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投降——日本的投降1945年8月（十九）

原子弹与投降

美国仅有的两颗原子弹分别在8月6日和9日投在广岛和长崎这两个城市,接着日本于8月10日根据波茨坦的条款提出投降,这些条款解释起来,含有日皇不必退位的意思。这样-一来,日本没有在引起盟国和日本双方重大伤亡的战役前就投降了。投降发生在原子弹投下后几天,因此认为拯救生命于涂炭是使用原子弹的功劳,好像也言之成理。

战后有几位美国高级官员说,原子弹确保了日本迅速而实质上无条件的投降,这样就缩短了战争,拯救了许多可能会在最后阶段中牺性的生命。据英国某作家说:“……杜鲁门总统在1945年8月9日，就是投下第一颗原子弹以后的第三天的一次发言中说“我们用了原子弹,是要缩短战争的痛苦过程,是要拯救千千万万美国青年的生命。”以后他又在10月3日向国会致词的时候说“对日本投下原子弹以后，到现在差不多两个月了。那颗原子弹并没有赢得战争的胜利,但是它确实缩短了战争。我们知道原子弹拯救了无数万的美国和盟国士兵的生命,要不然他们就会死在疆场了。”

日本投降时担任国务卿的詹姆士·贝尔纳斯也说,要使日本投降,就必须投下原子弹。他写道:“日本政府如果听了佐藤的话，选择无条件投降,就用不着投原子弹了。但是当军国主义者吵着要求谈判的和平的时候,他的忠告就没人理睬……日本内阁在原子弹投在广岛以前，并没有决定投降。”

史汀生部长在《哈波斯》杂志1947年2月号发表了一篇文章,讲到同一个问题,他也同样认为要压服日本的拒不投降,就只好投原子弹了。他的主要论点是,在原子弹投下以前,日本领导人物的行径并不说明他们不拟使用尚存的颇为强大的战斗能力最后决一死战。波茨坦的最后通牒被日本人断然拒绝了。美国政府无法知道他们的态度究竟多么坚决如果不再增加一种戏剧性的军事压力,也不知道日本人是否会表现得更老实一些。据史汀生说,为了确保日本迅速而彻底的投降,就必须给日本人一顿切切实实的教训,叫他们知道拒绝波茨坦最后通牒是怎么一回事。

7月28日，日本首相铃木拒绝了波茨坦的最后通牒，他说这是“值不得大家注意的事。”面对这样的拒绝,我们只能进而向他们表示,最后通牒说了一定算数,原来通牒是这样声明的，日本如果继续战争,“吾等之军力，加以吾人之坚决意志为后盾，若予以全部实施,必将使日本军队完全毁灭，无可逃避,而日本之本土亦必终归全部残毁。”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原子弹是非常适宜的武器。

可是，这种理论是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工作组的报告所不能同意的。这个工作组曾在战后会晤了日本的许多决策者，想通过他们来断定一下原子弹和苏联宣战在促使日本投降中所起的作用。工作组的结论是这样说的

“根据一切事实的详尽调查,并得日本幸存的有关领袖的证明支持,本工作组认为:即使原子弹没有投下,即使苏联并不参战,即使侵入不再计划和预期的范围之内，日本一定在1945年12月31日以前，很可能在1945年11月1日以前,就会投降。”

工作组的结论是根据有关日本决策者中和平趋势逐渐加强的证据提出来的。根据工作组的意见,1944年以后日本历届内阁的组成就清楚地透露了这种趋势,铃木在1945年4月7日被任为首相，就是为了要结束战争。报告认为,铃木内阁“谈判”的企图也仅仅是虚张声势。由于军界还有大批的死硬派,内阁就不能公开地提出投降,而只能在最后没有办法的时候再同意投降。决策者害怕死硬派，但是他们知道日本已经没有办法再打下去，无论按照什么样的条件,都只好结束战争。处境绝望，这并不需要有原子弹才能使他们看清楚。即使没有这样的“论证”,他们也会承认失败的。

这种分析,虽然在主要的轮廓上是正确的,却没有谈到很重要的一点，日本的政治领袖虽然愿意投降，他们不能也不会这样做，除非对宽大处理天皇制度美国明确表示同意。木户、“元老”、内阁中的文职阁员和某些海军首脑早就承认战败乃是既成的事实，他们几乎愿意接受任何条件来结束战争。但是就连这一群人也承认，如果盟国表示不愿意宽大处理天皇制度，那么除了在本土岛屿上进行最后一次自杀性的抵抗以外，也就没有别的出路了。

