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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路线

这个灾难深重的“莫斯科政策”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1945年4月斯大林已经宣布废除了苏日中立条约以后,日本企图同苏俄商定新的有利的条约,以便改善日本的外交地位；第二个阶段是日本竭力设法获得苏联的斡旋,以期从盟国得到有力的投降条件。

这两个步骤都是没有丝毫成功的希望的。走莫斯科路线这一政策在1945年4月提出的时候,日本的局势已经绝望了，以为苏联经劝诱后能够同一个无所贡献的国家通力协作，并没有强有力的理由。然而,日本决策人物还以为他们的国家与一个强国之间依然存在着“友好”关系，有利用的可能,他们就被这种思想所迷惑了。日本人打算采取这一个步骤，谁也不能非难,因为一个人处在绝望的境地也会什么都想搞一下。可是，日本政府迷恋着同莫斯科亲善的幻想,后来甚至在苏联显然无意于帮助日本摆脱战争的时候,还梦想着莫斯科的调停，这样执迷不悟，令人难以理解。

日本寻求亲善的政策是从一个事件出发的。按一般逻辑而论,那个事件已经意味着莫斯科绝不是日本所能获得支持的地方。1945年4月5日，即小矶内阁垮台那一天，斯大林宣布废除苏日中立条约。虽然莫洛托夫接着对日本驻苏大使保证了在条约尚未满期的时候(离期满时间还有一年),将继续保持中立关系。但是这一姿态的本身显然就是敌意的表示。他只是指出了在现有条约所允许的最早时间,苏俄要想对日本重新采取自由行动。

实际上,斯大林在雅尔塔已经许下了在德国投降后两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的诺言,这一诺言和苏俄答应在条约满期前的一年照旧遵守条约义务一节是不相符合的。然而,在日本人看来,这一条约的废除好像开辟了奇异的前途。他们认为:如果日本以比旧条约更有吸引力的条件提出了一个新条约,苏俄很可能愿意取德国的地位而代之，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盟国。

日本希望获得政治上和物质上的援助(当然需要付出重大代价)，俾能对盟国进行更强有力的抵抗。如果苏俄不愿做到那种程度，日本至少能够设法取得他们的帮助,在比较开罗宣言更好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只有在亲善政策失败的时候，才请求出而调停。

对于结束战争问题所采取的这种外交步骤是军界所十分满意的。事实上,在上述条约废除后不久首先提议采取这种步骤的是两个死硬派的军人，一个是陆军参谋总长梅津,一个是副总参谋长河边,后来海军副总参谋长小泽也参加了。东乡在一开始就对这种政策能否成功表示悲观,这是他在外交上有机警心的一个征兆。他怀疑苏俄早已答应参加对日作战了。但是,东乡除了能以政治分析的逻辑说明他的预感以外,没有其他证据，它是不能够违反军方的愿望的。因此在日暮穷途的时候,日本就不得不采取乞求于莫斯科这种毫无希望的办法。

“莫斯科政策”是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中详加讨论过的，该会议是由内阁首相、外务相、陆相、海相、陆军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部长长所组成的一个核心的战时内阁。日本当时的情况存在着一个特征,甚至这一个机构也不能公开讨论时局问题,因为通常参加会议的还有少壮军官，他们很快就抓住“失败主义者”的言论,把它泄露给志同道合的同僚,造成不幸的结果。东乡终于使指导会议开会时不让少壮大臣们参加，但是就在当时他还无法把他的清醒的现实主义安排到辩论中去。最后指导会议拟定了异想天开的规划,例如海军大臣米内光政曾建议把日本的巡洋舰供给苏联，以交换苏联的石油和飞机。

