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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3月26日，四川荣县杨家场的操场临时搭起木台，冻雨刚停，泥地上满是脚印。数千名群众围着看一名犯人——黄茂才，三十五岁，身着灰色囚服，双手反绑。检察官宣布处决时间就在午后，气氛压得人透不过气。就在铁链即将扣上时，黄茂才抬头喊了一句：“请求向人民政府报告一件渣滓洞的机密！”四周哗然，行刑暂缓，一段被尘封的往事才由此翻开。

倒回到1945年初夏，自贡盐场上空弥漫着咸涩的潮气。国民党川康绥靖公署在当地强行征兵，穷苦人家怕极了当兵送命。黄茂才的母亲只好去地主刘重威家求情。刘重威正是二处副处长，缺个文书，见黄茂才识字，一纸收条便把人带走。年轻人当时只想混口饭吃，哪里料得到自己将被推入特务系统。

进入“保密局”后，训练雷厉风行：擅长写报告、会用摩斯电码、熟练拆装手枪，他样样拿得起。年底，组织把他派到重庆歌乐山渣滓洞，负责犯人登记和看守。黄茂才穿着崭新的军靴踏进囚笼，还带着“国家安全”的幻觉。可第一天夜班，他就看到一个瘦小党员被吊在杉木梁上，皮鞭抽下去血点飞溅，犯人却咬紧牙关不吭一声。那股子不屈劲头，让站在一旁的菜鸟看守心里一沉。

几个月后，监号里来了一位气质截然不同的女犯——曾紫霞，旧四川财政厅科长的女儿。入档时，她平静报出姓名、出生地、党组织关系，声音不急不缓。黄茂才被那双微微上挑的眼睛盯住，不知怎的，竟有些慌。夜里巡房，他经常看见曾紫霞借着昏黄灯光织毛线。一次他忍不住问：“这种时候还织？”曾紫霞淡淡回了四个字：“给前线用。”这句话像一粒细沙，悄悄嵌进他心里。

次日清晨，两人在铁门边短暂碰面。曾紫霞轻声问：“黄少尉，你真相信自己干的是正义吗？”没人回答。黄茂才回到岗亭，握枪的手出汗。他开始偷读押解单上被捕人员的材料，也偷偷记下渣滓洞里押着的地下党名单。越看越疑惑：这么多知识分子、学生、老工人缘何全成“暴徒”？夜里他翻来覆去，耳边回响的都是“正义”二字。

1948年底，重庆战况吃紧。狱方开始频繁提审，甚至制造“集体越狱”借口大开杀戒。黄茂才终于下决心悄悄帮助曾紫霞。他先试水，把几张写有“家中一切安好”的纸条夹进饭桶底部；随后发展到把编号、调防、暗号等信息藏进筷子缝隙，送到女牢房。每次递交情报，他都冒着极高风险，一旦被发现，枪毙毫不含糊。可奇怪的是，那种恐惧被另一股力量压住——他想让自己做点真正有价值的事。

1949年11月解放军逼近重庆，渣滓洞大屠杀前夜，黄茂才提前把部分看守调离岗位，掩护了少数革命者逃生。但大势已去，他自己没能走掉。11月30日重庆解放，黄茂才换上平民衣，却被群众指认抓捕。之后的审讯相当严格，他旧档案上写满“保密局”“刑讯”，罪证确凿。可他帮助革命的线索没几个人知晓，口头陈述一时间难以取信，1953年2月终被判死刑。

案子本该划上句号，可行刑队往操场押人时，他提出要见曾紫霞。负责警卫的干部起初犹豫，但考虑到情况特殊，联系了当时在重庆工作的曾紫霞。她立即赶来，向办案组提供了多份当年渣滓洞的暗号本、信件残片，上面都留有黄茂才的字迹。经多方核实，这些情报帮助地下党躲过两次搜捕，还救出被误抓的交通员。材料呈到省军管会，判决被叫停，死刑改为无期，随后改判十五年。

入狱后，黄茂才主动申请扫盲班，从新华日报到马克思选集，他一字不落地啃。白天劳动砸石头，晚上就着煤油灯抄写《为人民服务》。1964年减刑释放，他回到老家种地，日子清苦，却始终与当地党支部保持联系，逢人便劝“有错就认，有路就走正道”。村里组建民兵，他捐出仅有的猎枪；修公路，他带头挖土石。

1981年夏，重庆烈士陵园寄来一份档案复核函。信封有些旧，里面夹着当年渣滓洞逃脱者联名的证明和组织考察结论：黄茂才在渣滓洞期间多次传递情报、协助掩护同志，行为属重大贡献。翌年春，他被授予“革命工作纪念章”，名字正式刻进烈士陵园史料陈列室旁的铜板。颁奖那天雨后放晴，他站在人群里，神情平静，轻声说了一句：“我只是补交了欠下的债。”

黄茂才的经历诠释了何谓“人到绝境还可回头”。生来贫苦、误入歧途、见义勇为、几度死里逃生…这一连串节点并非戏剧化巧合，而是特殊时代下个体与信仰碰撞出的结果。行刑台前勇敢开口，是对过去的切割，也是对未来的承担。有人常问，他是否后悔早年所为？他回答：“后悔，但不逃避。”短短八字，道出一个动荡年代里最朴素的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