至于陆相阿南周围的极端军国主义者，他们直到最后还在高谈阔论,似乎岛上的“最后一战”就可以挽救局势似的。这好像已经成了空话有人追问的时候,军事首脑也提不出铁的事实来支持他们的主张。谈到“最后一战中的胜利”的时候，他们何尝不知道这会是唐·吉珂德式自杀的冒险行为。但是，只要日皇发布命令的话，他们绝对准备率领军队参加这样的大牺牲,而且,我们以后还要谈到，他们到了最后还在劝说日皇发布那样的命令。这样，最后的决定还是在于日皇和他的顾问们。对于这一般人来说，“承认失败”并不是他们做出决定所依据的关键。决定性的问题倒是盟国会不会减轻“无条件的投降”,以至于宽大处理天皇制度。这样的让步就需要日皇自己选择投降,放弃海滩上的抵抗，这正是他非常愿意做的事情。

不幸得很,美国的决策者对于这种情况并不了解,因此就以为问题的解决在于增加军事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错误地估计几乎是不能避免的。一切情况凑合起来,使华盛顿方面看不清楚日本投降问题的实质。日本政府造成了拒绝波茨坦宣言的印象，而美国政府也猜想不到，日本没有立即同意波茨坦的条款只是意味着他们要经过迂回曲折的途径来策动投降。

史汀生部长在1947年撰文的时候承认，既然'日本内阁大部分成员在春天就准备接受跟最后同意的条件基本上相同的条件',那么早日明确宣布波茨坦宣言中隐隐约约的让步,也许早就能够确保投降了。

从最后投降的情形看来,更早些,更清楚些说明美国愿意保留日皇，就可能使战争结束的更早这种办法,格鲁和他左右的同僚们在1945年5月间早就认真地提出了。

但是奇怪的很,史汀生在同一篇文章中说“我所看见的一切证据都指出了，日本最后决定接受条件的主导因素乃是原子弹”。换句话说，如果美国准备明确宣布它准备保留日皇，日本即使不遭到轰炸,也会投降了。既然没有这样宣布,就需要用原子弹来使他们在同样的基础上投降。史汀生也说,只要日本不宣布他们有投降的准备,冲突的本质就会迫使美国坚持进行摧毁性最大的战争,包括使用原子弹在内。不错,当时有过关于日本的和平试探者的传闻。

但是,这样的传闻只是鼓励了美国的领导人物，使他们更想强迫日本的全体领袖认识到他们的事业毫无希望，作战的性质原来就是这样的。战争如同拳击,当对手示弱的时候,较强的战士就打轻一些,这样总是不稳当的.至少对于史汀生来说,要早日获得胜利，唯一道路乃是以最高的速度施用最大的威力。美国没有责任去替日本人认输，这是他们应该自己做的一件事。史汀生只在日皇这一问题上于1945年采取了调和的见解，以后他只在这一问题上表示，历史也许会证明,美国没有及时表明立场,就把战争延长下去了。

这种论调对于“作战的性质”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观念。为了取得战略决胜，就必须“以最高的速度施用最大的威力”,这是不错的。但是战略决胜一经取得之后,“作战的性质”，或者你高兴的话可称为合理的战争经济,要求从使用暴力最迅速,最经济地过渡到不使用暴力,在最后的阶段加强战争的毁坏性还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照这样说来,拳击比赛的比喻误人匪浅,因为在拳击比赛中没有什么情况比得上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最后阶段”。拳击者得分尽管少,还有机会用侥幸的一拳打倒他的对手，因此较强的拳击者就没有理由可以放松一下,以免他的对手乘机反击。但是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中,失败国已经不能改变战略结局了。战胜国的问题乃是诱使它不再进行战略上敌对双方造成无谓牺牲的作战。

这就是美国在1945年夏天所面临的问题,这一点美国的决策者清楚得很。他们担心的不是日本会钻到空子打倒美国。他们的目标乃是避免最后一战,它的结局是既定的事实,但是代价一定会很大。问题不是日本会不会打败,或者怎么样被打败,而是怎样在进行侵入战斗以前使它投降。