当战争指导会议的审议达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德国早已经投降了，日本单独地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强大的军事联盟，如果日本领导人物即刻决定拿“莫斯科政策”的第二个纲领调停–来碰碰运气的话,尽管渺无希望,在那种情况下还是可以令人理解的,但是指导会议(军界的首脑在该会占有极大势力)甚至对于立即请求调停也不赞成。好像德国投降对于他们不是万事皆休，而是有必要获得一个新盟国来代替德国,那个盟国便是苏俄。这个时候,莫斯科的主要焦虑是如何在日本还没有机会投降以前参加对日作战,为的是将来以交战国身份而不是以中立国的身份来参加缔结和约。

实行“莫斯科政策”的第一次具体行动发生在5月中句。东乡叫前首相和前驻莫斯科大使广田弘毅去会见苏联驻日大使马立克,提出有关亲善的建议。广田受命会谈同苏联重订互不侵犯条约,或者缔结新约,强调日本对于保持友好关系的愿望。只有在亲善建议没有结果的时候,日本才请求苏联出面斡旋,以便结束战争。

直到6月3日，广田才见到马立克，他对于广田的友好建议的答复无疑是尖酸的。广田愈谈“友好关系”，马立克就愈提到日本人的“反苏”情绪。广田离开马立克的时候，大失所望。

别有实际目的的亲善政策于此告终了。第二个逻辑步骤应该是提出调停了。但是这个步骤不能立刻采取,因为军队转向反攻,并且以迅速的行动破坏了日皇周围人物的和平政策。军方的策略是要在6月6日召开一次指导会议全体大会，有少壮大臣们参加。在那次大会上军界首领提出了扩大战争的基本方案，号召全国奋起,一亿日本人准备站起来,致人侵者以死命。军方为支持这个方案又提出了许多备忘录,列举有关国际局势和日本国内情况的事实和数字。可是这些事实和数字都不足以证明这个方案有成功的希望。实际上，它们无可怀疑地说明了日本缺乏一切能继续作战的主要资源。

可是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中敢于反对军方抵抗到底的呼吁的只有东乡这一位成员。这个基本方案便被采取为日本的政策了。第二天,内阁批准了这个方案,6月8日在御前会议上强使默不作声的日皇接受了它。主和派只好再从头开始了。

这次带头活动的又是百折不挠的木户。6月9日,御前会议的次日，他见了日皇,并且建议给内阁颁发诏书,敕令内阁采取必要步骤,以实行调停方案。本户本来宁愿向美国和英国直接接治(这显然是唯一切实的办法),但是他鉴于军方的态度,只好旧事重提,以期获得莫斯科方面的调停。同阁员们经过了十一天舌敝唇焦的研讨(6月9日到19日)，木户得到他们的同意，其中包括陆相阿南大将在内,这样做好了另一次摊牌的准备。这一次是越过了有少壮的战争狂热分子参加的最高指导会议全体会议。

6月18日指导会议开了一个缩小会议,认可了“调停的方针,会后又提请日皇定夺。6月22日召开了一次御前会议。日皇指示6月6日到8日会议的决定须重新考虑。东乡于是提议派一位代表去莫斯科,要求在波茨坦会议召开以前出面调停。他强调迅速行动的必要。在军方代表有些低声下气的反对以后,这个提案被通过了。东乡获得了走莫斯科路线的许可。

但是在执行这个方案的时候又出了差错。东乡决定再试一试广田马克路线，而不立即派遣使者直赴莫斯科。会议后第二天，东乡会晤了广田，把决策告诉了他,并且指示他去同马立克恢复会谈。广田在24日和29日两次拜会了马立克。可是在这两次拜会中,广田既没有提到调停,又没有提出派遣专使到莫斯科去的建议。他所谈的只是关于新条约的商定,以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日本所要提出的种种让步。在第二次会谈时，广田面交给马立克一个书面的提议:如果莫斯科愿意为订立新条约进行谈判的话，日本准备承认满洲独立,废除在苏联领海内的渔业权,并且考虑苏联任何其他建议。马立克把这个提议收起,允许把它送到莫斯科,这就是广田从马立克那里所听到的最后一句话。广田三番五次地求见马立克,可是两个多星期白白过去了，这位苏联外交官因“病”不能接见他。

当广田倒霉的冒险活动正在进行的同时，日皇以及最高指导会议的成员们对于派遣专使到莫斯科一事也在作进一步的讨论。6月29日,日皇召集了指导会议的六位成员并且说道:“继续推动战争固然是必要的,可是鉴于国内形势,同时也有必要来考虑战争结束的可能性。指导会议的各成员对于这种意见作怎样的看法?”

