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昆明到大理的高速路上，途经楚雄地界，会看到姚安两个字，这是楚雄姚安县。
在县境内，隧道口写着:“一座姚州城，半部云南史”。
这个在视野中一闪而过的地名，深藏着云南的千年历史。
对于姚州，挺想加一句:因为一个人，记住一座城。
在著名的《万历十五年》一书中，对“姚安府”着了好多笔墨叙述。
李贽在河南共城任儒学教谕三年，在南京和北京国子监任教官各数月，在礼部任司务五年，又调任南京刑部员外郎又近五年。
最后才被任为云南姚安府知府，时在1577年。
——《万历十五年》黄仁勋
姚安。
位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西北部。
东邻牟定县，南枕南华县，北接大姚县，西与大理州祥云县隔一泡江相望。
姚安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更是各代王朝统治云南的战略要地。
参与了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有着重要的地理、军事、交通意义。
有“一座姚州城，半部云南史”之称。
姚安县历史悠久。
先秦时期属古滇国。
西汉元封二年（前109年）设弄栋县（隶益州郡，治今光禄镇旧城村高陀山）。
此后历经东汉至南北朝，隶属关系多有调整。
隋开皇十四年（594年）设弄栋总管府。
隋唐至宋元，唐武德四年（621年）置姚州及姚州都督府。
麟德元年（664年）都督府移至今姚安。
唐，南诏国时，为弄栋节度。
宋，大理国时，为弄栋府。
元天历元年（1328年）升姚州为姚安路，“姚安”之名自此始。
明清时期，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置姚安府，后改姚安军民府。
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撤府，姚州改属楚雄府。
中华民国时期，民国2年（1913年）姚州改称姚安县，先后隶滇西道、腾越道。
1929年直属云南省。
1946年属第八行政督察区并为公署驻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姚安县属楚雄专区。
1958年归属楚雄彝族自治州，同年10月与永仁、大姚合并为大姚县。
1961年4月复置姚安县，建制沿用至今。
在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的腹心地带，龙川江如一条碧绿的绸带，缓缓淌过姚安坝子——
这片被群山温柔环抱的平畴，便是古姚安府的核心所在。
它不是滇西北雪山峡谷般的壮阔，也不似滇南雨林般的湿热。
而是以“七分坝子三分山”的温润格局，成为古西南丝绸之路上一颗温润的明珠。
这里曾是马帮商队歇脚的重要驿站。
驮着蜀锦、茶叶的骡马在此饮过龙川江的水。
再向大理、缅甸方向前行。
这里也是“滇中粮仓”的坚实基底。
龙川江的灌溉让万亩良田岁岁丰登。
明清时期便有“姚安熟，滇中足”的民谚流传。
更因彝汉两族世代在此耕耘、交融，孕育出“文献名邦”的深厚底蕴。
从汉代属益州郡弄栋县时的初露锋芒。
到唐代南诏国设“弄栋节度”、统辖滇西军事的雄姿。
再到明清两代定为“姚安府”、成为楚雄境内重要行政中心的繁盛。
这片土地从未停下收纳时光的脚步——
它把汉代的陶片、唐代的铜铃、明代的典籍、清代的碑刻，都埋进坝子的土壤里。
姚安府的历史厚重，是藏在泛黄典籍、斑驳碑刻、老城街巷的呼吸里。
明万历五年（1577年），一位戴着方巾、目光清亮的官员踏上了姚安的土地。
他便是后来影响晚明思想界的李贽。
李贽（1527年-1602年），又名林载贽，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等，福建泉州人，明代官员、思想家、文学家，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
彼时的姚安，虽有粮仓之利，却因吏治松散、赋税繁杂，百姓仍有疾苦。
李贽到任后，并未循规蹈矩地坐堂审案，反而常带着随从走出府署，沿着龙川江的田埂走访农户——
他看见老农因水车损坏误了灌溉，便召集工匠改良水利。
见学子因家境贫寒辍学，便自掏俸禄补贴崇文书院的膏火（学费）。
这座由他主持扩建的崇文书院，彼时是滇中少见的“无墙之院”：
没有森严的门槛，农闲时的农夫、贩货的商人。
只要愿意听，都能坐在院中的老槐树下，听李贽讲“童心说”，讲“百姓日用即道”。
《姚安县志》记载，当时书院“生徒常数百人，自滇西、蜀南负笈而来者络绎不绝”。
李贽还会带着学子们到田间观察农时，在龙华寺与僧人探讨佛理，将“崇文”与“务实”拧成了一股绳。
如今漫步姚安老城，府署旧址虽已改建为居民院落。
但院墙上仍嵌着一块清代重修时的石碑，刻着“李卓吾（李贽字）治姚遗迹”。
而“文献名邦”的匾额，依旧高悬在光禄古镇的南门楼上，匾额边缘的雕花木纹虽被风雨磨得温润，却仍能让人想起当年书院里的琅琅书声。
历史的脉络，更在古建筑的肌理中静静流淌。
