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塞维茨
战争论 第四篇 战斗
第六章 战斗的持续时间
如果我们不再就战斗本身，而是就它同军队各个方面的关系来研究战斗，那么战斗的持续时间就有了独特的意义。
战斗的持续时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战斗的一种次要的、从属的成果。对胜利的一方来说，决定战斗胜负从来都是越快越好，而对失败的一方来说，却不嫌战斗时间拖得很长。对胜利的一方来说，胜利来得越快，效果也就越大；对失败的一方来说，失败来得越迟，损失也就越小。
一般说来是这样的，但是，只有在相对防御战斗中，这一点才具有实际的重要性。
在相对防御战斗中，全部成果往往只取决于战斗的持续时间。我们把战斗的持续时间列为战略要素，理由就在这里。
战斗的持续时间和战斗的几个主要条件之间有一种必然的联系。这些条件是:兵力的绝对数量，双方兵力的对比和兵种的比例以及地形的性质。例如两万人不会象两千人那样很快地消耗掉；抵抗比自己兵力大一两倍的敌人不能象抵抗兵力相等的敌人那样长久;骑兵战斗比步兵战斗胜负决定得快些，单用步兵作战的战斗比有炮兵参加的战斗胜负决定得快些，在山地和森林地作战，前进的速度就不能象在平原上那样快；这一切都是很明显的。
由此可见，想通过战斗的持续时间来达到某一目的，就必须考虑到兵力的数量、兵种的比例和配置的情况。但是我们在这一问题的专门探讨中，重要的不是得出这条规则，而是把经验在这方面所提供的主要结论和这条规则联系起来。
一个由各兵种组成的八千人至一万人的普通师，即使对抗兵力占很大优势的敌人，而且是在不十分有利的地形上，也可以抵抗数小时，如果敌人的优势不太大，或者根本不占优势，那么也许能够抵抗半天。一个由三、四个师编成的军的抵抗时间比一个师的抵抗时间能够多一倍，而一个八万至十万人的军团的抵抗时间则大约可以延长两、三倍。这就是说，这些军队在上述的时间内可以单独作战。如果在这一段时间内调来了其他军队J这些军队发挥的作用能够马上同已经进行的战斗所取得的结果合而为一，那么这仍然算是一个战斗。
上述数字是我们从经验中得来的。但是，我们认为进一步阐明决定战斗胜负的时刻，从而阐明结束战斗的时刻，同样是重要的。
克劳塞维茨
战争论 第四篇 战斗
第七章 决定战斗胜负的时刻
任何战斗的胜负都不只是在某一个时刻决定的，在任何一次战斗中都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时刻，对胜负的决定起着主要的作用，一次战斗的失败如同天平的秤盘下降一样，是逐渐形成的。但是，在任何战斗中都有一个时刻，可以看作是这次战斗的胜负已定的时刻，过了那个时刻再进行的战斗，是一个新的战斗而不是原来那个战斗的继续了。对这个时刻有个明确的概念，对决定是否可以利用援军有效地继续这个战斗来说，是很重要的。
人们常常在一些无法挽回的战斗中无谓地牺牲了生力军，在还可以扭转局势的战斗中，却常常错过了利用生力军扭转局势的机会。下面两个例子最能说明这一点。
1806年霍亨洛黑侯爵在耶纳附近以三万五千人同拿破仑所统率的六、七万人进行会战，结果失败了，而且一败涂地，可以说是几乎全军覆没，这时吕歇尔将军企图以大约一万二千人的兵力重新恢复会战，结果在转瞬之间同样遭到了毁灭。
与此相反，在同一天，大约二万五千普军在奥尔施塔特附近同达乌率领的二万八千法军一直战斗到中午，虽然失败了，但是军队并没有瓦解，也没有比完全没有骑兵的对方遭受更大的损失。而普军却错过机会，没有利用卡耳克洛伊特将军率领的一万八千名预备队来扭转局势。如果当时利用了预备队，那么这次会战就不会失败了。
每个战斗都是一个整体，各个部分战斗的结果在这个整体中，汇合成总结果，而战斗的胜负就是由这个总结果决定的。这个总结果不一定恰好是我们在第六章中所说的那种胜利。因为有时可能事先没有计划取得那样的胜利，有时则由于敌人过早地撤退了，没有机会取得那样的胜利。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使在敌人顽强抵抗的战斗中，决定胜负的时刻往往也比构成胜利概念的那个主要成果出现得更早。
于是我们要问：通常究竟什么时刻是胜负已定的时刻，也就是说，从什么时刻起即使用一支相当大的生力军也不能扭转战斗的不利局面？
如果撇开本来就无所谓胜负的佯攻不谈，那就是：
（1）如果战斗的目的是夺取一个活动的目标，那么对方丢失这个目标就是胜负己定的时刻。
（2）如果战斗的目的是占领一个地点，那么对方丧失这个地点多半是胜负已定的时刻。但也并非总是这样，只有在这个地点特别难以攻克时才是这样。如果是一个容易攻占的地点，那么不管它多么重要，敌人也可以不冒很大危险把它重新夺回来。
（3）在不能以上述两种情况决定战斗胜负的其他一切场合，特别是在以消灭敌人军队为主要目的的场合，胜利的一方不再处于松散状态，不再处于某种软弱无力的状态，而失败的一方逐次使用兵力（这一点已经在第三篇第十二章中谈过）也已经没有益处，这一时刻就是胜负已定的时刻。由于这个道理，我们在战略上是根据这一时刻来划分战斗单位的。
