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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0月27日，我率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20周年纪念活动后，从朝鲜回到北京。湖北派人在北京等候，向周总理和国务院汇报兴建葛洲坝水利工程筹备工作情况。

10月30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会议讨论兴建葛洲坝水利工程问题。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袁宝华同志及有关部委负责人，以及我和湖北来京汇报人员参加了会议。

周总理说：“毛主席批示’赞成兴建此坝’。现在由曾思玉、张体学、钱正英同志介绍兴建葛洲坝水电站的总体设想规划……”

在百忙之中，周总理进行了详细提问，我们做了系统回答。

总理说：“你们有这么大的雄心壮志，在中国第一江上兴建第一坝水电枢纽站工程，是个为人民造福的好事。中央、国务院一定要支持，坚决完成毛主席’赞成兴建此坝’的伟大批示。”

并郑重地希望国务院有关部委与会的负责同志遵照毛主席的批示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承担任务，鼓足干劲，齐心协力，力争早日完成在长江上兴建第一坝的水电枢纽站，为人民造福。总理要求水电部负责派专家和技术人员，钱正英副部长坐镇现场指导，解决施工中遇到的问题。

总理还说：“要严密组织，充分准备，确保以’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原则来精心设计，精心指挥，精心施工，发现问题应在现场及时研究解决，并向国务院报告……”

周总理发扬民主，向与会同志询问有什么意见，并问：“林一山同志你还有什么意见？要不要林汉雄替你读一下你的报告（主张修建三峡大坝），给与会同志们听一听？把你的报告和国务院这次开会的情况，一并向毛主席报告。”

林一山同志没有表态。

但是，当党中央决定兴建葛洲坝之后，林一山同志服从和执行中央的决定，并担负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为工程建设尽了力。

10月30日，国务院会议后，我回到武汉。根据会议精神，修改了建坝的请示报告，再次呈送中央和国务院，对工程规模、工程保障、施工准备等提出了具体意见。

11月上旬，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上批准修建葛洲坝水电站，并指示要做好水工试验和研究，写出可靠的水坝工程资料。

11月16日，周总理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再次听取张体学等同志的汇报，对建坝方案进行最后审定。

12月24日，周总理向毛主席做了兴建葛洲坝工程的书面报告：

主席：

去年10月，主席在武汉曾在曾思玉同志提议修建三峡大坝时说道，目前备战时期不宜作此想，后来，他们就同水电部、“长办”转而设想改修三峡下游宜昌附近的葛洲坝低坝，采用径流发电，既可避免战时轰炸影响下游淹没的危险（低坝垮了只有3亿到8.5亿立方米的水量下泄，宜昌到沙市河槽可以容积），又可争取较短时间加大航运和发电量（航运单向年达到3500万吨左右，发电装机可达到204万千瓦，保证出力80万千瓦，时间5年可成）。

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本年10月就提出报告请中央列入“四五”计划。中央政治局11月会议讨论，原则批准，要他们多作水工试验和研究，并写一份可靠的水坝工程资料。

我和国务院业务组（先念、登奎、德生三同志均参加）与曾思玉、张体学、林一山等同志和水电部负责同志多次研究和讨论，认为在“四五”计划中兴建葛洲坝水利工程是可行的，他们所提出的资料和数据，也是经过10年来的现场地质勘察、水工试验和历史水文记录的积累和分析得来，基本可靠。

而在施工过程中，还可以精心校正，精心设计，力求避免20年来修水坝的许多错误。至于三峡大坝，需视国际形势和国内防空炸的技术力量的增长、修高坝经验的积累，再在“四五”期间，考虑何时兴建。

现在将中央批复审稿及报告和附件、附图（两张）呈上，请审阅，并请主席批示。林一山的意见书一并送上，供参阅。

周恩来

1970年12月24日

总理的报告，言简意赅地阐述了兴修葛洲坝工程的由来、效益和要求，以及修建三峡大坝的构想。

12月25日，中共中央以中发〔1970〕70号文件，批复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并告四川、湖南、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和中央有关部委，同意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

26日凌晨，毛主席做了批示：

“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中央在批复中指出：“责成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持，由水电、交通、一机部和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等有关方面参加，组成坚强的施工指挥部。”

还指示：“经费、设备和技术指导，由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员和物资保障，由武汉军区和湖北省安排。”

28日，当我看到有毛主席批示的中共中央《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批复》文件时，内心无比激动。几千年来，长江养育了中华儿女，但她都将巨大的水力资源付之东流，终于从我们这一代人开始让她发挥更多的功能为人民造福。

我立即让秘书沈家骅将所有在武汉的军区党委常委和省委常委的电话要通，转告这特大喜讯，并和在宜昌的张体学同志通话，告诉他明天派飞机将文件送至宜昌，要召开大会进行传达。

