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精选

科尔曼对世界的态度同样体现在他与福妮雅的关系上，就算所有人把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和一个三十四岁的不识字女人之间的关系描述为令人作呕的玩弄，仍然选择忽视，仍然选择追求自己的本心。

他和福妮雅之间仿佛存在着我们常常在家人、朋友（更不要说同事或合作者什么的）那里得不到、只好诉诸于陌生人的理解与温情。其中的一个证明是，我们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在微信朋友圈发出生活的点点滴滴，而是选择在小红书或者任何一个不会碰到熟人的APP上展示自己的生活、喜好、烦恼、幸运、忧愁、绝望、孤独、意外之喜、惊人一瞥⋯⋯我们在那些无人知晓的角落释放自己，从陌生人那里寻求安慰，他们的随意一句评论都让我们激动不已，正如从前面对爱人的言辞，我们会忙不迭地回复，只不过现在换了更可意的对象——陌生人——而已。

科尔曼和福妮雅在某种意义上“同是天涯沦落人”。科尔曼不用多说，已经没有什么不可失去的东西了。福妮雅在世俗意义上更加悲惨。自小被继父猥亵，却被母亲要求看心理医生，医生和继父站在一边，同时又和母亲偷情。“她有过一个丈夫。拼命打她，打得她昏死过去。他们曾有个牛奶场。他胡乱经营，倒闭了。她有两个孩子。小供热器翻倒，着火，两个孩子都窒息身亡。”农场的灾难甚至把她的泪水都榨干了。即使已经离婚，莱斯仍然仿佛时时刻刻控制着她，监视她所交往的男人，威胁杀死他们。

这是一个以性的理由、反道德的表象开始的陌生人联合起来的取暖和对世界的反抗。从外面看，福妮雅仿佛是受害者，因为她的标签是文盲、三十四岁、清洁女工，而科尔曼的标签是学富五车、七十岁、大学教授。后者既具备玩弄的资本，也具有动机和理由，因为既然他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免不了也会是一个色情狂人和道德沦丧者，因为一个偷针的人必定会发展成偷牛。

人们不会关心曾经的福妮雅是否饱受虐待和失子之痛，是否时刻陷于前夫的恐吓和勒索之下，世界是否欠她一点善意和温情；因为就算一只孱弱的小鹿，它都至少得到过一点，而一个三十四岁的清洁女工，在遇到科尔曼之前，她身体和情感的沙漠上从未得到过一滴水。

正如同样没有人关心在没有上课的学生和无心之失说出的“幽灵”之间，孰轻孰重，一位将教学视为生命的教授究竟是出于责任感、还是种族主义才说出了那句话；因为政治正确的陷阱就在于，它会充分利用语言达到其目的，任何言说都可以落入它的陷阱中，就像“我爱你”可以代表一个女孩的爱的宣言，也可以成为她获悉对方将要继承百万遗产之后的诡计的开始。

正如一个被父亲所嫌弃的女儿，被饥饿和疾病折磨的时候，无人施以援手；一旦被发现饿死在墙边，所有人都站出来开始谴责，仿佛她从未向邻居、向路人、向能够进入的社区或医院发出过求救——那时所有人都以为她在小题大做。仿佛卖火柴的小姑娘，在冰冷的雪夜，在火柴燃起的“温暖的”微光以及母亲的安慰声的幻境中沉沉睡去。

正如同样一个将六岁儿子培养成围棋业余六段的父亲，儿子在赛场上一旦输棋，父亲就拳脚相加，污言秽语。以至于这个除了输赢和残酷的精神虐待之外，感受不到一点父爱和世界的温暖的小孩，通过楼上的一跃而下，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小孩的绝望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只有死亡才可以终结它，而他想不到第二个选项，因为他看到别人家的爸爸好像没有逼迫自己的小孩必须赢，他们好像常常玩耍、欢笑，而他除非赢棋，否则绝无可能获得一分一毫那样一种幸福。我们同样从新闻、奇闻的角度看待这一事件，不会想要想一下，我们身上是否也有这位作为杀人凶手的父亲的影子？是将孩子作为实现父母自身理想、消除自身猥琐性和庸俗性的工具，还是把他们当成一个独特的，活生生的，有自己的理想、诉求、好恶，在大多数时候，对世界的唯一诉求就是父母之理解与温情的人？是否孩子只能被当作证明我们的工具？因为我们那么想向旁人证明自己取得了成功，或者一定会取得成功，无论代价是什么，我们都在所不惜。赢就是世界的终极目的么？要赢多少种东西，多少数量，才就算是赢够了？会有赢够的时候么？如果我们总是想赢的话。

对于科尔曼和福妮雅来说，只要他们两个在一起，上面的那些疑问就都不重要了。他们甚至不需要向别人证明好像“两人正跟生活较劲或正发动攻击——或进行自卫”。甚至当各自独处的时候，他们都不会显得如此从容。于是在那个户外音乐会的听众席上出现动人一幕：“他们并肩而坐，不像一对亡命之徒，倒像一对已经取得他们自己最高度浓缩的平静感的夫妻，对他们的存在可能在世界范围内诱发何种感觉与幻想统统无动于衷，⋯⋯”

我们知道的事情是否就是事情的本来面目？这是个问题。康德说大概率不是，因为只能认识“现象”的我们只有有限的感官可供利用；而那个作为“本体”的东西或者需要更多的感官才可认识，或者必须通过“智性直观”，无论哪个，都是我们力所不及的。但至少，我们不要以为就像雅典娜镇上的人一样，知道科尔曼和福妮雅之间事情的全部，也不要以为一旦站在自己所赋予的道德高地上——常常是虚假且自欺的——就可以评判他们。只有上帝可以评判人，哪怕对于偷情和背叛这种“丑事”。

我们就像坐在后排的祖克曼，看到前排的科尔曼在福妮雅的耳边严肃地说着什么，我们和他一样无从知晓其内容。

“因为我们不知道，是吗？人人皆知……所发生的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在一连串事件的无序状态之下，在莫测的变换、灾祸、前后矛盾、界定人类生命的令人震惊的阴差阳错的现象之下，潜伏着什么？无人知晓，鲁斯教授。’人人皆知’是陈词滥调的援引，是经验庸俗化的开始，正是人们在使用陈词滥调时的那种庄重又富有权威感的腔调最令人难以容忍。我们所知道的是，若以非陈词滥调的方式加以表述，人人都一无所知。你不可能知道。你知道的事情你也并不知道。目的？动机？后果？意义？我们所不知的一切令人惊讶。而更令人惊讶的是自以为知的一切。”

注意你眼中的梁木，不要评判别人。或者是这个原因，福妮雅成了科尔曼一生秘密的唯一所有人。“他已告诉她他的全部故事。只有福妮雅一个人知道科尔曼是如何变成他自己的。”这成了二人之间起初仅仅想要相互取暖、最终却变成了“加固他们契约的基础结构”般的东西，每一方从除对方以外的世界那里都无法得到的东西。

这种东西的对立面就是尼采所深刻批判的具有普世价值的道德的抽象性、僵死性、虚伪性和与生命本能的对立性，它们要比包裹在政治正确面目下的交易略好一点，但仍是死而不僵的毒蛇。它让我们在掺了蜂蜜的道德毒液下慢慢死亡，肉体失去本能，神经陷入麻木，精神陷入抽搐，眼神空洞，情感僵硬，气散神离⋯⋯科尔曼与福妮雅只不过用一种挣扎、一种本能、一种理解和一种死亡证明了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