着别样的可能。鲁迅诅咒了世界，也诅咒了自己，而他被人诅咒和亵渎，那也是自然的了。”这是无处可去的选择，这是无人可以诉说的悲哀，宁愿把自己置身所有人不去的异地，来显示自己是最非凡最独特的存在。鲁迅并不想当先知的，他也自知不够格，但愿意作为警示般的存在，愤怒于自个儿的愤怒、悲哀于自我的悲哀、孤独于自己的孤独里。那么，周遭的人如何看待他，他是无所谓的。他的孤独，终究是无法亦无须挣脱的处境。

与鲁迅关系既不近也不远的同道中，胡适是其中重要的一位。从《新青年》四卷四号上刊登的，胡适与陈独秀、钱玄同讨论文字改革的通信，孙郁看出他文字里对旧学颠覆性很强的背后，是隐隐的热热的光，是一种亲和力的自然涌动。与此同时，在写给汪懋祖的信中，他洗耳倾听反对派的声音，在孙郁看来“则是难得的雅量”。这样的人，放在当今时代里，也是罕见的，是自有一种魅力的。如果不是身处那样的时代，这样的才华与品质，应该能够惠及更多青年学子。

《未名社旧影》是孙郁对鲁迅学生的整体勾勒。他们都有共同的、相仿的文学梦，鲁迅愿意帮助他们做些事，于是就有了未名社。其中，最可以说道、最让人怀念的当属英年早逝的韦素园。他忠厚、纯情，鉴赏目光锐利，有殉道的激情。按照孙郁的话来讲，“他身体柔弱，却有着坚毅的一面，以坦诚和刻苦赢得了周围人的信任”，而且“他和朋友相处，总要付出更多的一些，那气质里流动的是挚意的气息”。他是未名社的中坚力量与灵魂。偏是这样的人，早早撒手于人间，与心爱的文学事业久别了。孙郁曾走近过其墓地，心中的悲叹可想而知。

作为先行者，他们或如先知般的存在，他们果敢勇毅，走着自己的路。他们在学术或文学作品中留下的声音，组合成不那么令人欢欣的氛围。有些暗淡，有些阴霾，有些杂乱，有些不知该从何说起。这是时代带给的困境，任何人都无法轻易摆脱。

民国历史不长，却复杂、浩繁，学者们研究著作迭出，各有视角与心得，可谓众声喧哗。孙郁目光所聚焦的是民国史的一小段，甚至只是某几个角落而已。孙郁的写作不为美化人物或遮蔽美好之外的许多面，而是把他已知的一面写出。如果说在书中多有展示他们美好一面的话，那是作者的向善、爱美之心起的作用，亦是作者并未求全责备的温柔之心在明显跳动。借钱穆先生的话来讲便是：“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务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对历史人物一味挑剔者，是无知的，是虚无的，是贫乏的，当然也是不足取的。

深邃、苍茫的历史里，若无可以留恋的人物在，那便不值得回望。孙郁笔下的“寻路者”们，无疑当得起如今的人们频频回首。民国乃乱世，乱世中的众声喧哗，各种话语交错而生，精彩与美好也就在其中了。

 在我看来，孙郁《寻路者》不失为一席文化盛宴。虽为盛宴，却不张扬，不仅不张扬，甚至显得低调。这是孙郁的文风决定的，在故纸堆里埋首久了，抬起头来，提笔写出自我感受，至于旁人看不看得懂、理解得是否透彻，是他无暇顾及的。短暂的民国史幽深得很，人性之幽深比历史有过之而无不及。进入他们内心世界的探寻，不是一次可以到位、能够完成的。借先贤留下的文字，孙郁一次次深入其中。

遣词造句时，他常带着商量的语气，倾诉着合乎情理的可能，有几分证据就说几分话。又在时移世易之后，生发出新的可能也未可知。我想说的是，这正是孙郁讲述历史的魅力，因娓娓道来而产生的亲和，给人如在目前之感。写作如谈话，其内心之诚可想而知。我以为，这是读者绝不能错过的一种福利。许多人写作，总是天然地摆起架子、板起面孔，装出先知的模样，让人读着如听训示，内心之压抑与不快可想而知。在《月下诗魂》中，他说：“生命乃一个过程，人很可能成为自己选择的对象的奴隶。”同样在这篇文章，他还说道：“人只有不断摆脱外套束缚且质疑着这个世界时，大约才能免遭苦役。”写出困惑，亦写出解惑之道。给人以淡淡的愁绪乃至哀伤，转而又照进一缕阳光，让人欣喜。

《月下诗魂》这篇，谈胡适、徐志摩等“新月派”人士与鲁迅的不同，孙郁认为：“我读胡适诸人的文字，常常觉得他们美好的态度对现实是无力的，少的恰是自我的痛感，也未能予人以深深的痛感。打不中对手的内脏。新月派的批判意识是梦的游走，几乎不能搬动眼前的冰山。”那么鲁迅呢？“单如果看看鲁迅的冷峻与热力，却可以融化些什么，将阴冷的氛围驱走了。鲁迅之不同于自由主义文人在于，不相信一个确切的要领可以涵盖一切。”胡适的缺点是有的，相形之下，鲁迅有优点，却也不是胜过所有人的存在。他也是有缺点的。