什么是达到这种目标的最好方法,意见也许很不相同。认为多破坏日本本土会促使日本的死硬派改变他们对于最后一战的想法，这也未可厚非,虽然我们也可以怀疑,多破坏几个城市,会不会在这样绝望的人们身上起决定性的作用--他们原来是准备干脆牺牲了事的。但是在最后阶段中坚持使用毁坏性最大的战斗方式,在人力和物力方面付出代价,只有在下面的假定下才是合算的,那就是在入侵以前只有这一个办法才能使敌人投降,如果认为别种方法,即在最低限度的条件下接受投降,也就能达到同一的目标,那么战略原则就不会要求继续采用毁坏性最大的战斗方式了。在政治上让步而不必入侵即有促使投降的可能,或者用最大程度的毁坏达到同一目的,这在战胜国方面都不会招致什么危险。

当时进行最大程度的毁坏并不是美国唯一可行之道。相反地,战后逐渐出现的资料指出,只有不使用暴力这一个方法才能不需入侵而促使投降；另一种方法,即增加使用暴力的方法却不能达到这种目的。美国政府并不知道这一点苏联关于日本和平使节的欺骗策略,以及日本对于波茨坦宣言的不适当的反应,把情况完全搞乱了。

我们既有了这些事实,毫无怀疑,只有美国准备保留日皇的地位才能诱使日本人投降。8月10日在投下原子弹和俄国参战以后,日本人发出照会,有条件地接受波茨坦条款:如果盟国对于不迫使日皇退位一节不明确表示同意,照会里仍然保留着最后的抵抗作为日本唯一可行的办法。不错,这份照会是在第二颗原子弹投下以后发出的,但是即使没有原子弹爆炸,在10日或10日前后也是要发出的。决定致送投降照会时间的主要因素是苏联的宣战。日本领袖一直抱着由俄国调停的幻想,这件事最后才把幻想消除了。我们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在迫使日本最后决定直接提出投降上,苏联宣战比原子弹起了更大的作用。

不必苏军出兵,日本人就已认识到,他们的情况在军事上简直毫无希望了。问题是俄国宣战以前,日本政府给予从盟国家获得最有力的投降条件,总想通过莫斯科这条途径,直接与盟国接触。这条途径忽然闭塞以后,只有一个办法可想,那就是直接探寻华盛顿,究竟波茨坦的条款对于日皇是否确有宽大处理的意思。华盛顿对于这点提出了满意的答复，日本终于投降了。

“终战派”是布托用来形容日皇及其周围人物的一个恰当的名词,他们显然不需要原子弹的刺激,就肯接受波茨坦的条件来投降的。但是极端军国主义者怎么样呢?他们不是需要广岛的原子火光才看到了光明么?不是原子软化了他们的死硬态度，使他们最后放弃了顽固的立场么?不是军人的态度有了这种转变最后才能使日皇提出投降么?

这些问题我们现在能够明确地答复了。我们知道递投降书以前讨论政策的详细情况。原子弹投下以后,在讨论的时候,终战派和极端军国主义者的态度都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在广岛和长崎事件以后，最高战争会议和内阁之间的僵局还打不开。日皇所以能够投降，还不是由于军阀领袖态度的改变,而是因为事实上日皇是当时政治机构中最强有力的因素。他并不是非得听军人不可的，

递送无条件投降的照会，是在苏俄宣战以后,8月9日半夜以前不久所召开的御前会议上决定的。在那次会议上，外务相东乡建议,立即把一份有条件地接受波茨坦条款的照会送往中立国首都转交华盛顿。问到军事领袖的意见的时候，他们激动地反对这一建议。阿南主张继续战争，在日本本土进行“决战”,迫使敌人让日本获得比波茨坦所规定的更有利的条件。陆军参谋总长梅津带着同样的情绪发言，海军军令部长丰田也只是顺便提了一下,某军方发言人说,空防建设可以迫使敌人停止以后的轰炸。

史汀生告诉我们说,他所看到的“一切证据”,都说明原子弹乃是“日本最后决定接受我们投降条件的主导因素”。果真如此的话,主张投降的人在辩论时总会大谈原子轰炸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想象东乡和日皇自己(他是积极替反战派打气的)会用这样的词句同军人辩论:“到了今天,军事形势转向不利,我们过去虽然不一定真会相信,这件事至少抵抗已经是没有用的了。