12月29日，我派专机将有毛主席批示的中央文件送至宜昌，由张体学同志做了传达。宜昌的长江两岸的人民听到这个消息后群情振奋，一片欢腾，千万颗火热的心随即汇成一个行动，向葛洲坝开战。

为了加强工程的组织领导，在临时领导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工程指挥部，由我任第一指挥长兼第一政委，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张体学、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张震分别任指挥长、政委，王英先、江含章、刘志毅任副指挥长，何镇浪、司鲁民、黄世忠任副政委。

12月30日，工程指挥部在宜昌举行了隆重的开工典礼，武汉军区和湖北省的领导同志出席了典礼。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动工。从此，长江水利工程史翻开了新的篇章。

张体学同志（中）为葛洲坝开工铲第一锹土

长江三三〇（葛洲坝）工程开工誓师大会

为了纪念毛主席1958年3月30日视察长江三峡，指挥部定名为“三三〇工程指挥部”，由指挥长张体学和政委张震坐镇宜昌，主持工程全面工作。

我身为武汉军区司令员、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日夜忙得不可开交，但还是放心不下，经常抽时间到宜昌工地了解工程进展情况。当时工地急需轴承，多方想办法都解决不了，我立即给大连瓦房店轴承厂写信要求支援，过了不久我又来到工地时，了解到只从大连买来20套轴承，远不能满足工程需要，我又亲自给辽宁省委写信，使问题最终得到解决。

为配合工程建设，由张震副司令员亲自勘察，在荆门西郊长岗岭曾庙村附近找到储量丰富的优质石灰岩矿，此地交通便利，水源充足。当张震同志与我谈到荆门西郊长岗岭是个理想的水泥生产基地时，我当时就拍板定案在曾庙村兴建大坝低热水泥厂。

张震同志是我的老战友、战役系的老同学，他很幽默地说：“在曾庙村建水泥厂，不但要挖地三尺，连石头也要挖它数十米，我没有考证，不知曾庙是不是你们曾姓老祖宗住过的地方。”

我笑着说：“若真是那样，曾姓子孙不但不会怪你，还要衷心感谢你这位张翼德的后代为他们造福。”

于是，立即着手筹建年产10万吨大坝低热水泥厂。经过10多年的初建和扩建，荆门水泥厂成为全国生产大坝水泥的四大厂家之一，有“中南第一家”之美称。

按计划，利用冬季枯水季节，首先修筑二江、三江下游围堰。

1970年12月30日，工程破土动工之后，经一个多月施工，发现原设计欠妥，张体学同志立即召开座谈会，修改设计，减少土石方填筑50多万立方米，接着，在开挖中又遇到了预想不到的流沙和大孤石深槽，施工队伍连续奋战21昼夜，搬走了300多米地段上的孤石，截住了210米地段上的流沙，实现了整个上游围堰的全面回填。

以毛主席伟大指示为动力，调动了施工人员的高度政治热情和积极性、创造性，使他们鼓足干劲，大打人民战争，采用“定任务、定劳动、定时间、定质量”的四定方法，经全体人员的艰苦奋斗，全长2123米的二江、三江围堰工程，挖填土石方121万立方米，比原计划提前20天，于1971年4月10日建成。

1971年出土于葛洲坝工地的鸡骨石

热火朝天的葛州坝工程施工现场

4月11日，三三〇工程指挥部在围堰现场召开了数万人参加的“庆祝围堰战役胜利向大坝进军誓师大会”，我和武汉军区、湖北省及指挥部的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

我首先在大会上讲话。我在讲话中说：“……经过100多天的艰苦奋战，胜利完成了二江、三江围堰任务，为落实毛主席的伟大批示打响了第一炮。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而伟大的事业！”

我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的工程技术人员要深入到施工第一线去，把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冲天的革命干劲结合起来，在施工中做到优质、高速、低耗、安全，百年大计，质量第一。

最后，我号召全体人员，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加强军政、军民团结，提倡识大体、顾大局，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起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

兴建葛洲坝工程，充分发挥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一处建坝，八方支援，群策群力，众志成城。国家计委、建委、水电部、交通部、一机部、农林部等部委积极支持，有关部门、大专院校和专业科研机构，承担了大量科研试验任务；有关生产厂家、交通运输部门，全力以赴保障设备、物资器材的供应；全国各省也都积极支援，水电权威人士，把兴建葛洲坝看作为国争光的工程，积极献计献策；数万名筑坝大军，头顶蓝天，脚踏荒滩，展开会战。