如果在战斗中进攻的敌人完全没有或者只有一小部分发生秩序混乱和失去作战能力，而我方却在不同程度上全部处于涣散状态，那么我们是无法恢复战斗的。如果敌人全部失去作战能力，但又重新恢复了，那么我们同样是无法恢复战斗的。
因此，实际参加战斗的那一部分兵力越小，留作预备队的那一部分兵力越大（单是它的存在就可以影响胜负），对方使用生力军夺回胜利的可能性就越小。任何统帅和军队，只要在战斗中善于最合理地使用兵力，并且处处都能充分利用强大预备队的精神效果，就能最有把握地取得胜利。在现代，我们必须承认，法国军队，特别是在拿破仑亲自统率下作战时，在这方面是非常出色的。
此外，胜利的一方参加战斗的兵力越小，消除战斗的危机状态和恢复作战能力的时刻就来得越早。一小队骑兵在快速追击敌人以后，几分钟内就可以恢复原来的队形，危机也不会持续得更长，整个骑兵团要恢复秩序却需要较长的时间。成散兵线的步兵恢复队形所需要的时间还会更长。至于各兵种组成的部队，它各个部分的前进方向可能是不同的，战斗开始后队形可能发生混乱，而由于相互间都不明确知道对方的位置，队形就会更加混乱，因而恢复队形就需要更长的时间。胜利的一方要把在战斗中分散了的军队以及一部分队形混乱了的部队重新集合起来，稍加整顿，配置在适当的地点，恢复战场秩序，是需要很长时间的。我们可以说军队越大，恢复秩序的时刻就来得越迟。
此外，当胜利者还处于危机状态时，黑夜的到来会推迟恢复秩序的时刻，最后，复杂的地形和遮蔽地也会推迟这一时刻的到来。但对这两点我们还必须指出，夜暗对胜利者也是一种有效的掩护手段，因为失败者利用夜暗进攻取得良好结果的情况是很少的，象1814年3月10日约克在郎城对马尔蒙攻击成功那样的例子，是不多见的。同样，遮蔽地和复杂的地形对较长时间处于危机状态的胜利者也可以起到掩护作用，使他不致受到反击。因此，夜暗和遮蔽地、复杂的地形，对失败者恢复战斗来说，不是更加容易，而是更加困难。
以上我们所谈的失败者的援军，只是指单纯增加的兵力，也就是说只是指从自己后方来的援军，因为这是一般常见的情况。但是，如果援军攻击对方的翼侧或背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属于战略范围内的翼侧攻击和背后攻击的效果，我们将在其他地方讨论。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为恢复战斗而进行的翼侧攻击和背后攻击主要属于战术范畴。我们只是因为必须谈到战术效果，而且必须使我们的概念深入到战术范畴，所以才讨论它。
军队向敌人翼侧和背后攻击，可以大大提高攻击的效果，但不一定总是这样，有时也可能反而削弱攻击的效果。这个问题和其他任何问题一样，都是由战斗的各种条件决定的，我们在这里不去深入论讨它。但下面两点对我们当前研究的问题是重要的。
第一、翼侧攻击和背后攻击对胜负决定后的成果的影响，通常比对胜负决定本身的影响要大，在恢复战斗时，首先应该争取的是胜利，而不是计较成果的大小。基于这一点我们应该认为，一支赶来恢复战斗的援军，不同原来的军队会合而去攻击敌人的翼侧和背后，不如直接同它会合更为有利。在许多情况下确实是这样，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在更多的情况下并不是这样，因为在这里下述第二点起很重要的作用。
第二、赶来恢复战斗的援军一般都会带来出敌不意的精神效果。
出敌不意地攻击敌人的翼侧和背后，效果总是很大的，因为正处于胜利的危机状态中的敌人是分散和混乱的，很难抵挡住这种攻击。在战斗初期，敌人的兵力是集中的，对翼侧攻击和背后攻击总是有防备的，所以这种攻击不会起多大作用，但是到了战斗的末尾，就完全不同了，这一点不是很清楚的吗？
因此，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承认，在大多数情况下，一支援军攻击敌人翼侧或背后，能产生更大的效果，这好象同样的力在杠杆上作用于力臂较长的一端时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一样。一支从正面进攻不足以恢复战斗的军队，如果攻击敌人翼侧或背后，就能把战斗恢复起来。精神力量在这里起着主要作用，它的效果几乎是无法估计的，因此大胆和冒险就有了用武之地。
在难以确定能否挽回一个失利的战斗时，必须注意到上述这一切，必须考虑上述各种相互影响的力量的作用。
如果战斗还不能认为已经结束，那么，援军所开始的新的战斗就会跟原来的战斗合而为一，取得共同的结果，于是原来的失利就从账本中一笔勾销了。但是，如果战斗的胜负已定，情形就不同了，这时就产生两个各自独立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援军兵力有限，不能和敌军相抗衡，那就很难指望新开始的战斗会获得有利的结果。如果这支援军相当强大，可以不考虑前一个战斗的结果就能进行下一个战斗，那么它虽然能够以胜利的结果来补偿前一个战斗的失利，甚至还有更大的收获，但决不能把前一个战斗的失利从账本中勾销。
在库涅斯多夫会战中，腓特烈大帝在第一次攻击时占领了俄军左翼阵地，缴获了七十门火炮，但在会战终了时又都丢了，所以前一部分战斗的全部成果就从账本中勾销了。假使他适可而止，把会战的后一部分推迟到第二天进行，那么即使失利了，第一次战斗的收获也可以抵销这个失利。