我们必须投降,而且要在他们未向我们的城市投第三颗原子弹以前赶快投降。”但是这种论调在日皇要求投降的情况中显然是没有的。他所说的恰恰相反。他同军人辩论是针对着他们的意见的,他说,“有人说,国家存亡的关键,在于本土的决战。但是,以往的经验证明,计划和行动之间总是有出人的,我不相信在'九十九里滨’(指陆军正在修建的“全国碉堡”)的问题上如果有了出入,还有什么补救方法。事实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怎么能够打退入侵者呢?”

事情就是如此。日皇利用反战派现成的说法爽爽快快地使军人“大丢其脸”,就是军人的行动永远不能符合他们的言论。日皇特别谈到的“碉堡”问题，是在7月25日即投下原子弹以前几乎两星期,木户在上书的时候为他准备的。这有力的说明,在投下原子弹以前,主和派制胜军人的政治战略就已经非常具体化了。这种战略其所以没有早些实行，唯一原因在于莫斯科方面做出答复以前，无论怎样看不出来能够进行直接有条件的投降。

当然,我们不能说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在日本人深思熟虑决定投降这件事情上一点也没有发生作用。东乡在广岛被炸两天以后向日皇报告这件事,“引起日皇注意局势的紧急和在波茨坦公告的基础上立即结束战争的必要”。日皇同意了。根据木户的说法，日皇听见广岛的消息以后，就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必须向不可避免的命运低头。不管这事对于我本人的安全有什么影响，我们都应该尽快地结束这次战争。这样的悲剧(原子弹)不应重演。”

日本人既然无法知道美国人可以用的原子弹只有两颗，他们就只好估计到美国人投下更多的原子弹的可能性、而他们匆匆忙忙准备降书，进行辩论,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如果日本知道它没有遭到进一步原子弹轰炸的威胁,御前会议大可以不必选在午夜,而可以在个更方便的时间召开。不过这个估计对于时间的影响还是轻微的,事实上,就连日本迅速的答复也是赌博性的，因为投降要求还是有条件的,东京并不知道美国是否仍然愿意根据波茨坦的让步谈判。如果华盛顿改变心意，日本提出的“有条件的投降”只能够引发进一步的轰炸,假使美国还有原子弹弹的话。但是日本政府竟冒了这样的险，因为它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原子弹丝毫不是什么“主导”因素,它既没有在态度上引起重要的转变，也没有在观点上引起显著的变化.

因为原子弹决定性地削弱了军事集团的士气,我们能不能说原子弹对于最后辩论的结果发生影响呢?布托认为这种因素曾经起了作用:“并不是军人们在广岛和长崎遭难以后，忽然头脑清醒过来，而是他们……立即被敌人看穿了。他们也找不出词句来表白一番,使终战派有深刻的印象。在两颗原子弹未投下以前,他们还能够保证有效地应付敌人的任何行动,但是现在无论他们说什么,都显得不聪明、不老实了。……轰炸所产生的印象,好像是有利于指出军人装腔作势的不着实际,尽管像我们谈过的,日皇在他所做的辩论中并没有提到原子弹。如果没有原子轰炸,日本军方究竟会采取什么态度,当然很难确定。但是认为摆在御前会议前面的如果只有苏联的宣战,没有原子弹的轰炸,它就会决定反对直接谈判,而主张战争到底,这样看法也不见得有理由。”

我们还要考虑另外一个假设。如果8月6日和9日投下了原子弹而苏联却没有出兵,又是一种什么情况?当时日本政府会不会再等待莫斯科的调停，而决定直接谈判呢?这个问题比前一个问题更难答复。有人也许认为原子弹对直接投降起了刺激作用,但是作者认为相反的主张好像是个更可能些。只要日本政府希望莫斯科调停的心没有死,它也许会坚持这种希望的。

关于投降时间的推测是不怎么相干的。从美国人的观点来看,重要的问题到底不是日本政府在8月或9月投降,而是能否诱使日本政府投降而不孤注一掷。从这个观点来看，重要的不是投降的准确时间,而是最后抉择的性质。证据说明主张或反对战争到底的决定,并不以原子弹或其他任何军事的考虑为转移。这是个政治问题。