日皇最后说了命运攸关的话,阁员们热烈地同意了。“随后日皇询问大臣们什么时候能派专使到莫斯科去。答复是日期未定,但是希望在波茨坦会议召开以前派出。”

这个决案又没有立即收到效果,在日皇召见铃木首相、催促他行动以后，东乡才在7月7日第一次跟近卫公接触，因为近卫是被选派担任这个使命的,又过了五天,近卫才被正式任命，同时给莫斯科送去一个照会,把东京方面决定派遣专使一事通知苏联政府。日本通知莫斯科，近卫将随身携带日皇亲笔函件，强调日本希望迅速结束敌对行为,建议即刻进行有关谈判。这个照会是用无线电拍给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转送苏联政府的，明确地拒绝了“无条件投降”，并且声称如果英美坚持到底,“日本为维护荣誉并捍卫国家的生存,不得不尽其全力，战斗到底，如此将要造成更大的流血，深为遗憾。”虽然电报里面坚持主张“谈判”,却清楚地表示,如果英美对于保持日本的“荣誉”和“国家的生存”,即天皇制度本身，拒绝加以让步，那么在这些情况下，就要抵抗到底。

日本从始至终坚定不移地站在这个立场上,而且最后投降实际上是由于一个幻想,就是苏联会予以支持,在这些条件下帮助日本摆脱战争。佐藤收到这个电报后,虽然他自己对于这个行动并没寄以成功的希望，还是立即在7月13日去克里姆林宫。但是他见不到莫洛托夫,而是由亚历山大·罗佐夫斯基部长接见的。罗佐夫斯基副部长仅仅告诉他,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将去柏林,在他们起程以前不能做出任何答复,并答应一经跟苏联领袖们在柏林取得联系后即可给以答复。罗佐夫斯基在16日又接见了佐藤,但是只要求阐明近卫所负的实际使命。

日本的意见书是在7月22日送出的。近卫“请求苏联斡旋、借以获得无条件投降以外的和平条件’。这个电报被延误了,所以佐藤在25日以前不能到克里姆林宫去,但是苏联政府仍没有给予明确的答复。佐藤继续催促,说明了日本所要求的是在“有荣誉的”基础上结束战事,避免无条件投降的原则。尽管作了最紧急的呼吁,克里姆林宫始终不作答复。斯大林于8月6日(即原子弹投在广岛那一天)从波茨坦回来以后,没有接见佐藤,而接见了中国特使宋子文。据凯斯说，当佐藤又要求会见莫洛托夫时，他接到了8月8日下午5点约会的通知。在这次会见中,莫洛托夫不让佐藤说明情况,就突然通知他苏联从第二天起同日本作战。

从这一系列事件看来,明显得很,苏联政府从来没有任何日本与西方盟国间进行调停的意图。同时,莫斯科也始终没有任何表示,让日本人看出他们的希望是要落空的。莫斯科的目的显然是要叫日本追随在莫斯科的后边,时间越长越妙。可以理解的是,如果莫斯科叫日本知道它不愿出面调停，日本人也就会早早地接近西方国家,直接提出投降了。可是莫斯科一直在对日本宣战以前竭力不叫上述的事件发生。当日本帝国瓦解的时候,苏联要能以交战国的身份自居,这是很重要的。雅尔塔会议以后,苏联领导人所满意的是西方盟国在苏联未参加对日作战以前不跟日本结束战争。甚至在日本的局势已经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以后,苏联对日本的调停要求仍迟迟不作答复,提供了日本不肯过早投降的一个合理的保证。

如果说斯大林把日本的和平试探者瞒着没有让西方盟国知道，那也是不正确的。布托告诉我们:

“在7月28日…斯大林把日本要求苏联调停并建议派近卫公到莫斯科一事亲自告诉了杜鲁门总统、贝尔纳斯国务卿和艾德礼首相。仿佛为了消除可能发生的一切疑虑,克林姆林宫的主人很快就加以说明道,日本的步骤并没有表示出愿意无条件投降,而是处心积虑的要得到苏联的合作,以推动日本的政策。斯大林说，日本甚至曾经这样表示,虽然他们要结束战争,但是盟国如果继续坚持无条件投降的原则，他们要以全力战斗下去。结果，苏联政府毫不犹豫的告诉日本，由于日皇的文件系属概括形势,缺乏具体建议,因此他对日本的要求难予以确定的答复。”

实际上,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斯大林的通知绝不是它第一次知道近卫使节的事情。美国情报机关自7月21日起连续截获了东京的东乡和莫斯科的佐藤间往来的密码电报,并且把它翻译了出来。福莱斯特尔部长在他的7月13日、15日和24日的日记中从密电中摘录了不少要点。往来的电讯中透露了日本天皇早已批准了这一求和使节行动，因为他非常渴望着尽速结束战争，电文中还透露了驻苏大使和外相之间的激烈争辩。大使辩解道,希望俄国出面调停是一种妄想,摆在日本面前的唯一道路是对于无条件投降采取直接的步骤。外相坚持认为请求莫斯科斡旋的决策是不能变更的,日本如果得不到比无条件投降更有利的条件,就不得不战争到底,虽然日本的最低投降条件在这许多话里并没说出来，但是电讯的全部要旨强烈地暗示着日本虽然不愿接受无条件投降，但对于有条件投降是做了准备的。

当斯大林在波茨坦会议上提到近卫出使的事情的时候,盟国的对日政策已经改变了绝对的无条件投降。在两日前所发表的波茨坦宣言,阐明了盟国不要求日皇退位。宣言把无条投降的要求限于日本的武装部队,规定在承认日本主权的同时,暂时占领本土岛屿，并且只要求对日皇本人以外的战争首脑采取惩罚措施。波茨坦宣言旨在详细规定盟国的停战条件,而对于日皇和天皇制度保持缄默，这就暗示着对于国家元首就不提及了。

在那个阶段中,美国政府本来可以作出决定,探索一下波茨坦所规定的投降条件和近卫出使所携带的条件之间有什么实质上的差异。试探日本人的途径是有的，艾伦·杜勒斯等人在瑞士早已经同日本驻伯尔尼的武官冈本大将和日本海军代表藤村司令官有过好几个月的接触。但是当有关近卫出使的报导第一次传到华盛顿的时候,或者在波茨坦宣言起草以后,都没有采取任何试探性的措施。美国的态度好像是这样的,除了波茨坦宣言广播到全世界外,什么都不需要了。如果日本按照波茨坦条件准备投降，他们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如果日本不原接受最后通牒，这只是证明他们宁愿抵抗到底。在那个时候，只有增加军事压力才能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是战败了,只好接受波茨坦条件。因为宣言本身是明确地不允许任何讨价还价的,秘密接触便被认为是多余的了。

根据这个论证，日本没有按波茨坦所宣布的条件即刻投降,只能有一个原因可说,那就是日本希望延长抵抗,借以迫使盟国进一步让步,盟国没有估计到,日本对波茨坦最后通牒不屈服可能还有另一种原因。实际上,这种另外的原因真的存在着。日本直到最后一分钟还盼望从苏俄得到外交上的支援。我们已经知道，美国政府对于日本派遣近卫出使的行动是完全知道的。然而美国决策人物没有估计到甚至在波茨坦宣言发表以后，日本人仍寄希望于苏俄调停的可能性。这批决策人物以为,就日本政府而论,近卫出使的事已经进了棺材了，斯大林关于日本试探者的声明以及苏联对他的反应更使他们坚定了这一信念。