但是，如果在战斗还未结束时已经预先看到战斗的不利情况，并且把它扭转了过来，那么这种不利的结果不但可以从我们的账本上一笔勾销，而且还可以成为更大胜利的基础。也就是说，如果人们仔细考虑一下战斗的战术过程，那就不难看出，在战斗结束以前，各个部分战斗的一切结果都不过是暂时的，在总结果中不仅可能被抵销掉甚至还可能向相反的方向转化。我方作战的军队被击溃得越多，敌人消耗的兵力也就越大，因而敌人的危机状态也就越严重，我方生力军的优势也就越大。如果这时总的结果转化为对我有利，我们从敌人手中夺回了战场和战利品，那么敌人以前在夺取战场和战利品时所耗费的一切力量都成为我们的纯利，而我们以前的失败却成为走向更大胜利的阶梯。这时，敌人在胜利的情况下认为值得为之作出牺牲的辉煌战绩就化为乌有，剩下的只是对牺牲了的兵力的懊悔心情了。胜利的魅力和失败的灾殃就是这样地使胜利和失败变幻莫测。
因此，如果我们占有决定性的优势，能够以更大的胜利来报复敌人，那么，最好是在这次战斗（如果它是相当重要的话）尚未结束以前就扭转不利的局势，而不是发动第二次战斗。
1760年劳东将军在累格尼察进行战斗时，道恩元帅曾企图援助他。但是当劳东战斗失败时，道恩虽然有足够的兵力，却没有设法在第二天进攻腓特烈大帝。
由此可见，在会战以前进行浴血的前卫战，只能看作是不得已而采取的下策，如果不是必要，是应该避免的。
我们还要研究一下另一个问题。
如果一次结束了的战斗是一件完结了的事情，那么它就不能成为决定进行一次新的战斗的理由。决定进行一次新的战斗，必然是以其他情况为根据的。但是，这个结论同我们必须考虑的一种精神力量——复仇心是抵触的。上自最高统帅，下至地位最低的鼓手都不会缺乏这种感情，因此，再没有什么比复仇心更能激起军队的斗志了。不过，在这里有一个前提，这就是被击溃的只是整个军队中不太大的一部分。否则，复仇心就会由于整个军队感到自己无能为力而消失了。
因此，为了立即挽回损失，特别是在其他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发动第二次战斗时，利用上述精神力量是很自然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第二次战斗必然是进攻，这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
在许多从属性的战斗中，可以找到很多这种利用复仇心的例子。但是，规模较大的会战通常都是由许多其他原因决定的，而不是由这种较弱的精神力量促成的。
可敬的布留赫尔在他的两个军在蒙米赖被击败以后三天，在1814年2月14日率领第三个军走上了同一个战场，毫无疑问，这是复仇心驱使他这样做的，如果他知道可能与拿破仑本人相遇，那他当然有充分的理由暂时不去复仇。但他当时希望的是找马尔蒙报仇，结果他那种高尚的复仇心不但没有带来什么好处，反而由于失算而带来了失败。
负有共同作战任务的几个部队之间的距离，取决于战斗的持续时间和决定胜负的时刻。这种配置只要是为了进行同一个战斗，那就是战术部署。但是，只有当它们距离很近，不可能进行两个独立的战斗，也就是说它们所占的空间在战略上可以看作是一个点的时候，这种配置才能看作是战术部署。然而，在战争中常常可以看到，甚至负有共同作战任务的部队之间，也不得不保持相当的距离，尽管它们的主要意图是共同进行一个战斗，但它们也可能分别进行战斗。因此，这种配置是战略部署。
属于这一类部署的有：分成几个部分和分成几个纵队的军队的行军，派出几个前卫和侧方部队以及指定支援一个以上战略点的几个预备队，分散宿营的几个军的集中，等等。人们可以看到，这类战略部署是不断出现的，它们在战略上好比是辅币，而主力会战以及具有同样重要性的一切则是金币和银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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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论 第四篇 战斗
第八章 战斗是否需经双方同意
“不经双方同意，战斗是不会发生的”，搏斗就是完全建立在这个思想上的。一些历史著作家，正是根据这一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妙论，得出了许多模糊的和错误的观念。
这些著作家在论述中总离不开这样一种提法：一个统帅向另一个统帅挑了战，而后者却未应战。
但是，战斗是一种起了极大变化的搏斗，构成战斗的基础的不仅有双方对斗争的欲望（即双方同意战斗），而且还有同战斗联系在一起的目的。这些目的永远从属于更大的整体，而且不仅如此，即使把整个战争看作是一个斗争时，它的政治目的和条件也是从属于更大的整体的。因此，要求战胜对方的这一欲望本身是处于完全从属的地位的，或者更明确他说，它是不能独立存在的，它只能看作是更高的意志赖以活动的神经。
