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如此。纵观历史，通常取胜者所奉行的“慈不掌兵”不是漠视战士的生命、不是挥霍战士的鲜血，而是领导者在最艰难的时刻，做出最艰难的决策，并笃定地坚决执行，用意志、用纪律换取更大的胜利的可能。
先看一则反面案例。
民国时期的旧军队有一套完整的“慈不掌兵”的理论与做法，国民党及各路军阀的旧军队中压榨、虐待士兵的种种劣行罄竹难书。
对这些历史，有一本书可做参考——《心路沧桑：从国民党六十军到共产党五十军》。这本书结合史料与老兵访谈，记述了一支国民党杂牌部队——六十军，经历起义和改造，成为英勇无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十军，并在朝鲜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的历史，攻取汉城、十八勇士夜袭水原城、汉江阻击战，都在我军战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这本书的第六章“血泪大控诉”，有对当事人的大量访谈记录，记载了基层官兵对六十军军官压榨、虐待到虐杀士兵的各种亲身经历，是反映旧军队军阀作风的鲜活资料。
在旧军队，私有军权靠“主奴秩序”来结构，靠任意宰割士兵来维持，其利益构成的基础是兵员。开小差，不仅违反军纪，破坏既有的“主奴秩序”，更危及带兵长官的既得地位，是死罪。犯死罪的逃兵怎么个死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留下的人不敢开小差。于是，有了“杀鸡给猴看”的治军需求。至于怎么个杀法，无一定之规，完全凭行伍中通行的惯例或军官的嗜好。
……
据九台政治整训统计资料，旧军队残杀逃兵的方法达一百多种，有枪毙、刀杀、火烤、开膛、破肚、扒皮、抽筋、勒死、活埋等等，其中尤以由交警部队和地方保安武装改编的暂编五十二师最为残酷。该师第三团某军官抓住逃兵后，先挖一个深坑，里面铺满生石灰，将绑住手脚的逃兵推入坑内，再去浇水，让士兵活活烫死。该团某连长把逃兵绑在柱子上，用刀破腹后，扯出肠子，叫人往外拉，连长则用小刀从逃兵的前额上开始往下剥脸皮，一直把脸皮拉到嘴角，死都不给人一个痛快。该团还有一位军官将逃兵吊在半空中，下面用火烤，烤得士兵浑身流油，一直烤到人油滴尽，通体焦黑死去时为止。
（《心路沧桑：从国民党六十军到共产党五十军》，高戈里，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197-199页）
这种以恐惧维系的“纪律”看似强硬，实则瓦解了军队凝聚力。在旧军队中，“不慈”被异化为对士兵的残酷压迫。这种扭曲的“不慈”本质是统治者的无能，也从一方面促成了六十军的成建制起义。
可见，如果一味强调“慈不掌兵”，甚至走到凶狠、残暴的境地，换来的只能是凝聚力的涣散和组织的瓦解。
既然这样，那就“慈悲为怀”可不可以呢？
中共党史上有两则故事可以作答。
第一个故事，怀玉山战斗。
1934年底，在闽浙赣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的中国工农红军十军团（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今天的安徽黄山市境内的谭家桥战斗失利，在皖南难以立足，便决定南下返回闽浙赣苏区。这支部队几位主要领导分别是：刘畴西，军团长；方志敏，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粟裕，军团参谋长。
在接近苏区的怀玉山地区，部队陷入了敌人的围困，因为刘畴西同志顾及部队疲劳，坚持就地休息，最终被追击的敌人包围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对这一段历史，时任红十军团参谋长的粟裕，在他的回忆录里做了细致的记录。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方志敏同志和我商定，因敌情紧急，部队应立即行动，先头部队先走，同时通知刘畴西同志率领军团主力迅速跟上，当日夜晚全部通过敌陇首地段封锁线，进入闽浙赣苏区。下午六时，我们正要整队出发，刘畴西同志派人来通知，部队虽已到齐，但人员疲劳，当晚不能再走。这时我建议，情况这样紧，决不能迟延了，今天晚上必须一律通过敌封锁线。方志敏同志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他担心刘畴西同志犹豫迟疑，便决定留下来同主力部队一起行动，要我率先头部队立即前进。