斯大林所泄漏给杜鲁门和艾德礼的是苏联政府对东京第一次电报的答复:天皇文件系属一般概括形势,在未获得更具体的建议以前,苏联不能据以采取行动。但是，斯大林却没有告诉杜鲁门和艾德礼,当东京方面在25日补发了意见书时，苏联政府对于愿不愿担任调停者一事,仍没有告诉日本,只是允许在这一点上容后明确答复。据杜鲁门总统的记载,佐藤从莫斯科转来的意见书摘要是7月28日在杜鲁门面前念给斯大林听的。听了以后,“斯大林声称这里除了比以前的措施更明确并且要得到一个更明确的答复外，并无其他新的东西。……他说答复是否定的。”斯大林对于已经鼓励日本等候答复一事什么也没有说。

即使情形是这样，西方领袖们对于斯大林究竟已经告诉了日本什么,并未详加追问，还是有些奇怪。如果他们更加机警一些,就会注意到,斯大林所供给的消息保留着俄国有运用审慎的策略的可能性，借以使日本始终抱着要求调停的希望。但是,他们就没有注意到这方面的情况，他们对于斯大林保证俄国决无意于帮助日本逃避无条件投降一事,似乎感到了满意,也就不再过问了。斯大林也就因此能够使西方领袖们相信它是一位忠实的同盟者,而且没有放弃他自己的外交把戏。

斯大林的策略完全成功了，日本和西方盟国都受了蒙蔽。日本人认为,只要有机会通过莫斯科方面设法降低条件,即刻接受波茨坦最后通牒是不妥当的。盟国对于莫斯科故意坚定日本人的信念这一事实，还在闷葫芦里。结果,在波茨坦宣言已经宣布后,日本人仍然采取观望态度,而美国人则认为这就是日本要求作战的一种坚强的决心。

铃木首相对于局势处理得非常荒唐，把事情搞得更糟了。当东京收到波茨坦宣言最后通牒时,外务次官松本俊一主张即刻接受。东乡外相虽然不同意马上拒绝,但建议在日本接受条件以前再一次试图通过莫斯科的帮助,获得对波茨坦条件的说明,并在可能时，设法把条件降低。军方代表主张断然拒绝最后通牒,内阁听取各方意见后,在7月27日决定暂不作复，只是要探听苏联的意图如何。然而,把波茨坦宣言完全保密、不叫民众知道其内容是不可能的,因此内阁决定在跟莫斯科作进一步的联系以前,对该公告内容予以发表而不加评论。

会议后,铃木首相把内阁的决策通告给新闻记者。日本政府暂不加以评论的说法，铃木还觉得不满意。他便用了俗语“默杀”二字,意思是说“置之不理”。这个日本俗语有一个特殊的涵义，即对某件事情认为不值得注意而轻蔑地不加以理睬。

7月28日，按照政府的指示,“默杀”二字上了报。同时，陆相阿南和他的同僚们更加倍地努力要拒绝这份最后通牒。铃木首相在记者招待会上又用了同样的措辞,还补充说日本要“推动战争,以取得胜利”。这种说法是同日本内阁所定的决策不相符合的。铃木首相显然决定不要泄露内阁的那些决策,而要哄骗人民。这种举动在类似的情况下是屡见不鲜的。当巴多格里奥的真意是要跳出战争时,在大庭广众中他却大谈继续作战，邓尼茨也是这样的做法。

一个政府要把投降的决定告诉人民的话需要审慎从事,因为一旦该决定宣布，就难免有纪律崩溃的危险。再者,在具体步骤还没有安排好、还没有日皇昭示以前,公开宣布日本将要投降,很可能引起那些率领日本军队的极端军国主义者的叛变,这样反而破坏了政府的和平政策。但是,盟国的政治家们对于日本政府所遭遇的窘境,却不想予以体谅。铃木的声明只是从字面上加以理解了,从而使华盛顿做出这样的决定:“充分使用军事力量’,就是说投原子弹，就可迫使日本屈服。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