正如毛主席所说的“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不论是在寒风刺骨的严冬，还是在炎热的高温季节，工农兵、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都在你追我赶，热火朝天奋战在葛洲坝工地上，整个工地红旗如林，人声鼎沸，向祖国第一江的第一个大型水电枢纽站贡献自己的力量。

葛洲坝工程建设的初期，经受过一段曲折的过程，教训是很深刻的，主要是在当时“文革”政治气候之下，不够尊重科学。在设计、施工等方面出现一些问题，特别是浇铸中出现了“蜂窝”，在完成一期工程围堰任务后，主体工程无法施工。

幸亏周总理果断决定，于1972年12月停工整顿，重新修订设计，并指示有关人员组成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负责解决建设中的各种技术问题，使工程建设得以走上正确轨道。

与此同时，交通道路、附属工程和附属企业开始建设；供应施工用电的西坝110千伏变电站投入运行；宜昌市区通往施工场地的东山大道、黄柏河公路桥和工区场内铁路相继通车；砂石、拌和、浇筑三大系统建成投产，大江截流模型试验基本完成。至此，葛洲坝的初期工程胜利完成，为整体工程奠了基。

在治水领域，传说中的大禹，是中华民族的鲜明象征之一，其三过家门而不入，造福于民的精神，尤为后人所称颂。在建设葛洲坝工程过程中，建设者们把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创造性融合起来，达到了新的高度。

一是表现为无私的奉献精神。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振兴祖国水电事业、开发长江资源，有的远离家乡，放弃良好的工作条件，奔赴施工工地；有的结婚不度蜜月，来工地过漫长的“牛郎织女”生活；他们工作不计时间，劳动不计报酬，长年累月地为建设大坝出力。

当年工地上流传“伟大指示闪金光，长江岸边摆战场，胸怀朝阳建大坝，千难万险无阻挡，胜利建成大围堰，唱支山歌献给党”，“生长在沔阳，战斗在宜昌，不修好葛洲坝，决不下战场”，“昔日征服汉江水，今日来截长江浪”等歌谣，便是这种精神的生动写照。

二是表现为艰苦创业的精神，开工之初，展现在建设者面前的是，头顶蓝天一片，脚下荒滩无边，可以说一无所有，寒冬腊月，风雪弥漫，他们跃身刺骨的江水，打捞木头毛竹，自己动手搭芦席棚，在江边安营扎寨。

修建葛洲坝工程，是在露天、滩头、高空和水下廊道等坚苦环境下作业，而且工程规模宏大，结构复杂，施工强度大，建设周期长。广大建设者冬冒严寒，夏熬酷暑，成年累月，坚韧不拔，缺乏机械就人挑肩扛，遇到危难险重任务就组织突击队完成。各级领导干部身先士卒，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领导骨干的模范带头作用，成了无声的命令，是艰苦创业的重要保证。

1973年年底，我离开武汉调任济南军区司令员，仍对葛洲坝工程牵挂在心。当我得知葛洲坝工地用的胜利油田的油未按时启运时，就亲笔给胜利油田负责人写信催促。胜利油田立即派了一列油罐车，直开葛洲坝工地，解了燃眉之急。以后，我还多次打电话给葛洲坝工程局局长廉荣禄和党委书记刘书田询问工程情况，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解决。

1981年1月4日，葛洲坝工程大江截流。葛洲坝工程局请我从南京回到宜昌，目睹了大江截流的壮观场面。

葛洲坝各项工程经过建设者们历经10年的忘我劳动，终于在80年代陆续建成。

葛洲坝工程不仅培养锻炼了一支专业齐全、高水平、高效率的工程技术和管理队伍，也为后来三峡工程的兴建做了实战的准备。

葛洲坝工程改善了三峡峡谷航道，增加了运量，缩短了航行时间，增大了航行的安全度。特别是葛洲坝水力发电厂发出的强大电流，输送到吴楚七省一市（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安徽、浙江、江苏、上海）占国土八分之一的城乡，点亮了万家灯火，撒下了遍地银辉，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能源基地。葛洲坝水利枢纽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座丰碑。

古称“夷陵”的宜昌市本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小城，由于葛洲坝的建设，一跃成为长江中游一个经济发达、欣欣向荣的重要城市，跻身于全国11个重点旅游城市之列，恰似一个养在深山人未识的山妹子，一下子成为中外名模。

大江截流的壮观场面

我感到骄傲和自豪，我曾经为这项举世瞩目的巨大工程倾注过心血，洒下过汗水。

1991年冬，80岁的我重访宜昌，登上大坝，饱览了长江第一坝的风采。我情不自禁地说：“古人修筑万里长城，我们建了葛洲坝工程，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不但是建设者们的光荣和骄傲，更是人民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与陈锡联同志在庐山仙人洞前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