这时，敌人虽已加强了化婺德苏区与闽浙赣苏区之间的封锁线，但兵力不足。……这样，我们就加快步伐，上半夜全部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安全到达闽浙赣苏区的大小坪、黄石田地区。……可是，等到下半夜没有见大部队到来，第二天也没有来，第三天、第四天还没有来。……大约经过一个星期，闽浙赣省委告诉我们，从截获敌人无线电通讯中得知：先是搜山的敌军报告“清剿”已基本结束，要求撤出休整；以后蒋介石下令，说方志敏、刘畴西等仍在山上，在搜到以前，凡要求撤出休整的“杀勿赦”。不久，方志敏、刘畴西同志即被捕了。
在这期间，有少数同志陆续从怀玉山突围到了闽浙赣苏区。从他们谈话中了解到我军被合围后坚持战斗和遭到失败的一些情况。
十六日晚，刘畴西同志因顾虑部队疲劳，坚持就地休息，军团主力没有过来。以后在通过封锁线时，因为敌人打枪拦阻，就折回去改换方向。这样接连改换了几次方向，延误了几天时间，追击的敌军都赶上来了，我军遂陷于重重包围之中。我军经过长途行军作战，本已十分疲劳，陷入重围之后，弹尽粮绝，伤亡不断增加，又遇到天气骤变，雨雪交加，许多指战员几天粒米未进，以草根树皮充饥。……被围的部队只有少数同志跑回闽浙赣苏区。另有一小部分同志向北突围到皖南去了。军团主要领导人刘畴西、方志敏同志隐蔽在陇首封锁线附近的山里，至一月二十七日，先后不幸被敌军搜捕。此后，方志敏等同志在狱中坚贞不屈，同敌人作了坚决的斗争。一九三五年七八月间，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方志敏同志和其他几位同志在南昌英勇就义。
（《粟裕回忆录》，粟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102-103页）
我们后来读到的《可爱的中国》，就是方志敏烈士被捕后，在监狱中用敌人劝降的纸笔写下的。
第二个故事，梯子沟突围。
1941年秋，日军调集重兵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合围扫荡。
9月28日，日军在花塔山（保定市唐县、顺平县交界处）合围了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大队、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医院、白求恩医校（也就是下文提到的“白校”）、冀中军区卫生部、供给部及下属医院、兵工厂的干部、伤病员，以及居住在那附近的老百姓总计三千余人。
冲出花塔山包围圈后，部队在梯子沟（保定市顺平县境内）短暂歇息。时任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令员的杨成武计划连续行军一百余里，一举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白校”的余忠良政委也对我说，他们女同志太多，实在走不动了，好在这一带没有敌人，准备休息一下，暂时不走了。我劝他们还是跟我们再走一段，哪怕走到水泉（石家庄行唐县境内）也好，免得敌人再来纠缠。他们听了，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可是看到那些疲惫之极，满地坐着、躺着、趴着的女学员，又犹豫了。最后，他们还是决定不到狼牙山去，而是慢慢向南边转移。我只好嘱咐几句，叫他们不要拖延，稍缓过劲来就赶紧离开这里。然后，我带着一分区的人员走了。
……
一个惨痛的消息，通过悬在空中的“飞线”，从大平地情报站报来了：
今天下午，白求恩军医学校被突然扑来的一千多名日军包围，经过一场抵挡，当时仅有五六十人突了出来。
原来，昨天合围花塔北山的敌人扑空之后，今天一个反包围，把道士观和张家庄一带全都围住了。日军把机枪架在山头上,对准正在吃饭的“白校”男女学员疯狂扫射。枪一响，学员们把碗一扔就跑散了。有的小女兵吓懵了，反而对着敌人机枪跑，一下子就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中。政委俞忠良和队长丁一——一位年仅二十一岁的女干部,凭借着数量有限的枪支，赶紧组织学员们突围。躲在大石头缝里幸存下来的乡亲，亲眼看到了惨烈的战斗场面：“白校”的男女同志互相呼唤着，互相搀扶着，在几支步枪的掩护下，冒着纷飞的弹雨，拼死拼活地冲开一条血路突围。有的女同志负了伤，实在跑不动了，怕拖累战友便给了自己一枪。突不出去的男学员为了保护女同志，与敌人扭成一团，最后被敌人用刺刀捅穿了胸膛。更多的女同志,则与扑上身来的日本侵略军作殊死的搏斗,她们用手抓，用脚踢，用牙咬……
听完了“白校”学员遭受惨重损失的报告，我痛心极了！这个血的教训告诉我们，最困难、最艰苦的时候，也往往是最关键的时候，千万不能松劲！千万不要怕疲劳！他们若是咬咬牙坚持走下去，也不致如此啊！在沉痛哀悼遇难的“白校”战友时，我隐隐地有一种内疚感：我虽然曾经带着他们从虎口里突了出来，也劝说他们要跳得离敌人远一些，却未能说服他们随我们继续行动，我为此深感痛心。
