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精选

战俘问题

朝鲜战争期间，停战谈判经过了漫长的24个月，其中相当长一部分时间是卡在了俘虏遣返问题上。

谈判初期，关于遣返战俘问题，我方谈判代表团很快阐明了自己的立场，按照《日内瓦战俘公约》中“战争结束后战俘应该毫不迟延地释放和遣返”的规定办。

美方代表虽未公开反对中国和朝鲜的立场，却在心里打着小算盘。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回忆录里说得明白：战俘一旦不再回到共产党阵营“是对共产党有威慑作用的”。

美方不愿意遣返战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把这些人补充到南朝鲜李承晚和台湾蒋介石反动军队里去，以加强他们的兵力。

由于美方故意设置障碍，想借战俘问题拖延时间，加紧军事上的准备，战争双方战俘遣返的谈判漫长而艰难。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达成任何有意义的协议。

战俘问题成了停战谈判的难点。谈判中，美方公然违背《日内瓦战俘公约》的基本原则，提出“一对一”“自愿遣返”等方案（中朝军队俘虏“联合国军”1万余人）。

他们的荒唐方案，遭到了中国政府和朝鲜政府的当然拒绝。由于美方在俘虏问题上的无理和蛮横，使双方达不成协议，战争只得继续。

谈判不成，接着打，战场上分高低。我军从1952年9月18日起，发起了对敌反击作战。

是役，我军与朝鲜人民军一道，歼敌2.5万人。此役不但重创美军，也引起了美国朝野哗然。

1952年10月，艾森豪威尔在竞选总统中宣布，他当选后，亲自到朝鲜结束朝鲜战争。结果，他当选了总统。就在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的1952年10月，美军开始夺取上甘岭、五圣山。

结果，上甘岭成了美军永久的伤痛，一个3.9平方公里的地域，美军投入6万多兵力，300余门火炮、近200辆坦克、3000余架次飞机，血战一个多月，炮火将山头削低了三四米，竟然拿不下来。

1953年5月，我军再次发起夏季攻势，三个阶段共歼敌12.3万人。

在我军的沉重打击下，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不得不再次审视这场战争。

最终，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逐步放弃了他们不合理的要求，接受了我方的合理主张。当停战谈判已全部达成协议，正在进行停战协定签字准备工作，停战即将实现的时候，一贯蓄意破坏停战谈判的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公然违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意志，冒天下之大不韪，从1953年6月17日夜起，在南朝鲜的沧山、马山、釜山、尚武台四个战俘营，以“就地释放”为名，强行扣留了2.7万名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并把他们中的许多人强编到南朝鲜军队中去。

紧接着，李承晚又发出反对签订停战协定的叫嚣，声言“停战协定一旦签订，要把我的军队从联合国管辖下撤出来”“打到鸭绿江”等，以达到破坏俘虏遣返协议的实施和停战实现的目的。

李承晚集团破坏朝鲜停战实现的行动，使停战协定无法签字，执行停战协定失去了保证。李承晚集团的这一行径，立即引起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愤慨，也引起美国首脑们的不满。

但是，他们却一时没有对策，形成骑虎之势。他们内部之间进行了激烈的争吵，美军甚至还准备在李承晚拒不接受“联合国军”停战条件的情况下，将他单独扣押起来。

为了督促李承晚接受我方的合理条件，志愿军党委在彭总的主持下开会研究决定，并经毛主席同意，立即在金城地区以二十兵团加强火箭炮兵、高射炮兵各一个团及组织一些坦克、工兵等，准备发起第三次反击，狠狠地打击南朝鲜军。

经过周密准备，7月13日夜，天空浓云密布，大雨欲来，以司令员杨勇、政委王平领导的二十兵团首先以1000多门大炮进行火力袭击。猛烈的炮火，摧毁了敌军大部分工事。我火箭部队也向敌阵地发射火箭炮弹，猛烈轰击敌人。