“白白地向敌人挑了战”这句话，在古代民族中间，以及在常备军出现的初期，比起现代来还有一些意义。古代各民族是在没有任何障碍的开阔的战场上进行战斗的，这是一切部署的根据，因此当时的全部军事艺术都表现在军队的部署和编组上，也就是表现在战斗队形上。
在那时，军队通常都驻扎在营寨里，因此营寨中的阵地被看作是难以侵犯的，只有当敌人离开营寨，象进入比武场一样，来到开阔的地方，才可能进行会战。
如果有人说，汉尼拔白白地向非比阿斯挑了战，那么，对非比阿斯来说，这句话无非是表明这一会战不在他的计划之内，这句话本身不能证明汉尼拔在物质方面或精神方面占有优势！但是对汉尼拔来说，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因为它表明汉尼拔是真正希望进行会战的。
常备军出现初期进行的大战斗和会战的情况和古代战争相似。也就是说，一支庞大的军队必须编成战斗队形才能投入战斗，才能指挥它进行战斗。这样的军队是一个庞大的、笨拙的整体，总是要在平原地上才能作战，在复杂地形、遮蔽地以及山地，就既不适于进攻也不适于防御了。因此，防御者在一定程度上也从这里找到了一种避免会战的手段。这样的情况虽然逐渐减少，但却一直保持到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到了七年战争时期，才开始在难以通行的地形上进攻，而且逐渐普遍起来。到了现代，对那些想利用地形的人来说，地形虽然还可以增强其力量，但已经不可象魔法那样可以束缚战争的自然力量了。
三十年来，战争发展得更不受地形束缚了，对于真正想通过战斗决定胜负的人来说，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阻碍他找到敌人和进攻敌人了。如果他不这样做，就不能认为他是想进行战斗的。因此，向敌人挑战而敌人没有应战这种说法，在今天无非是表明他认为战斗的时机不十分有利。这就等于承认这种说法不恰当，证明他只不过是想借此掩饰事情的真相而已。
当然，即使在今天，虽然防御者已经不可能拒绝战斗了，但是，他只要放弃阵地从而放弃防守阵地的任务，仍然可以避免战斗。这样，进攻者取得的成果就是半个胜利，只能承认他暂时占了优势。
因此，现在再也不能用向对方挑战但对方没有应战这种口头上的胜利来掩饰前进者（即进攻者）停滞不前的状态了。只要防御者没有退却，那就说明他是希望会战的，在他没有受到攻击的时候，当然也可以说他是在挑战，实际上这是不言而喻的。
从另一方面看，在现代，凡是希望和能够逃避战斗的人，是不会被迫进行战斗的。然而进攻者往往不满足于从敌人逃避中得到的利益，而迫切要求获得一次真正的胜利，因此他有时就会通过特别巧妙的办法去寻找和运用为数不多的、但是可能的手段，迫使这样的敌人也进行战斗。
迫使这样的敌人进行战斗的最主要的手段有两种，第一是包围，使敌人不能退却或者退却十分困难，因而宁愿接受战斗；第二是奇袭。第二种手段在各种运动都不方便的时代是适用的，但是现在已经很不起作用了。现代的军队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机动性，甚至在敌人的眼前也敢于退却，只有在地形极其不利的场合，退却才会有很大的困难。
在这里，内雷斯海姆会战可以看作是一个例子。这次会战是卡尔大公于１７９６年８月１１日在劳埃阿布山对莫罗发起的，他的目的只是使自己更容易退却。但是我们承认，直到现在我们的确还没有完全理解这位著名的统帅和著作家当时采用这一行动的理由。
在罗斯巴赫会战中，如果联军的统帅确实没有进攻腓特烈大帝的意图，那么这次会战就是另一个例子。
关于索尔会战，腓特烈大帝自己说过，他所以接受会战，是因为他感到在敌人面前退却是危险的。同时腓特烈大帝也还举出了接受这次会战的其他理由。
总的说来除了真正的夜袭以外，上述情形总是少见的。而用包围的方法迫使敌人进行战斗，主要只能是对单独的军，例如在马克森会战中对芬克军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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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论 第四篇 战斗
第九章 主力会战—决定主力会战胜负的时刻
什么是主力会战？主力会战是双方主力之间的斗争，当然，它不是为了一个次要目的而进行的不重要的斗争，不是一发觉目的难以达到就要把它放弃的那种纯粹是尝试性的活动，而是为了争取一个真正的胜利而进行的全力以赴的斗争。
在一次主力会战中，也可能有一些次要的目的同主要目的混杂在一起。主力会战由于产生它的各种情况不同，也可能具有某些特色，因为一次主力会战也是同更大的整体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它只是那个整体的一部分。然而，因为战争的实质是斗争，而主力会战是双方主力之间的斗争，所以，必须永远把主力会战看作是战争的真正的重心。因此，总的说来，主力会战的显著的特点，就在于它的独立性比任何其他战斗都大。
这一点对主力会战如何决定胜负以及对主力会战的胜利的效果都有影响，并且决定着理论应该给予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的主力会战以什么样的评价。