我举起电话筒，布置大平地情报站的民兵，立即前去掩埋遇难同志的遗体。大平地的民兵完成任务后，如实地向我叙述了那块浸满烈士鲜血的土地上的惨状——山野里到处丢弃着被刺刀挑破的背包，乱纷纷的医学讲义，破碎的锅碗和女同志的头梳、发夹。遇难者的遗体，横七竖八地躺在石头间、草丛中。男同志的脑袋被敌人的大皮靴踩扁了。女同志被敌人野蛮地糟蹋后，胸部被刺刀割得乱七八糟，惨不忍睹！日本法西斯——披着人皮的野兽，又欠下了我们一笔血债！
负责掩埋遇难者遗体的民兵，全都哭了。大平地情报站的同志在向我汇报情况时，说着说着，也哭了。
（《杨成武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466-470页）
顺带提一句，这场梯子沟突围战最被大众所熟知的英雄人物是狼牙山五壮士，他们的战斗与“白校”学员遭遇日寇围困几乎同时发生。
从上面两则故事可以看出，在关键时刻，一味心软，姑息士兵，换来的只会是失败，是血的教训。
那么，如何才是正确的“慈不掌兵”呢？
再看一则我党我军历史上的故事，渡江战役之后的追歼作战。
1949年4月，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以“宜将胜勇追穷寇”的大无畏气概，对盘踞在江浙、湖南、两广等地的国民党军队发起了全面大追歼。解放军指战员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连续行军、连续作战，不给敌人喘息之机，力求全歼溃退的敌军。同时他们还面临着诸多困难，例如水土不服导致疟疾、痢疾等疾病肆虐，中暑虚脱、极度疲劳成为普遍现象。但就是在这种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各路追歼部队指挥员也没有下达过部队休整的命令。
例如，二野三兵团副司令员兼第12军军长王近山，在1949年4月25日发给35师的一封电报中就明确要求：“今后的追击作战，应该发扬高度的勇敢顽强精神，要敢于单独带部队作战，及时果断地处理情况，要大胆地迂回、分割、包围、歼灭敌人，对溃逃的敌人要不顾疲劳、不怕困难地追，二十天、一个月不休息地追，穷追、猛追、追到底，直到全部消灭这股敌人！”
三兵团11军司令部的作战总结说：“在我强渡长江后，所有江防敌人是全线溃退，很少抵抗（除174师被歼外）。故我追击该敌，在指导思想上采取了敢于以少胜多（一个打几个），三猛（猛追、猛打、猛冲），三快（眼快、手快、脚快），独立歼敌的追击战术。因此，在思想上要准备以雷厉风行的闪击速度，吃苦耐劳地跋涉山川，不管狂风暴雨，不管烈日天黑，不管山高路窄，不管人困马乏，不为小股掩护之敌所阻，不为成股逃散之敌所惑，不为缴获所拖赘，不为大小城镇所拘留。不姑息部队疲劳，不轻易停止兼程追击，决心实行前卫部队英勇而果敢地穷追，后卫部队则坚决而迅速地猛进。使敌人无喘息的机会，来不及组织抵抗，务求全歼逃敌而后已。由于有了这种思想，故全军在渡江后的第二天即进行歼灭174师，尔后则以32、33师紧接着翻越大横岭、大连岭（上下各20里的高山）、白际岭等高山，一天行程120里。”
33师童国贯师长在总结中写道：“本师从金华出发的第一天，97团早晨4时到下午1时共九小时的时间走了120里路，赶到永康协同友邻歼敌一部。98团由金华以西出发，当日到达永康，走了140里路。第二天由永康出发经缙云到丽水，共190里路。”
（《解放战争：决战》（第四册：中原西南解放战争），刘统，上海人民出版社，451-452页）
从上述故事中就能看出，解放军各级部队指挥员“不姑息部队疲劳”其实就是在关键时刻的“慈不掌兵”。因为当时中共中央对解放战争的整体判断是：“抗日战争快不得，解放战争拖不得。”只有最快速度揪住和消灭敌人，才能尽快关闭美国干预中国战场的机会，才能最大限度避免出现“南北分治”的可能，最终换来全局的胜利。
我很欣赏孙子兵法里的一句话：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
在我们日常工作中也是一样，面对外部环境的重重压力，作为团队管理者，既要用心爱护下属、同甘共苦，更要成为队伍“战斗意志的核心”，不因失败、挫折、疲劳、负面情绪而动摇，坚定带着团队走下去，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反过来说，如果只是层层加码和PUA，试图指望压力下传，指望着“逼出成绩”，是不可能有好的结果的。
（这篇稿子本来是给一场视频党课准备的，无奈一直没时间好好录制，就把底稿先发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