孙郁的表达固然呈现出自家观点，却又让人时常觉得，历史或人性常常存在别的可能。孙郁的看，是他的姿态与模样，并非限制他人的看，并不束缚别人自由地看与想象。唯其如此，此盛宴才是丰盛的，丰厚的。

盛宴的背后，是孙郁的静气。守静之人，才不会焦躁，不想毕其功于一役，不会急于得出振聋发聩的结论以赢得当代人的交口称赞。讲述历史，是他的不断挖掘，也是他的内心皈依。诚如他在《〈语丝〉内外》中所言：“在鲁迅的文字里，学问和本我的体验是交织在一起的。”孙郁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之深受鲁迅影响，此乃其中之一。学问固然是学问，然而，学问若少了体验的支撑，很难说是真正的认知。

《在路上》一文从鲁迅与陈独秀两人的关系出发，梳理他们在可能相遇的时空里各自的行迹与心境。在文章的末尾，孙郁写道：“大家都在行进的路上，前面是茫茫的夜，身后也是茫茫的夜，就那么走着。相互依偎着前行是一种走，独自跋涉也是一种走，在通往明天的路上，有更好的方式吗？鲁迅是悲观的，他不知道未来的中国如何，唯一能确认的就是，自己还能做一点什么。”这是颇有情感的一句话，尽管孙郁的表达是内敛的。他并不跳出来，可是却寄托着很深的慨叹，以及更多莫可名状的心绪。也许，陈独秀与鲁迅若能相互依偎着行走，是胜于他们各自行走的。《新青年》的存在，竟未能把二者拉近，实在是可惜可叹的。个人直接的、温热的感受被历史的意识贯穿着，成为一条清晰的脉络，在孙郁心中是早已扎根的。那是沉浸于民国史后又悠然走出的自然而然，那是让自我生命融入民国学人学识与性情之后的清醒认知。

读《徐旭生西游日记》，想念徐炳昶其为人，孙郁表达出忍不住的赞许、止不住的敬意。与同时期多数学者不同的是，徐氏并非固守书斋的学者。加入考古团队深入大漠之后，他一次次被斯文·赫定等人的科学精神打动，并把详情写进日记里。“我尤为惊异的是，作者朗然的、从容而悲壮的语态，滚动着中国知识分子金子般的智性。远离高贵、荣誉、世俗，甘心沉入到远古，沉入到无人的荒漠之地。而那一颗心，却与我们的世界贴得那么近。”不独日记里流淌出的真知灼见，单是这般远离与深入，已然是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不能为之。更不必说，彼时有多少同行会鄙夷于他加入考古队之后的西北之行？

《故都寒士》中，遥想张中行于北大学习时的情形，孙郁写道：“胡适清澈，周作人驳杂，钱玄同高古，刘半农有趣，沈兼士平淡。学人的存在也是个风景，看和欣赏都有收获。张中行一下子就被那些有学问的人吸引住了。”师者倘若传道授业解惑时，又自然流淌出真性情，学生自然是受益匪浅的。仅此一点，张中行已然足够孙郁羡慕的，当然，孙郁传递出的还有对胡适、周作人等人的敬意。敬意之后还有如在耳畔的叹息。同一篇文章里，孙郁继续写道：“许多年后，当那一代人渐渐远去的时候，他才感到，自己当年经历了一个神异的时代。北大的当年，精神的深与思想的大，后来竟没有得到延续，对他是一种无奈和痛苦。晚年的时候，能和他一同分享这些的人，已经不多了。”张中行的孤独是自然的，其文字的孤独也是定然的。其文字有那样师承，起自那样的校园，是张中行的存在，让孙郁瞬间触碰着历史。

文字若有温度与情怀，袒露心迹是必然的。孙郁的文字常有这样的特质，唯其如此，才能打动许多其实对民国文学并不熟悉、对民国文人只知其名的人。饱含温度与情怀的文字勾勒，方能让文化盛宴处于热气腾腾的状态。鲁迅、胡适、闻一多、周作人等人，前人不知说过几回，甚至已被大众认定为标签式的确凿存在。可是在孙郁笔下，依然是音容笑貌如在昨日，呼吸欢笑如在目前，这并不追求独特的呈现，却是充满个性的存在。

孙郁写民国文化人，是从自我内心出发的观察。脚步与心跳合拍者，乃守静收心之人。在如此浮躁的当下，静气是作家最难得的修养，静气亦是作家文字最难得的特质。静气，不是守在某个角落的不言语，默守自我，而是在外力逼迫与时代骤变之时保持定力，继续深入早先确立的领域。如此则文字自然不会有焦灼之感，鲜有浮躁之气。如此则可以建立起自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自己就是当仁不让的王者。沉潜于历史深处，找寻自我的一片天地，孙郁是孤独的，也是快意的。正如那些执着行走在择定之路上的历史人物。这是自信，亦是自足。不与他人争，并非不把他人放在眼里的自大与自负，而是让自我生命之火自然而然地燃烧。