因此，我们把主力会战作为专门研究的对象。而且，在谈到同它有联系的特殊目的以前，要先对它进行一般的研究，因为只要它是一次名副其实的主力会战，那些特殊目的是不会在根本上改变它的性质的。
既然主力会战基本上是具有独立性的，那么它的胜负也就必然取决于它本身，换句话说，只要还有胜利的可能性，就应该在主力会战之中寻求胜利，除非兵力十分不足，决不应该由于个别原因而放弃主力会战。
那么，怎样才可以比较明确地判定决定胜负的时刻呢？
如果象现代军事艺术中的很长一个时期表明的那样，军队的某种巧妙的队形和编组是军队能够发挥勇敢精神和夺取胜利的主要条件，那么，这种队形被破坏的时候就是胜负已定的时刻。只要一翼被击溃，还在战斗的其他部分的命运也就决定了。如果象在另外一个时期那样，防御的实质在于军队同地形以及地面的障碍紧密结合，军队和阵地仿佛成为一体，那么，占领了这个阵地的一个主要地点就是决定胜负的时刻。因此人们常说：锁钥阵地丢失了，整个阵地就守不住了，会战就不能继续了。在上述两种情况下，被击败的军队就象断了弦的乐器一样，已经不能履行自己的使命了。
不论是前一种几何学原理还是后一种地理学原理，都必然使作战的军队象结晶体一样，不能用到最后一个人。这两种原理现在都已经大大失去作用，至少不再起主导作用了。尽管现代的军队也以一定的队形进入战斗，但队形不再起决定性作用了。尽管现在地形障碍还可以用来加强抵抗力，但已经不再是唯一的靠山了。
我们在本篇第二章中曾对现代会战的特点进行了概括的论述。根据我们的论述，战斗队形只是便于使用军队的一种配置，而会战过程就是双方中的每一方逐渐消耗对方兵力的过程，最后看谁先使对方兵力耗尽。
因此，同任何其他战斗比较起来，在主力会战中定下放弃战斗的决心，更是取决于双方剩下的预备队的兵力对比情况，因为只有这种预备队还保留着全部的精神力量，而那些被战火燃烧得象煤渣一样的部队，是无法同它相比的。正如我们已在其他地方说过的那样，地区的丧失也是衡量精神力量损失的尺度，因此也在我们的考察范围之内，不过它更多地被看作是损失的标志，而不看作是损失本身。因此，尚未投入战斗的预备队的人数始终是双方统帅最关心的问题。
会战的发展趋势在一开始虽然不怎么明显，但通常就已经确定了。甚至在会战的部署中这种趋势往往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一个统帅看不到这种趋势而在十分不利的条件下开始了会战，那就表明他是缺乏这种认识能力的，这种趋势即使在会战的部署中和会战开始时没有确定，在会战过程中均势自然而然地也会缓慢地发生变化，正如我们曾经指出过的那样，这种变化最初是不明显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化就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均势在会战过程中的变化，并不象有人根据对战斗的不真实的描写所想象的那样，是时而这样时而那样地变化不定的。
尽管均势可能在一个长时间内很少受到破坏，或者一方失利后还能恢复均势，反而使对方失利，但可以肯定地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战败的统帅在退却以前早就觉察到了这种变化。如果有人说，个别情况出乎意外地对整个会战的进程发生了强大的影响，那么，这多半是战败者掩饰自己在会战中失利的借口。
在这里我们只能求助于公正而富有经验的人的判断。他们一定会同意我们的论点，并且在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的那部分读者面前为我们辩护。如果要根据事物的性质来论证为什么会战过程必然是这样的，那就会过分地进入这个问题的战术领域。在这里我们只需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结论。
尽管我们说，战败的统帅在决心放弃会战以前，通常早就看到这种不利的结局，但是我们也承认有相反的情况，否则我们的论点就会自相矛盾。如果由于会战已出现失败的趋势，就认为这场会战的败局已定，那么，也就不会再拿出兵力去扭转败局，因而也就不会在会战的失败趋向出现以后很久才开始退却了。然而也有这样的情况：一方的失败趋势已定，但结果却是另一方失败了。这种情况当然不是常见的，而是很少的。可是，时运不佳的统帅总把希望寄托在这种很少的情况上，只要还有一点挽回败局的可能性，他就一直指望出现这种情况。只要自己的勇气和理智不相矛盾，他总是希望通过忍受更大的劳累、发挥剩下的精神力量，以及通过创造奇迹或者借助幸运的偶然机会，使自己还能看到扭转败局的时刻。关于这一点我们还想多说几句，但在此以前先要说明什么是均势变化的征候。整体战斗的结果是由各个部分战斗的结果组成的，而各个部分战斗的结果则体现在以下三个不同的方面。
第一、体现在指挥官内心受到的精神影响上。如果一个师长看到他的各个营是如何失败的，那么这就会对他的行动和报告发生影响，而他的报告又影响到统帅的措施。因此，有一些失利的，即使是看来可以补救的部分战斗，也会产生不良的印象，这种印象总是很容易地、甚至不可抗拒地涌进统帅的心里。