始建于唐天佑二年（905年）的龙华寺，是云南现存最古老的佛教寺院之一。
比大理崇圣寺还要早数十年。
推开寺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株需三人合抱的古柏，树干上的纹理如老人的皱纹。
据《龙华寺志》记载，这是南诏时期僧人亲手栽种，如今已逾千年树龄。
寺内的大雄宝殿，是云南现存最完整的宋代风格建筑之一。
殿宇采用“抬梁式”结构，斗拱层层叠叠如飞鸟展翅，没有一根铁钉却稳立千年。
殿内的木质藻井，雕刻着“天龙八部”图案，每一尊神像的衣袂褶皱都清晰可见，相传是宋代工匠耗时三年完成。
除了佛教遗存，寺内还藏着一块明代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碑。
碑上刻着孔子、老子、释迦牟尼的画像，旁题“三教同源，皆为治世”——
这正是姚安府千年文化包容的最佳见证。
明清时期的姚安，更是古建筑的“博物馆”。
文昌宫位于老城东北隅，始建于明洪武年间。
宫内的“桂香殿”至今仍保留着明代的彩绘，梁上画着“魁星点斗”“五子登科”的故事，色彩虽已淡去，却仍能想见当年学子祭拜文昌帝君的盛况。
东岳庙的戏台，是滇中少见的“双面戏台”。
正面朝向大殿供神灵“观赏”，背面朝向街巷供百姓娱乐。
戏台的木雕栏板上刻着《三国演义》的片段，每一刀都透着匠人的心气。
如今这些建筑虽历经修缮，但瓦当、飞檐、柱础上的老痕迹，仍在诉说着姚安府当年“十里长街，百肆林立”的繁盛。
姚安土司
姚安府土司是元明清时期云南姚安地区的世袭土官。
以白族高氏家族为核心，历经700余年统治，深刻影响了滇西的政治、文化格局。
姚安高氏源于大理国贵族。
1131年，大理国清平官高泰明将第三子高明清分封至姚安，任“姚府演习”，奠定了家族基业。
蒙古灭大理后，忽必烈为笼络地方势力，于1253年任命高泰祥之子高均锦、高均常为姚安同知，正式确立土司世袭制度 。
元朝时期，姚安土司势力进一步扩张。
元文宗赐高均明尚方宝剑，将姚州升格为姚安路军民总管府，高氏成为滇西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
高氏以“为而不争”为座右铭，通过灵活的政治策略维持统治。
高明清放弃姚州城，另建光禄古镇作为治所，避免与当地百姓争利。
改朝换代时，高氏多次以“避位为僧”换取新政权认可，确保土司职位平稳过渡，
如明末高泰翟效忠南明失败后，其子高奣(weng)映主动归附清朝。
高氏家族积极吸收汉文化，历任土司多有文名。
例如，高金宸与明朝思想家李贽（姚安知府）合作，支持其兴修水利、创办三台书院，推动汉文化教育。
高奣映（1647-1707）更是集大成者。
高奣映，字雪君，（奣，音wěng，“天色清明”之意），彝族，云南姚安人，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
康熙十二年(1673)年，高奣映承袭姚安土司同知世职，因参加平定四川米易、会理的暴乱，擢升提刑，分巡川东。
康熙十六年（1677年），吴三桂之乱平定后，高奣映回到姚安，执政期间，为维护民族团结和边疆的稳定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得授布政司参政道一职。
但高奣映志不在政，37岁时，他仿效外曾祖丽江土司木增，将土司职位交予长子高映厚，结束他的宦途生涯，归隐结嶙山。
从此开启了他的人生新旅——学术著书、讲学育人、公益善举。
著书81种，涵盖儒学、佛学、史学等领域，代表作《太极明辨》《金刚慧解》在清初学术界影响深远，被誉为“清初五儒”之一。
明朝。
平定云南后，实行“土流兼治”。
姚安府设流官知府，高氏世袭同知。
尽管洪熙至正统年间土官短暂复辟，但此后流官逐渐主导政务。
清朝雍正年间，中央集权强化，改土归流加速。
1725年，末代土司高厚德因侵占苴却十马地、贿赂流官被参革职，1729年全家流放江南，姚安土司制度正式终结。
改土归流后，姚安的领主制经济逐渐瓦解，地主经济兴起，汉族移民增加，文化习俗进一步汉化。
高氏家族虽失去政治权力，但其文化遗产仍深刻影响当地，如光禄古镇的建筑格局、高奣映的学术思想至今被视为姚安文化的重要标志。
姚安高氏土司是西南边疆“以夏化夷”的典型案例。其统治期间，既保持了地方民族特色，又通过儒学传播和汉文化融合，推动了滇西地区的文明进程。
历史是姚安府的骨架，彝族文化是它流动的血脉——
不是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融在节日的火把里、日常的饭菜里、街头的曲调里。
火焰升起时，老人会用彝语念诵古老的祝词：“愿火把烧尽灾祸，愿庄稼年年丰收，愿家人平安康健。”
琴弦上跳动的，是彝族世代相传的《踩堂调》，这是千年的民族记忆，在火光里舞动。
街头巷尾偶尔响起的花灯调，更是姚安府的“声音密码”。
姚安花灯是云南花灯的“源头之一”，早在清代就有“姚安花灯唱遍滇中”的说法。
花灯调里的姚安，既有历史的厚重，也有当下的鲜活。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