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朝在唐玄宗时期，在历经了开元盛世之后，至天宝年间已国势渐衰。
而此时地处西南的南诏政权方兴未艾，正在积极谋求对外发展。
8世纪初，唐王朝曾经为了要西御吐蕃而扶持南诏，并支持南诏统一了洱海地区。
然而，随着南诏的强大，在对滇东爨区、滇池区域统治问题上，唐王朝与南诏的矛盾日形突出，最终爆发了天宝战争。
天宝战争是天宝年间（主要是发生在皮罗阁死后，阁罗凤继位的时期），发生于唐王朝和南诏之间的几次较大规模战争的总称。
当前探讨较多的是鲜于仲通和李宓征南诏的这两次战争，而天宝战争实际上包括4次大规模的战争。
当阁罗凤的战刀斩下张虔陀的头颅时，或许没人料到，这场因边将贪欲引发的冲突，会成为唐与南诏关系彻底撕裂的开端。
天宝年间的西南战场，最终以数万唐军的白骨为代价，刻下了帝国由盛转衰的一道深刻伤痕。
张虔陀之死：贪欲点燃的战火
姚州都督张虔陀的贪婪，在南诏史册里留下了浓重的污点。
他不仅对南诏王阁罗凤百般勒索，甚至觊觎其家室，将边地的羁縻之道变成了满足私欲的工具。
公元750年，忍无可忍的阁罗凤率军攻破姚州，张虔陀身死城破。
这本是边将失德引发的局部冲突，却被唐朝的权力中枢视为对帝国权威的挑衅——
在杨国忠等权臣眼中，小小的南诏竟敢“以下犯上”，必须以雷霆之势镇压。
张虔陀的死，像一颗投入油锅的火星。
唐朝的报复令接踵而至，而南诏在数次遣使谢罪被拒后，不得不转向吐蕃寻求庇护。
个人的贪欲，就这样撬动了国家关系的天平，将两个原本既合作又制衡的政权，推向了不可调和的战争边缘。
鲜于仲通惨败：西洱河畔的战术迷局
751年，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领八万唐军压境。
这位靠着杨国忠提拔上位的将领，既无军事韬略，又骄横轻敌。
当阁罗凤再次派使者求和，承诺归还俘虏、修复城池时，鲜于仲通竟囚禁来使，执意进军。
西洱河之战成了唐军的噩梦。
鲜于仲通不知地形，将大军置于河流与山地之间的狭窄地带。
南诏与吐蕃联军则利用熟悉的地形设伏。
唐军首尾不能相顾，最终“士卒死者六万人”，鲜于仲通仅以身免。
更致命的是，此战让南诏彻底倒向吐蕃，双方结为“兄弟之国”。
唐朝失去了对西南边疆的掌控主动权。
鲜于仲通的惨败，不仅是战术的失误，更是唐朝对边疆民族政策僵化的必然结果。
李宓的悲剧：瘴疫吞噬的七万魂灵
754年，唐朝不甘心失败，命侍御史李宓统领七万大军再征南诏。
这一次，唐军面临的敌人不仅是南诏与吐蕃的联军，更是西南湿热气候中的瘴疫。
李宓大军深入洱海地区时，正值夏季雨季，湿热的丛林成了天然的死亡陷阱。
士兵们水土不服，疟疾、霍乱肆虐，未及接战便已折损大半。
史料记载，唐军“瘴疠死者什七八”，战斗力锐减。
李宓强令进攻，却在太和城外遭遇惨败，粮草断绝，军心崩溃。
最终，李宓本人沉江而死，七万大军“全没”，几乎无一生还。
这场战役的惨烈，不在于激烈的厮杀，而在于大自然对入侵者的无情反噬——
唐军的遗骸遍布山野，成了南诏土地上一道触目惊心的风景。
阁罗凤的矛盾：德化碑上的退路
就在唐军尸骨未寒时，阁罗凤却做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决定：
在太和城立《南诏德化碑》。
碑文历数张虔陀的罪状、鲜于仲通的逼迫，诉说南诏“不得已而叛”的苦衷。
甚至明确表示“我世世事唐，受其封爵，后世容复归唐，当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
这位打赢了战争的南诏王，内心深处仍对与唐朝的关系抱有期待。
他清楚，南诏与吐蕃的联盟不过是权宜之计。
而唐朝的国力仍是西南边疆无法忽视的存在。
德化碑不仅是对战争的辩解，更是为后世留下的一条政治退路——
这种矛盾心态，恰恰折射出唐诏关系复杂的历史纠葛。
荒唐征兵与万人冢的余音
李宓出征前，杨国忠在全国范围内强行征兵。
甚至颁布“有勋者先征”的荒唐政令。
那些曾为唐朝立下战功的勋贵，此刻竟成了优先送死的对象，民间怨声载道，“人怨神怒”。
这种不顾民心的强征，不仅掏空了唐朝的兵源，更寒了天下人的心，为后来的安史之乱埋下了伏笔。
而南诏境内，唐军的遗骸被集中掩埋，形成了“万人冢”，今位于下关市天宝公园内。
南诏军收拾唐军阵亡将士尸体，“祭而葬之”，诏曰：“生虽祸之始，死乃怨之终，岂顾前非而亡大礼”，表示以存旧恩。
在《焚古通记浅述》中阁罗凤说：“此天子之将也！当以礼祭之。吾所杀者仇人！所祭者天之将也。”
据《南诏野史》记载，后世南诏统治者一直对这些遗骸“岁时享之”。
既是对战争亡灵的安抚，也暗含着对唐诏关系的复杂态度。
直到今天，大理等地的万人冢遗址，仍在无声诉说着那场战争的残酷。
大理将军洞，始建于明末清初，是白族本主庙，本主神为公元754年唐天宝战争中阵亡的唐将李宓。
至今流传着许许多多李宓将军死后在当地显灵助人的传说。
李宓将军从而被当地人尊为利济将军，是大理人民信奉的本主之一。
庙在下关西北苍山斜阳峰麓，与“万人冢”同属天宝战争有关的历史遗迹。
李宓原系唐玄宗时的剑南留后、姚州都督。
公元754年奉命南征南诏，在西洱河全军覆没，阵亡。
后由流散在民间的唐军后裔建祠祀奉。
明代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刻碑：
“大唐将军，领命南巡，至此即终”。
明代建庙称“唐李公之庙”。清代又加扩充，到民国年间几次修葺，成为大理规模最大，香火旺盛的本主庙。
李宓被封为“龙尾山泉利济将军”，管水利之神。
天宝战争的硝烟散尽后，唐朝失去了西南屏障。
南诏则在与唐、吐蕃的周旋中逐渐壮大。
这场由个人贪欲引发、因政策失误扩大的战争，最终成为唐诏关系的致命转折点，也是唐朝衰落的骨折点——
曾经的册封与朝贡体系崩塌，取而代之的是持续数十年的对抗。当
安史之乱的烽火燃起时，唐朝才猛然发现，西南的溃败早已预示着帝国盛世的终结。
而那座矗立在太和城的德化碑，在风雨中见证着历史的吊诡：
有些裂痕一旦产生，便再也无法弥合。
(未完待续)
(南诏德化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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