第二、体现在我方部队比对方更快的消耗上，这种消耗在缓慢而有秩序的现代会战过程中是很容易估计出来的。
第三、体现在地区的丧失上。
所有这一切就好象一个罗盘，统帅根据它就可以辨别会战这只船的航向。如果自己损失了全部炮兵，却没有夺得敌人的火炮，如果自己的步兵营被敌人的骑兵冲垮，而敌方的步兵营却到处都是攻不破的，如果自己战斗队形的火力线不得不从一个地点退到另一个地点，如果为了占领某些地点而白白地消耗了力量，而且向前推进的步兵营每次都恰好被敌人雨点般的榴霰弹打散，如果在炮战中我方的炮火开始减弱，如果大批没有受伤的士兵随着伤员的后撤而逃跑，因而火线上的步兵异常迅速地减少，如果会战计划被破坏，以致一部分部队被截断和被俘，如果退路开始受到威胁，那么，统帅就必然会从这一切情况中看出这次会战的趋势。会战的这种发展方向持续得越久，趋势就越肯定，要挽回败局就越困难，不得不放弃会战的时刻也就越来越近。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这个时刻。
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双方留下的预备队的对比，往往是最后决定胜负的主要根据。统帅如果看到对方在预备队的对比上占有决定性优势，那么他就要下决心退却。现代会战的特点是，会战过程中的一切不幸和损失都可以通过生力军来补救，因为，现代战斗队形的编组方法和部队投入战斗的方式，使人们几乎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使用预备队。一个看来将要遭到不利结局的统帅，只要还有优势的预备队，他是不会放弃会战的。但是，一旦他的预备队开始比敌方的预备队少了，那就可以认为胜负已定。至于他还可能采取什么措施，这一方面要看当时的具体情况，另一方向要看他勇气和毅力的大小，不过，这种勇气和毅力有时也可能变成不明智的顽固。统帅怎样才能正确地估计双方预备队的对比，这是实践中的技能问题，决不是这里要谈的问题。我们这里只谈他判断得出的结论。不过，得出结论的时候仍然不是定下退却决心的时刻，因为一个只是逐渐形成的结论还不足以促使统帅定下决心，它只是统帅定下决心的一个一般的根据，要定下决心还要有一些特殊的因素。这里主要有有两个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即退却的危险和黑夜的到来。
随着会战的进展，如果退却受到的威胁越来越大，而且预备队已经大大消耗，已经不足以打开新局面，那么，除了听天由命和有秩序地退却以外，就没有别的出路了。在这种情况下，长时间地耽搁就会使他陷入溃败、甚至覆灭的危险。
一切战斗，通常随着黑夜的到来而结束，因为夜间战斗只有在特殊的条件下才是有利的。出为黑夜比白昼更利于退却，所以，凡是必须退却或者很可能要退却的人，部愿意利用夜暗向后退却。
不言而喻，除了这两种常见的和最主要的因素以外，还可能有许多比较特殊、比较小、但又不容忽视的其他因素促使人们定下退却的决心，因为会战越是临近趋势发生决定性改变的时刻，每个部分战斗的结果对这种改变的影响就越显著。因此，损失一个炮兵阵地，敌人两三个骑兵团顺利地突入阵地等等，都能促使人们实现正在成熟的退却决心。
在结束这个论题的时候，我们还必须谈一下统帅身上的勇气同理智之间的斗争的问题。
一方面，屡战屡胜的骄傲情绪，天生倔强带来的不屈不挠的意志，由高尚激情引起的顽强的抵抗精神，都要求统帅不退出战场，而要把光荣的英名留在那里；另一方面，清醒的理智却在劝阻他不要把力量用完，不要孤注一掷，而要保存必要的力量，以便有秩序地退却。在战争中，尽管勇气和顽强应该得到很高的评价，尽管没有决心竭尽全力争取胜利的人很少有获胜的希望，但是总应该有一个限度。如果超过这个限度，顽固地作下去，那么只能认为是绝望的挣扎，是愚蠢的行动，任何批判者都不会原谅他。拿破仑在最著名的滑铁卢会战中使用了最后的兵力，企图挽回一场已经不可挽回的会战，他拿出了最后一文饯，终于象乞丐一样逃出了战场，逃出了他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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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主力会战（续）—胜利的影响
由于立足点不同，人们可能对某些大会战获得特大的效果感到惊讶，同样也可能对另一些大会战没有获得什么效果而感到十分奇怪。现在我们谈谈一次大胜利的影响。
在这里，我们很容易区分以下三种影响：
一、胜利对战争工具本身，即对统帅及其军队的影响；
二、胜利对参战国的影响；
三、上述两种影响在以后的战争过程中所起的真正的作用。
胜利者和失败者在战场上的伤亡、被俘人数和火炮损失方面的差别，往往是不显著的。谁要是只看到这种差别的不显著的一个方面，谁就会常常感到这个差别所产生的后果是完全不可理解的。而实际上，这通常是极其自然的事。