我突击部队乘势发起攻击，1小时内即全部突破前沿阵地……战役自始至终贯彻“稳扎狠打”方针，及时巩固了新攻占的阵地，发展很快，至14日晚，金城川之敌已全部被我肃清。

南朝鲜军遭我痛击后，李承晚埋怨美军见死不救，美军和南朝鲜矛盾加深。

“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感到事态严重，和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泰勒匆忙赶到金城前线，整顿败军，准备反扑，企图夺回金城以南失地。

在19日和20日两天中，出动400多架次飞机，在大量坦克和火炮支援下，实施猛烈的攻击。我军不畏牺牲，英勇作战，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坚守了阵地。至27日，胜利结束了金城战役。

第三阶段反击战取得重大胜利，毙伤敌7.8万多人，我军的反击战重重打痛了敌人，迫使敌方向我方做出了实施停战协定的保证。

“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请求马上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疯狂反对停战，叫嚷“继续打下去”的李承晚，也不得不向美方表示准备实施停战协定的条款。

1953年7月27日，双方终于在板门店签订了停战协议。

协议规定，“在本停战协定生效后60天内，各方面应将其收容下的一切坚决遣返的战俘分批直接遣返”，“各方应将未直接遣返的其余战俘，从其军事控制与收容下释放出来，统交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战俘问题出现了曙光。

巨济岛、济州岛、蜂岩岛都是朝鲜半岛南部的几个小岛，美军设立的战俘营就在这里，志愿军的2万名战俘先后被关进美军战俘营。

战俘营里有一些干部，很多都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考验，热爱祖国，政治上坚定。他们在战俘营中带领广大志愿军战俘，为争取回国不断斗争。

但是，分散的斗争抵挡不了艰难的大势，台湾国民党很快派来了大量特务人员，与美军狼狈为奸对战俘进行镇压和分化瓦解。

他们收买了战俘中的一些异己分子，对坚持回国的战俘进行了疯狂的迫害，企图将这些战俘变成他们的战争工具。

战俘中的异己分子，有的是国民党俘虏补充进志愿军队伍的，有的则是对共产党怀有仇恨的其他人员，这些人丧心病狂，在美军的支持下，成立了“警备队”，专门殴打、杀害要求回国的志愿军战俘。他们向战俘们强行进行反动宣传，实行白色恐怖，美军还专门设立了所谓“肇事监狱”和“小监狱”供他们给坚决要求回国的志愿军战俘施行坐水牢、电刑、压杠子、肛门灌水、头上钉钉子等酷刑，还有很多人身上被刺了反共文字。但是，这仍然动摇不了广大战俘要求回国的决心。

遣返回来的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骨瘦如柴

我军战俘营中的美军战俘正在拉小提琴

据后来回来的一些人员回忆，一支美军队伍，强行对某志愿军战俘进行所谓“甄别”，在遭到拒绝后，美军悍然开枪，打死数十人，打伤数百人。美军再次对志愿军被俘伤病员进行“甄别”，在遭到拒绝后，向手无寸铁的志愿军伤病员开枪……

据有关方面统计，美军共打死、打伤志愿军战俘近万人，一个所谓最讲“民主”和“人权”的国家，其劣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根据战俘遣返协议规定，一切不直接遣返的战俘，应于停战协议生效后60天内，由羁押一方在朝鲜境内将战俘交给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印度组成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

我志愿军高层领导也知道战俘营情况极其复杂，有人担心回国后无脸见人，也有人担心当了俘虏，回国会受到处理，疑虑重重。

为此，我方发表了《金日成元帅、彭德怀司令员告被俘人员书》，表示“迎接你们返回祖国”“切望你们归来”。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开城的谈判代表团，专门在1953年6月组织了解释代表团帮助战俘顺利归国，解释代表团主要领导有李克农、杜平、乔冠华、丁国钰、柴成文。同时成立了团机关，机关下面设若干大组和小组。