军事首脑也并不是象上面讲的那样强烈地坚持最后一战的。他们内心里也知道这种行动无济于事,他们中间只要稍稍有一点现实感和责任感的人,都不是把全面抵抗本身当作一种目的，而是把它当作获得最有利的条件的一种方法。在这一方面,他们同终战派之间的悬殊并不很大,终战派也知道，如果美国拒绝保障日皇的地位,除了自杀性的最后抵抗以外再也没有第二条路了。军阀反对投降的最后一个理由，就是美国的保障说得不够清楚、明确。

日本军事首脑在收到美国对于日本投降照会的答复以后,又作了最后一次的绝望挣扎,要放弃投降政策,回到抵抗到底的政策。但是提出的理由,并不是因为投降在原则上是不可想象的。他们倒是说美国8月11日的答复没有满足日本最低的条件，即保留皇室。

美国的答复的确只是隐约地承认日皇的地位,说“自投降之时刻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利,即须听从盟国最高统帅之命令”,并且还补充说,“按照波茨坦宣言，日本政府之最后形式将依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愿确定之。”由于美国复文所引起的危机,又由日皇的直接干与而获得解决。他在8月13日另一次御前会议上,“下令”内阁接受美国复文，认为满意。

我们已经看出来,最后支持抵抗到底的人坚持他们的主张,乃是因为他们怀疑日本投降的最低条件是否已经被人接受。这一直是个决定性的问题,在投下原子弹以后仍然是个问题。不论轰炸广岛和长崎对于日本政界和军界领袖的思想究竟有什么影响,在抵抗到底和投降二者之间作出抉择并不以这种影响为转移。那种抉择是根据日本人坚持要求、也是他们不能不坚持要求的政治代价保留日皇。如果这一点没有被人接受，日本人可能感觉要被迫抵抗到底。拯救了许多生命,使其不致在入侵日本的时候遭受牺牲的,乃是这种让步,而不是投掷了原子弹。

美国对于投降所采取的政策的评价

如果美国采用了政治战的不同方法，日本能不能在8月10日至14日以前投降呢?正如我们所指出的,战后史汀生就是这样想的，他认为美国没有提出对于日皇的保证,结果延长了战争。根据目前的分析,这种意见把事情说得过分简单了。即使美国更早一些提出毫不含糊的让步,在苏俄参战以前,战争还是会拖下去的,因为日本人对莫斯科的幻想仍然存在的时候,还是要追求更有利的条件的。

如果同日本政府建立了直接、可靠的交通途径,我们就可以想象美国能够澄清这种局势，矫正日本人的幻想。但是双方遵循作战规则,就不能建立这样的直接途径。日本人曾派遣了许多试探者,却没有派遣一个人带着官方指示出国,同美国讨论投降条件。要消除日本人对于莫斯科这条途径的幻想,但是正是这些幻想才是东京甚至连接触美国也不加考虑了。另一方面,从美国来讲,为了决定投降的可能基础而与敌人进行机密的会谈,在原则上就根本不可能。战争一直延长到8月,就是双方这样坚持的结果。日本人的态度既是那样,只有美国坚决地努力同打败了的敌人建立联系，才能打破僵局。

但是能不能希望一个战胜的强国会采取这种行动呢?不是应当由战败国来采取主动么?有人也许认为,一考虑到威信,就是比会阻止战胜国采取主动去进行机密的投降会谈。史汀生断言美国不能替日本投降,就反映了这种说法。但是这种说法好像不是绝对的。同日本战争最后情况最接近的比拟，不是象史汀生想的“拳击比赛”，而是包围要塞。在包围的情况下,强大的围攻者自然要同被包围的方面建立联系，以争取被包围者投降，而不必猛攻要塞。而且,这些联系当然要保守机密,围攻者如果不想用猛攻的方法夺下要塞、在他等待要塞司令悬挂白旗的时候,最好不要公开地招降。

我们不妨推测一下,美国政府如果按“包围”的说法而不是按“拳击比赛”的说法处理这个问题,事件会怎么样发展。作者深信，如果采用头一种说法处理问题,就会使日本在苏联参战以前投降,这样就会使战后远东势力的均衡,但是这种办法由于流行的无条件投降的规则面无法进行。

