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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大同市向西大约15公里，有一座低矮的丘陵，人们称之为武州山。在它南侧的山脚下，有一个艺术史上的旷世杰作——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石窟群之一——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的开凿，始于公元453年，前后持续了约70年。当时，中国北方正处在鲜卑人建立的北魏政权的统治之下。学者们认为最早开凿的那些巨大的佛像，象征着北魏建国以来的历代皇帝。众多石窟中佛陀意蕴深远的笑容，不仅有那个时代文化交融的印记，还深藏着鲜卑这个雄心勃勃的草原民族易服改制、向中原文化靠拢并创立新制度种种艰辛。

据《魏书》记载：在北魏太平真君4年，有一个叫乌洛侯的小国前来朝贡，奏报说在他们国家西北方向的大鲜卑山发现了一个北魏先祖生活过的石室。于是北魏皇帝拓跋焘就派人前去祭祀，并“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历史学家推测大鲜卑山就是今天的大兴安岭。在鄂伦春自治旗旗阿里河镇向北大约10公里，峭壁之上有一个高20米面积达2000平方米的天然石洞，被当地人叫做嘎仙洞。20世纪80年代初，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有1500多年历史的石刻祝文。通过“拓片”法努力还原出的内容共有201字，与史籍记载的北魏皇帝拓跋焘派人刻写的祝文基本相符，所以这里就被认为是北鲜卑拓跋部的发祥地。

在云冈石窟所有的造像中，第20窟的主尊佛像——释迦摩尼像——最为有名。佛像13.5米高，双腿结跏趺坐，持禅定印手势，表现的是佛在沉思中的形态。佛家说佛有32相80种好。就是说佛有曼妙的体态特征。比如头顶的肉髻、眉间的白毫、垂肩的双耳、过膝的双手等。佛还流露着悲悯与智慧的神情。第20窟的这尊造像，就被认为完美地表现了佛的这些特征。所以尽管它不是云冈石窟最高大的一尊佛像，但是却被认为是云冈石窟之最，是云冈石窟的第一佛像。它不仅呈现出精美的雕刻艺术，还被学者认为是云冈石窟最早开凿的佛像之一，可能就是喻指北魏的开国皇帝拓跋珪。

据史籍记载，鲜卑拓跋部在大兴安岭一直生活到东汉初期。在公元一世纪，鲜卑拓跋部离开大兴安岭的密林，进入蒙古草原，与匈奴等其他民族发生激烈的战争。到魏晋时期，拓跋部已逐渐迁至中国北方。公元386年，16岁的拓跋珪在今天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带建立北魏。10年之后，他率军攻取后燕都城中山，也就是河北定州。

在拓跋珪的面前，北岳恒山东西绵延150多公里，横跨现在的山西河北两省，山势奇绝。恰似一道天然的屏障，挡住了鲜卑拓跋部的南进之路。

公元398年冬，拓跋珪率军10万，以一条栈道贯穿恒山，打通了南下的屏障。栈道沿金龙峡河水走向而建。河水刚好在著名的悬空寺下经过。悬空寺西面的山壁上，至今仍留有无数方形孔洞，就是典型的古栈道的遗迹。有观点认为悬空寺的前身其实就是拓跋珪所设的兵站。在1600多年前，拓跋圭带领还属于游牧文明的鲜卑拓跋部，走到了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大同。

拓跋珪登基称帝，定都平城。他颁布法令，对迁往平城的民众实行计口授田、劝课农桑，让游牧的鲜卑人变成像汉人一样的农民。鲜卑人迅速地从游牧文明走向了农耕文明。

此后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大同，作为北魏的都城共有97年的历史。据史书记载，当时的平城有100万人口，街衢四通八达，宫城、内城、外郭布局有序，是那个时代辽阔而苍茫的北方大地上最宏伟最繁华的城市。