遇见有静气的文字，是一种享受与福利。读到他的一本书，只是被静气散发出的光芒几缕照见而已。他更多值得品鉴的文字，在下一个时间或某个路口，静候读者有缘遇见。多年来，我读孙郁便是如此。多年前读他的《鲁迅藏画录》《张中行别传》《写作的叛徒》，前阵子细读《聆听者》《民国文学课》《闲话汪曾祺》，直至如今细读《寻路者》，我在他温润、优雅且充满真实自我的世界里流连忘返。

固然，孙郁的文字是写他们的，因鲁迅、周作人、闻一多、老舍等人而来。对他们作品和人生的解读，是孙郁的倾听与审视，当然也是共鸣产生之后的对话。倾听与审视有所本源，对话则是可以独立存在的，它虽源于他者却也是心声的抒发，他的文字自成一个世界。经常地，我可以暂时忘却他笔下人物的存在，把那些句段放在当下生活中进行一而再、再而三的审视与解读。我以为，这正标志着评论文字日臻化境。文字里有他们，文字里有孙郁自我的显影，文字脱离背景人物仍具有的勃发生命力。

我在《寻路者》的字里行间寻找这般独立的、高耸的、显赫的存在，如高山上的青松，即便失去倚靠的高山，它们的高大、卓绝、肃然亦不减分毫。我并不以深刻许之，只是它们确乎于遇见的那一瞬间即撞击了我，并且在全本读完后的温习时令我舍不得远离，且能引起我深一层、进一步地思索。

《夜枭声》中，他说：“光明是诞生于黑暗之中的；唯有久久沉浸在黑暗之中的人，才会给人提供丰沛的亮色。”人在乱世中的抗争，人在现实中的前行，莫不如此。久在黑暗，了然于黑暗的源头与面相，足以让他给人提供可供借鉴的建议。在《古道西风》中，他说：“大的哀痛，是以洗刷自我方能解脱的。”这何尝不是他的自省乃至自警？若能真正洗刷自我，那么大的哀痛亦意味着大的突围与进境。这岂是人人可为的？非智勇双全者不能为也。以哀痛为准绳，借以观察古往今来之圣贤，不也可乎？在《同人们》中，他说道：“打量历史是一件困难的事。”这是人类永无法摆脱之困境。历史本就是困境，更何况打量呢？时光流逝，距离凸显，迷雾阵阵，焉得轻易窥探真相。更何况，经过代代言说的历史，愈发扑朔迷离。既如此，打量到的历史，往往只是个人眼中的历史。在《月下诗魂》的末尾，孙郁写道：“海市蜃楼固然美，那却是缥缈的存在。人毕竟生活在人间世中。有梦是好的，如能睁着眼睛看到梦之外的风风雨雨，知道还是可怜世间的匆匆过客，那么庶几不为幻觉所扰，一边幻想着，一边实干着，大约就不会沦为清议的虚妄。”人可以想象，却不应活在幻想中，或者说被幻想罩住了现实。海市蜃楼，观赏倒是可以的，却不可视作全部，否则人生的每一步都是踩在虚无。《帝都之影》中，他如此诠释文学与写作——“文学是寂寞人的事。”随后，他又说：“因为写作，便感到了一个真的自我的存在。”拥抱文学，意味着选择寂寞与孤独。否则如何在日日与文学的耳鬓厮磨中，窥见文学之奥秘？因为寂寞或孤独，而认清自我、丰富自我、升华自我，正是文学带来的终极意义。

没错，它们虽然涌动于孙郁的笔端，是当下新近出版之作品的一部分，我却愿意把它们视作名言警句的存在，不必挂在墙上制作成正式的版式，以广而告之于众人，而是放在心中久久回味、咀嚼，并在往后日子里时时接受其润泽。基于此，我大概是可以把《寻路者》视作一本厚重的集文散的，它不仅以描摹刻画鲁迅、胡适、巴金等人的形影为目的，还给人以长久的鞭策与激励，赐予人温热的感动与指点，令人借此奋进再奋进。人生如此短暂，奋进是征途，也是目的。人生如此短暂，转瞬即为过去。既如此，命运就是没有止境的征途。

掩卷深思，我深以为经由《寻路者》的探寻与挖掘，孙郁创造出带着个人深刻烙印的民国。大家都在茫然的路上走着，有的人志趣变更，变轨之后走向别的路，那就目光遥送便是；有的人走得太急，摔倒在地磕破膝盖渗出血丝，同道们搀扶起他，一道继续前行；有的人稳稳地走着，竟遇见许多人、见过无数风景，心中的共鸣的言语至今给人带来久久感动。探寻是他们的道路，也是他们的归宿。至于最后是否看到希望的曙光，并不是最重要的。只要在路上勇敢走着，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