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终于使会集于战俘营的中国战俘踏上了回归的路程。但是还有一部分由于受到威逼、恐吓、利诱未能回到祖国的怀抱。

因要求遣返被挖掉双眼的朝鲜士兵

我军战俘营中的美军战俘高兴地拍合影照

从战俘营归来的朝中被俘人员高呼：打倒残暴的美帝国主义

我军战俘营中的黑人战俘兴高采烈地准备篮球比赛

7月30日，2000多名战俘从济州岛登船启程，在遣返途中，美军再次采取不给水和食物、扔毒气弹等卑劣手段折磨志愿军战俘，企图将他们置于死地，然后换乘火车到板门店，在这里进行了战俘交换。

双方的战俘形成鲜明的对比，我方战俘人员受到非人虐待，衣衫褴褛，瘦得皮包骨头；美军战俘个个红光满面，不断向我管理人员道别。接着又进行了第二批、第三批战俘的交换……

回国初期，这些同志受到了尊重和热烈欢迎，但是不久由于某些人在制定政策时出现了严重的错误，这些同志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开始了大范围的拨乱反正。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开始了上访和申诉。他们的命运引起了中央的注意。

终于在198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下发了〔80〕74号文件，文件指出，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始终心向祖国，在一些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的组织领导下，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争取遣返回到祖国”，之后他们逐个被恢复了名誉和待遇。

抗美援朝后记

我第六十四军胜利从朝鲜撤离后，其他一些兄弟部队由于需要维护停战协定而继续留在朝鲜。

1957年11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和金日成首相谈到从朝鲜撤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问题。金日成首相完全同意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由朝鲜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朝鲜内部事务。

1958年2月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主张撤出在朝鲜的一切外国军队，并在外国军队撤出朝鲜之后，在一定时间内实现全朝鲜的自由选举，实现南北朝鲜之间的协商，实现朝鲜的和平统一。

1958年2月19日，中朝两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决定在1958年年底以前分批全部撤出朝鲜。

1958年10月25日，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8周年纪念日，也是我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官兵乘坐最后一列撤军列车离开平壤回国的日子。

至此，中国人民志愿军按1958年2月19日发表的声明，全部由朝鲜凯旋。

进高等学府

1954年，根据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精神，南京军事学院奉命增设战役系，从全军选派52名高级将领入学深造。

南京军事学院建在原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和国防部旧址上，是当时中国最高军事学府。

我刚刚洗去战火征尘，从朝鲜回国后，在青岛稍事休息，便来到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报到。

为了解决学员们的后顾之忧，中央军委批准我们学员偕爱人和子女一同前往，并由组织统一解决夫人工作和子女入学、入托问题。

我爱人洪林从此转业到地方工作，被安排在南京市委交通运输部任党委副书记，孩子们则由岳母郭淑贤老人前来照管。

多年南征北战，居无定所的我，第一次在古都南京享受到全家团聚的天伦之乐。

5月1日，战役系正式开课。

战役系下设四个班，杨得志兼任战役系主任，孙继先任副主任。我分在第一班，班长、副班长分别为陈锡联、李作鹏，学员还有李天佑、韩先楚、刘震、黄新廷、杜义德、吴富善、李夫克、贺晋年。

我国在长期饱受战争创伤之后，从1953年起，经过三年经济恢复，开始了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我军也由战争状态转入和平建设时期，开始进行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

为适应这一历史性的转变，不久前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确定了我军新阶段建设的总方针、总任务，并就我军建设的一系列问题做出了重大决策。这次会议特别强调，正规训练是人民解放军长期的、经常的中心工作，而在部队训练中，又必须将干部训练作为首要任务。

选派这么多军队高级干部同时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党中央、中央军委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

面对我军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作为一名被党中央、中央军委寄予很大希望的学员感到任重而道远。