拓跋珪时期，鲜卑北魏一面与衣冠南渡的汉族东晋政权分庭抗礼，一面也在不断学习汉文化。拓跋珪祭祀孔子，认可道家方术。同时，沿着古老丝绸之路传播而来佛教也在流传。

早在东汉末年，当鲜卑人还在蒙古高原的敕勒川下放牧时，佛教就已传入中原。中国最早的佛教寺庙——白马寺——就在此时建成。从东汉末年到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乱世。在现实苦难中备受煎熬的人们，很容易接受提倡“修来世”的佛教，通过对“来生”——另一个世界——的美好期许，来获得现世心灵上的慰藉。

鲜卑族原本信仰萨满教，相信“万物有灵”。在北魏不断征战、统一北方的过程中，佛教在民间获得了极大传播。公元397年前后，一个叫法果的僧人来到平城，史书说他“开演经典，戒行精深”。恰逢拓跋珪对佛教初萌兴趣，请法果御前讲经。法果一改当时“沙门不敬王者”的传统，当朝跪拜拓跋珪。法果宣称皇帝是能弘扬佛法之人，所以他“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法果说拓跋珪是当世如来，“沙门宜应尽礼”。这种帝王即是人间佛陀的说法，使拓跋珪对佛教有了特殊好感。而统治者对于佛教的喜好，为之后云冈石窟的开凿奠定了政治基础。

《魏书》记载，文成帝继位后，“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也就是按照北魏历代皇帝的身体特征建造石像。通过佛教圣者与人间王者形象上的结合，证明君权神授。法果为打通佛教高层传播而拜王者，文成帝为巩固统治而造佛像。宗教与政治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石窟建造之初，并无云冈之名，而称之为武州山石窟寺。云冈之名，源于明朝时附近的云冈堡。石窟寺在佛教的发源地——印度——原本是僧侣的住处。在佛教东传过程中，逐渐演变成依托于佛教的艺术殿堂。新疆的三仙洞和克孜尔石窟是国内最早的石窟。北魏时期，石窟建筑从新疆沿着丝绸之路一路向东南前行。而云冈石窟，就是当时最大的皇家石窟。后来，随着北魏统一北方，云冈石窟的风格又反而向其他方向传播，远及敦煌。

整个云冈石窟连绵1公里长，被两条山沟区隔成东、中、西三大区域。东区分布着1至4窟。中区分布着5至13窟。西区分布着14至45窟。几乎所有洞窟的周围，都有蜂窝状的附属窟龛，形成窟龛密集、万佛生辉的壮丽景象。

第16到第20这5个洞窟，处在西区东段地域，山壁最为平整，气势最为宏大，被认为是云冈石窟的发轫之作。

前面提到的第20窟释迦牟尼像，右袒袈裟，衣纹清晰，是当时印度和中亚地区佛像的流行样式，又有古希腊元老披袍的遗风，具有显著的犍陀罗艺术特征。犍陀罗是梵语音译，意为芳香之地，位于现在巴基斯坦北部、喀布尔河下游地区，也就是古代葱岭——帕米尔高原西边地区。

原始佛教并无造像传统。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古希腊雕刻艺术因之东传。公元1世纪左右，随着佛教在掌握了雕刻艺术的犍陀罗人之中盛行，人类早期的佛像就诞生了。后来随着佛教的传播，佛像雕刻技艺也逐步传播。

第19窟佛像被认为象征北魏第二位皇帝拓跋嗣。佛像高达16.8米，是云冈第二大佛。佛像呈国字脸，神情端重宁肃，双腿结跏趺坐，右手上举作无畏手印，左手半握一卷布帛轻放膝上，代表法衣的传承，表达佛法永传的理念。窟内的穹顶和环壁，几乎全部雕刻小龛和千佛，浑然天成。在拱门东侧南壁下，有一个手提净瓶的小沙弥。神态清纯可爱，为洞窟别增情趣。在洞窟南壁上层，有一个罗睺罗父子相会的故事像。表现的是释迦牟尼出家后，第一次回家见到5岁儿子的情景。释迦牟尼为站姿，右手上举结佛印，左手轻抚罗睺罗头顶。小罗睺罗双手合十，虔诚中包含爱念父亲、喜得相见的深情。