我们在第七章中曾经讲过，一方的胜利不仅随另一方被击败的军队数量的增多而增大，而且是以更大的比例增大的。一场大规模战斗的结局给失败者和胜利者带来的精神影响都是比较大的。这种影响会使物质力量受到更大的损失，而物质力量的损失又反过来影响精神力量，这两者是相互作用，相互助长的。因此，人们应该特别重视这种精神影响。这种精神影响对胜利者和失败者所起的作用是相反的：对失败者来说，它能破坏各种力量，对胜利者来说，却能加强他的力量和活动。但是，这种精神影响主要还是对失败者发生作用，因为对失败者来说，它是造成新的损失的直接原因。此外，这种影响同危险、劳累和艰难，总之同战争中的一切困难因素有相同的性质，因而同它们结合在一起，并在它们的影响下不断增大。对胜利者来说，这一切能够影响它勇气的进一步高涨。我们看到，失败者从原来的水平线下降的程度比胜利者从原来的水平线上升的程度大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谈到胜利的影响时，主要是指失败者所受的影响。如果说这种影响在一次大规模的战斗中比在一次小规模的战斗中强烈，那么，在主力会战中肯定比在一次从属性的战斗中更要强烈得多。主力会战是具有独立性的，也就是说它应该以最大的努力争取它应该取得的胜利。主力会战的意图是，就在要进行主力会战的这个地方、这个时刻战胜敌人，它体现着全部战争计划和一切措施以及对未来的一切遥远的希望和朦胧的想象。对这个大胆的问题作出答案，是命运攸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精神必然会紧张起来，不仅统帅，而且他的整个军队直到最低一级的辎重兵都是如此。当然，职位越低，紧张的程度越小，产生的影响也越小。不论在任何时代，从事物的性质来看，主力会战决不是一种不作准备地、突然地、盲目地进行的例行公事，而是一种规模宏大的军事行动。这种行动不论就其本身的性质来说，还是就指挥官的意图来说，都比一般的战斗活动更能增强所有人的紧张情绪。人们越是紧张地注视着会战的结局，会战结局的影响也就越大。
胜利的精神影响在现代会战中比在现代战史初期的会战中要大得多。既然现代会战象我们以前讲过的那样，是双方力量的真正搏斗，那么起决定性作用的，当然是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总和，而不是个别的措施，更不是偶然性。
人们犯了错误，下次可以改正，如果遇到幸运和偶然的机会，也可能在下一次得到更多的好处。但是，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的总和通常却不是很快就可以改变的。因此，一次胜利在这方面带来的变化对整个未来都会有更为重大的意义。在所有参加会战的人中间，虽然只有极少数的人与虑到这种变化，似是，会战的过程本身会使每个参加会战的人感觉到这种变化。尽管关于会战过程的公开报道可以用一些牵强附会的个别情况来掩饰真相，但人们也或多或少可以看出：胜负的决定取决于总的情况，而不取决于个别情况。
从来没有亲身经历过失败的大会战的人，很难对失败的会战有一个活生生的、因而是完全真实的概念。这一次或那一次小失败的抽象概念永远也不能构成一次失败的大会战的真正概念。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一次失败的大会战的情景吧。
在一次失败的会战中，能够左右人的思考（也可以说人的智力）的，首先是兵力的消耗，其次是地区的丧失（这往往是常见的现象，即使是进攻者，在不顺利时也会丧失地区），再次是队形的破坏，各部分的混乱和退却的危险（除了少数例外的情况，这一切会经常出现，只是程度有所不同），最后是退却（这往往是在夜间开始，或者至少是在整个夜间还继续进行的）。退却一开始，军队就不得不丢下大批疲惫不堪的和跑散了的士兵，而他们往往正是冲得最远和坚持得最久的勇士。本来只有高级军官才有的失败的感觉，到这时就波及到各级军官，一直到普通的小兵，特别当他们想到在这次会战中有许多真正为大家所敬爱的勇敢的战友落在敌人手里的可怕景象时，失败的感觉就更加强烈。同时，每个人在不同程度上都会认为自己的努力所以徒劳无益，是上级指挥官的过错，因而对上级指挥官产生不信任，于是失败的感觉更加强烈。这种失败的感觉并不是随便产生的想象，它是敌人占优势的证明，敌人占优势这一事实，最初可能被某些原因所掩盖，不易被人们发现，但到会战结束时，总会明显地显露出来。也许人们早已看到了这一事实，但在缺乏确凿根据的情况下，必然会希望出现偶然情况，相信幸运和天意，或者进行大胆的冒险。最后，当这一切都证明已经无济于事时，冷酷的事实就威严无情地摆在人们的面前了。
这些情况还远远不能说是惊慌失措。一支有武德的军队所以惊慌失措，决不是会战失败的缘故，而其他的军队的惊慌失措，也只有在个别情况下才是会战失败的结果，但是，上述那些情况，却是在最优秀的军队中也会产生的。如果说长期的战争锻炼和胜利的传统，以及对统帅的极大信任，有时可以减少这些情况，但在失败的最初时刻却不可能完全避免这种情况。这些情况也不是仅仅由于火炮的丢失和人员的被俘而引起的，因为火炮的丢失和人员的被俘通常是到后一阶段才会有的，而且也不会很快就为大家所知道。因此，即使均势的变化极其缓慢而且是逐渐的，也不会不产生这些情况，正是这些情况构成了在任何场合都会产生的胜利影响。