我从小只读过3年半书，虽然在战争年代伴随着硝烟上过青年学校、红军大学，但时间很短，尽管以后边打仗边学习了一些文化，但作为军队的高级指挥员，深感底蕴不足，所以我十分珍惜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决心勤奋学习，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厚望。

学习生活虽然没有战场上那么艰苦，但也十分紧张，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拿惯了枪杆子的军人，又改握起了笔杆子，一时半会儿还真不太适应。

文化课共设四门，即语文、数学、理化常识和地理，授课以学习组为单位进行。

语文课，主要是讲解语法、修辞和写作等基础知识。按照“精读广看，常写文章”的要求，划分若干单元。采取讲、读、写三者结合的教学方法，求得逐步提高。教员羊达之是从南京大学请来的。他很有学问，教得也很耐心，一个“人”字，可以讲上半天，旁征博引，头头是道，生动有趣，听几个小时也不感到乏味。

数学课，主要是学习代数，学到一元二次方程，还学了平面几何和三角函数。教学中，采用“讲解、研究、练习、总结”的办法，对于难懂的定理、定义、公式，尽量利用实物图解、模型等配合，使大家循序渐进，熟悉演算方法，学起来也蛮有意思。

理化常识，主要是学习与军事有关的物理、化学的基本知识，如力学、电学、火药、化学战剂等。教员从我们所熟悉的自然现象、生产知识和生活经验讲起，进而归纳、上升到理论，并尽可能地联系军事实际，如对原子弹、化学武器的防护等。教者能举一反三，听者也觉得深入浅出，有滋有味。

地理课，主要是学习自然地理，包括本国地理和外国地理。在此基础上，重点学习军事地形学，特别是识图、用图与要图调制，以及军队标号等。这就好懂一些，因为打仗离不开地图，离不开对地物地貌的了解，许多还是参谋业务知识。军队标号，过去一般用英文字母，但当时学习苏军，用的是俄文字母。于是，我们又从字母开始，学起了俄文，进而学习俄文军队标号。

文化学习除课堂讲授外，语文、数学均留有作业，以消化所学的知识，就像中学生的家庭作业一样。

入学第一年，学院的课程安排，既以文化课为重点，又穿插进行一些其他方面的教学活动，方法很灵活，对提高学习效果很有帮助。那时，训练大纲明确规定以“自学为主”，要求学员发扬勤学苦练、独立思考的精神，自行练习，自写作业。

在自学的基础上，各学习组开展互助，遇有不懂的问题就集体讨论，通过讨论仍解决不了的，再由教员讲解。同时，还采取了“教员约学员、学员约教员”的办法，进行课外辅导。一年下来，大家的学习热情都很高，文化程度提高不小，为尔后的正科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南京是我国“三大火炉”之一，夏天气温高达40摄氏度，坐在教室里不动都经常汗流浃背，晚上即使用凉水冲澡后也经常彻夜难眠。

为此我发明了一个降温的小窍门，在学习时，特别是在夜晚学习时，把毛巾在冷水里浸一浸然后披在肩上，可以起到降温和吸汗的作用。就这样，我经常披着毛巾攻读到深夜，待温度降下来后再上床休息。

南京是我国六朝古都，名胜古迹遍布城市的每个角落，但我却很少带爱人、孩子去游览。我只想在学院多学点儿东西，多充实自己，以便将来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期间，有一件事使我记忆深刻难以忘怀，那就是1955年我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后，在南京市人民大会堂为我们举行的授衔仪式。

11月29日这一天，我们这52名学员每人都穿着笔挺的将军礼服，佩戴着耀眼的军衔，来到南京市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授衔授勋仪式。

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元帅主持仪式，陈毅元帅代表中央军委宣读命令，授予52名学员不同级别的军衔，整个战役系将星闪烁，杨得志、陈锡联、李天佑、韩先楚、刘震五人被授予上将军衔。