还有一个更基本的错误观念,也在战略上和政治上对于处理同目本进行战争的最后阶段有不好的影响,这就是对于打败敌人和使他投降没有分别清楚。美国的行动似乎是打败日本的问题,而事实上这个问题却应当是在日本已经战败以后，不必进行最后一场不必要的战役。这个错误观念也使美国不能顾及到日本抵抗到底的实际意义。美国的领袖们不能把“战败”和“投降”两个观念分开，因此他们看见日本人在硫磺岛和冲绳岛的抵抗,就认为这是证明他们还不承认已经战败而必须教训他们一下。

在一定时间内去估计战略上是否获得了胜利,敌人是否承认战略失败从而准备有所行动,这里总有一些没有把握的地方。但是盟国在战争结束时对于日本的政策，并没有因为对于这些问题了解的不透而有什么错误。这个政策的基本缺点倒是理论性的错误。战争最后阶段的一切抵抗都被认为是与敌人已经认识到他们的战略失败一点相矛盾的。

这种基本的错误不仅阻止战胜国作战争最后阶段所需要作的事，而且使它把早已不存在的战略胜利的问题当作一个悬案,这样就歪曲了它的战略计划。这是太平洋战争最后阶段的情况,后来带来了重大的损害。美国看见了日本残余力量的强大,就得出这样的结论:要“打败”日本就必需有俄国的帮助。

斯大林能够利用美国的这种感情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在德黑兰的时候告诉罗斯福说,“我们要用共同的阵线打败日本,”他是要把西方盟国没有别人帮助就不能打败日本这种意见记录在案。1943年对这一点还可以提出正当的怀疑。但是到了1944年年底，日本的舰队和空军几乎完全打垮了,盟国所要应付的只是最后阶段的抵抗,那时候就没有理由根据共同努力“打败”日本来制订战略。的确，当日本的军事地位削弱了的时候，美国对于请求俄国帮助的必要性的信念也逐渐减少，但是协定早已订好了，就不能废除。

一般人喜欢用来迫使日本投降的方法乃是加速进行毁灭战,这也反映了同样的错误观念。那种方法的顶点就是投下原子弹,这个行动使美国担负了严重的道义责任,而且现在看来好像很清楚,它对于日本投降而不进行最后一战并没有起主要的作用。当然,美国政府那时并不能像我们现在知道得那么清楚,而且作出这种决定的人相信这样可以拯救许多美国人以及日本人的生命,但是大家如果清楚地了解，使人投降的这个问题的性质,是于打败敌人并使敌人认识到这一点这个问题的性质迥不相同,这种想法就不会流行了。

美国最后决定宽大处理日皇的地位,是日本能够不致付出最后的牺牲就投降,这个事实表示美国政府对于投降问题的性质,绝不是愚昧无知的。虽然在这一方面,美国政府的战略原则有缺点,但是它最后还是不能不因为日本的残余力量而“放下了武器”。此外,掌握政策者当中也有见闻很广和非常聪明的人,他们了解日本情况,所以能够想出恰当办法。这样,美国对于投降所采取的政策就避免了迷信无条件投降所引起的最严重的灾祸。

结论

日本的投降说明战败国利用残余力量,结合岛国的地位和抵抗的坚决意志,在投降的时候获得政治的让步。虽然日本提出的最低条件对于大部分的美国舆论说来是非常不合口味的,虽然它同美国无条件投降理论的重要精神也是不符合的,但是日本还是有相当大的讲价能力,能使我们接受它的条件。

日本的转变,就是在日本内部重新分配政治势力,使军事领导人从统治的地位上垮下来,这一点对于盟国方面并没有起着放下武器的显著作用,因为他们并不了解在日本国内进行的政权斗争。除了很少数的人以外,美国人也就完全不知道日皇周围一群人的政治情况和日皇在投降的时候并没有改过自新。尽管这样,改变的倾向是逐渐比敌视的倾向更占优势了。

日本的投降也说明投降以前“相互作用”阶段中联络的重要性。由于双方的严格封锁以致途径闭塞,毫不必要地把结束那个已失去战略意义的战争的过程延迟了。缺乏联络的情况被苏联的领导人利用了,由于日本人采取了非常错误的政治策略,因此能够使苏联插进日本投降的过程中,并成为支配的因素。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