我们已经说过，战利品的数量可以加强这种影响。
处在上述情况下，作为战争工具的军队将会遭到多么厉害的削弱啊！我们说过，一支处在这种削弱状态下的军队对作战中很普通的困难都会感到难以对付，因此，怎么还能够期待它作出新的努力，重新夺回已经失去了的东西呢！在会战之前，交战双方之间有一种真正的或者想象的均势，当这个均势已经遭到破坏时，要想重新恢复它，就必须有外因的帮助。如果缺乏这样的外因，那么，任何新的努力都只会导致新的损失。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主力取得的最微小的胜利，也会使均势象天平的秤盘一样不断向一边下降，直到新的外在条件使它发生改变为止。如果没有这种新的外在条件，而胜利者又是一个有强烈的荣誉心、不断追求远大目的的人，那么，要想使他高涨的优势不致象洪流一样泛滥成灾，要想通过许多小规模的抵抗使这股洪流缓慢下来，直到胜利的影响沿着一条渠道最后消失，对方就必须有一个杰出的统帅，就必须有一支久经战争锻炼而具备高度武德的军队。
现在我们来谈谈对方的胜利对军队以外的民众和政府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他们的迫切希望突然变成泡影，自尊心遭到彻底的打击，代之而起的恐惧情绪则可怕地到处传播，最后使他们完全陷于瘫痪状态。这是主力会战对交战一方的神经闪电般的真正打击。这种影响，尽管在这里和在那里会有所不同，但决不可能完全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但不积极地去发挥自己的作用以扭转败局，反而惧怕自己的努力会徒劳无益，于是在应该前进的时候踌躇不前，或者甚至束手侍毙，听凭命运摆布一切。
这种胜利的影响在战争过程中所产生的成果，一部分是胜利一方统帅的性格和才能决定的，但更多的是促成胜利的各种条件以及胜利带来的各种条件决定的。当然，统帅没有胆量和敢作敢为的精神，即使是最辉煌的胜利也不会带来很大的成果。但是，即使统帅有胆量和敢作敢为的精神，如果各种条件严重地限制着这些精神力量，那么它们也会很快地枯竭。如果利用科林会战的胜利的不是道恩元帅而是腓特烈大帝，如果进行勒登会战的不是普鲁士而是法国，那么结果将会多么不同啊！
促使巨大的胜利产生巨大成果的各种条件，我们在讨论与此有关的问题时再作研究。那时才能解释清楚，为什么胜利同它的成果之间有大小不一致的现象，而初看起来，这似乎是因为胜利者缺乏魄力的缘故。在这里我们只研究主力会战本身，我们不想离开这个题目，所以只想指出：胜利决不会不产生上述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随着胜利的增大而增强的。一次会战越是成为主力会成，也就是说，越是把全部作战力量集中在一次会战中，越是把全部军事力量变成作战力量，越是把全国的力量变成军事力量，胜利的影响也就越大。
然而，难道理论就可以把胜利的影响看作是完全不可避免的，难道理论就不应该竭力寻求有效的手段来消除这种影响吗？对这个问题作肯定的答复，似乎是很自然的。但是，愿上帝保佑，千万别让我们象大多数理论家那样走上既赞成又反对的自相矛盾的歧路吧。
实际上，上述影响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这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即使我们找到了可以抵制它的方法，它仍然存在，犹如一颗炮弹，即使它是从东向西发射的，因而它随地球自转而产生的运动速度会有所减小，但它仍然是随着地球的自转在运动。
整个战争的进行是离不开人的弱点的，也是针对着这种弱点的。
尽管我们以后在另一个场合还要谈到主力会战失败后应该怎么办，尽管我们还要研究在绝望的处境中可能剩下的手段，尽管我们还相信在这样的处境中有可能把失去的一切重新夺回来，但这并不等于说，这样一次失败的影响就逐渐消失而等于零了。因为人们用来挽回败局的力量和手段本来可以用到一些积极的目的上去。不仅指精神力量，而且还包括物质力量。
另一个问题是，一次主力会战的失败会唤起一些在不失败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产生的力量。固然，可以设想有这种情况，而且在许多民族中实际上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但是，如何才能激起这种强烈的反作用，这已不属于军事艺术研究的范围。军事艺术只在假定会出现这种作用的情况下，对它进行考虑。
胜利给胜利者带来的结果，可能由于胜利的反作用，即唤起了失败者的其他力量而变得有害了。尽管这种情况是极少有的例外，但是既然有这种情况，那就更有理由认为，由于战败的民族或国家的特点不同，同样的胜利所产生的结果也是有差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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