秦基伟、廖汉生、张震、杜义德、周志坚和我等22人被授予中将军衔，同时，我被授予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刘贤权、肖文玖、李化民、肖全夫等25人被授予少将军衔。

记得当时整个礼堂庄严隆重，被授衔的人个个心潮澎湃。20多年的枪林弹雨，九死一生，今天终于穿上了我军自己的将军礼服，佩戴上了象征军人价值的肩章。

授衔仪式结束后全体学员在一起合影留念，把人生中最光辉最重要的时刻用现代技术永远地保留了下来，定格在了笑得最灿烂的一瞬间。

而后，好多人都到南京市的环球照相馆去拍半身和全身的将军照（黑白片），摄影师一看突然来了这么多将军，既惊讶又兴奋。一会儿给这位将军整整礼服，一会儿又给那位将军正正军帽，整个照相馆忙得不可开交。

摄影师高兴地说：“一定给大家照出最高水平，请大家按我说的去做。”

等候拍照的将军们在一起谈笑风生，有的对正在照相的将军喊：“头抬一点儿，微笑一下，不要板着脸。”

有的在帮下一位照相的将军整理着装，照相馆里是沸沸扬扬，热闹非凡。

授衔后的留影

授予曾思玉的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授衔后的第二天，战役系的学员们在学院礼堂门外集合，列队欢迎印尼总统苏加诺来学院参观。那天天空下着零星小雨，于是我们每个人都打着伞，以极其饱满的精神状态恭候着印尼总统的到来。

可当他们来到时，零星小雨突然变成了瓢泼大雨，把我们每个人都淋了个透。于是有的将军就开始埋怨老天爷，埋怨天公不作美，只穿了一天的将军礼服就被淋得变了形，不得不拿去服装店熨烫整形。

44岁的我戴上了中将军衔，一副不及巴掌一半大的肩章让我感受到双肩的沉重。我决心加倍努力学习，不断充实自己，以此增加肩膀的承重力。

寒来暑往，在三年学习期间，我不仅较为系统地补习了文化，学习了马列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军事理论，还系统地学习研究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军十大战例，进行了军、集团军、方面军的战役指挥作业。同时，用所学的战争和战役学理论对自己20多年的征战历程进行了回顾、总结和消化。最后，我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

1957年10月，学业完成后，大家都在议论、猜测着毕业后的分配去向。不久，陆续得到了一些分配消息，杨得志同志到济南军区任司令员，韩先楚同志到福州军区任司令员。

1957年，南京军事学院毕业证书

1957年，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第一期全体毕业学员合影留念。前排左一曾思玉

杨得志、韩先楚同志都是我的老上级，他们都希望我能够继续同他们一起工作。

我思来想去，觉得能到福州军区去最为理想，因那里是同国民党反动派军事斗争的最前沿，作为军人就应战斗在第一线。

10月底，我来到北京，总政治部肖华主任找我谈话。

肖华主任听了我的想法后笑着说：“济南、福州你都不要去了，军委做了决定，你到沈阳军区任参谋长。邓华司令员（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员）说了几次要你去。”

我听说邓华司令员要我去沈阳任职，十分高兴。

我与邓华司令员相识于1931年，当时邓华同志任红十二军三十六师政委，我是师里的宣传中队长。之后，邓华政委又把我调到一〇二团二连当政委。

在抗美援朝前线，邓华任志愿军副司令员，我先后任六十四军军长、十九兵团副司令员，他一直是我的上级，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支持。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1953年年初邓华同志同我和曾绍山同志一起在北京受到毛主席接见时的情景。

聂荣臻元帅知道我要到沈阳军区任参谋长，特意在北京军区解放饭店安排了一顿饭，款待我及全家。

在解放战争初期，聂帅将我留在华北，我率部驰骋燕赵，打了一些胜仗，取得一些成绩。今天，我荣任沈阳军区参谋长，聂帅显得格外高兴，言谈中无不流露出对属下的厚爱与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