拓跋嗣是拓跋珪的长子。鲜卑人最初的习俗，在首领继承上，大多是兄终弟及或部落推举。而拓跋珪仿照汉俗建立嫡长子继承制，于是拓跋嗣就成了北魏历史上第一个以长子身份继承皇位的人。他继位后延续父亲民族和文化融合的努力，更多的采用汉族的制度礼仪，大量任用汉人官员，而最受宠幸的就是崔浩。

凉粉是大同著名的小吃，起源已无从考证，但最早记载这道美食的就是北魏名臣崔浩。他写过一本书叫《食经》，后来失传。但凉粉的制作方法在《齐民要术》、《隋书》等古籍中都有留存。史载崔浩“性格刚毅”，力谏拓跋嗣早立皇储。

拓跋嗣有一个早慧的儿子拓跋焘。他12岁就领兵打仗。公元422年，拓跋嗣立拓跋焘为太子。次年，拓跋嗣病逝，15岁的拓跋焘继位，史称为北魏太武帝。

据说云冈第18窟就是为拓跋焘修建的。它与其他窟一样，下凿拱门，上开明窗。在外立壁上雕刻着一列列、一排排的禅定佛，密集如蜂巢般。这个窟内，以几何图形的规整，表达着大乘佛教的理念——众生皆可成佛。虽然现今的山壁历经千年雨打风吹，早已不复初始之态，但斑驳残剩的千佛小像，仍然使人感到当初建造时信仰之力和虔诚之心。工匠们的斧凿，刻画、凝聚并传承着文化和艺术的能量，使得云冈石窟穿越千年，在中国和人类历史中放射出炫目的光华。

洞窟北壁有一尊15.5米的大佛像，它身上披着的袈裟上布满了小佛像。这在中国石窟佛像中是独一无二的。众多的小佛像随衣纹而起伏，随褶皱而舒缓，就连佛陀左手拈着的衣角上也刻满了小佛。人们称之为千佛袈裟。古代工匠们的高超技艺，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在主尊佛两侧，各有一尊佛、一尊菩萨和五个弟子。西侧的菩萨和弟子都已经风化。东侧的大佛脚踏莲花，身高超过10米，身后有背光。他身边的菩萨头戴刻工精美的化佛冠。在佛陀头顶的上方，是几个神态生动的弟子。18窟就是这样用大大小小的佛和菩萨，众星捧月般的烘托着那座可能象征着拓跋焘的主尊佛。

《魏书》说拓跋焘“礼爱儒生、兼资文武”。他一生征战，曾十三次进攻柔然，平定北方边境。公元439年，拓跋焘攻灭北凉，完全统一北方，迁移凉州官员、僧侣、工匠3万户至平城。中国北方佛教中心随之东移平城。

拓跋焘重用崔浩等汉族大臣，推动北魏继续向封建帝国定型。崔浩兼通儒道，但是对佛教非常排斥。他引荐道士寇谦之，并使拓跋焘成为道教信徒。寇谦之是道教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对道教的发展有很大功劳。据说悬空寺就是依照他的遗训，有他的信徒建成的。

公元440年，拓跋焘改元太平真君，封寇谦之为国师，以道教为国教。此时，北魏佛教寺庙已有3万座，出家僧人达200万。据《魏书-地形志》记载，北魏全国人口大概在1100万到2000万之间。如果除去半数左右的女子，再除去老幼病残，依然有200万人——那些出家的僧侣——不交任何赋税，也不服兵役，只是坐享供养，还阻碍了国家人口增长。而佛教场所大兴土木的耗费，也给北魏的经济和税收带来沉重负担。拓跋焘时期的北魏面临北方柔然的劫掠和南方刘宋政权的强势崛起——刘裕北伐一度攻入长安。危机之下，拓跋焘下令开始禁止私人蓄养僧人。

公元446年，陕西发生民变。拓跋焘亲征时路过寺庙，意外发现藏有大量兵器。查抄之下，又发现有寺庙藏有酒具、财物甚至隐秘的淫室。拓跋焘大怒、认为僧人不轨。于是令崔浩起草《灭佛诏》，焚毁所有佛像佛经，和尚一律处死，严禁佛教传播。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灭佛事件。之后还发生过三次，分别是公元574-578年北周武帝灭佛、公元842-846年唐武宗灭佛、公元955-959年后周世宗灭佛。每次都是因为佛教发展对国家经济造成重大影响而导致的，但其后几次大多只是强令僧尼还俗、压缩寺院数量和规模。只有北魏此次灭佛，残酷而血腥。诏书明文“扫除胡神，灭其踪迹”。这四次灭佛事件合称为“三武一宗”灭佛。

但幸运的是，《灭佛诏》传至平城时，拓跋焘的长子拓跋晃首先接到了。拓跋晃是佛教信徒，他决定延迟发布，留给僧人逃跑的时间，并劝说准备殉道的高僧昙曜隐居山林，以待时局。此后鲜卑人对佛教热情不再，但还是会按照传统去西郊祭天。

公元450年，崔浩主持大型文化工程，在平城通往西郊的路上修建石碑，刻写《五经》和《国记》（北魏历史）。崔浩秉持汉族史家“不为尊者讳，秉笔直书”的传统，毫无顾忌地记录鲜卑拓跋部在部落时代的婚姻旧俗。此举使得已日渐汉化的鲜卑人感到被羞辱，也让反对汉化的鲜卑贵族找到了扳倒崔浩等汉族大臣的借口。拓跋焘迫于压力诛杀崔浩等汉人士大夫家族。几个月后，拓跋焘率军60万亲征江南，进抵南朝都城建康瓜埠山。就在南朝几近覆灭的关口，拓跋焘突然班师回朝。正史中没有说明原因，史学家推测原因为他疑心太子拓跋晃谋反。3个月后，23岁的太子拓跋晃忧惧而死。拓跋焘深感后悔，迁怒于告密的宦官宗爱。结果宗爱抢先动手，在公元452年谋杀了拓跋焘。一代战神，终年44岁。之后拓跋焘的孙子拓跋濬继位，这就是文成帝。2个月后文成帝颁诏在北魏全境恢复佛教。

据《魏书》记载，文成帝拓跋濬巡游时，御马衔住一位僧人的衣角。这正是在太武帝灭佛时逃到河北定州山林隐居的昙曜。被接进皇宫的昙曜，提出要为帝王祈福。在武州山开凿五个石窟，每个石窟修建一尊大佛。五尊大佛分别以北魏从开国皇帝拓跋珪到文成帝拓跋濬本人这四位皇帝，以及未及登基便去世的拓跋晃的形象为蓝本。就这样，在公元453年，云冈石窟作为北魏的国家工程开始修建。昙曜修建的五座石窟，就是现在的第16到第20窟，也被称为昙曜五窟。

在昙曜之后，石窟的开凿没有停止。文成帝之下的历代帝王，倾全国的赀赋收入，旷日持久地继续浩大的凿窟雕像工程，遂成所见连绵30里，栉比相连、数量众多的云冈石窟群

历史学家认为云冈石窟的修建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昙曜修建的五个石窟，是第一期；从公元465年文成帝去世到公元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是第二期；此后是第三期。

公元456年，文成帝册封原贵人冯氏为皇后。当时她年仅15岁，后来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北魏冯太后。冯氏出身北燕皇族，在国灭后没入北魏掖庭。公元455年被选为文成帝贵人。公元465年，年仅26岁的文成帝拓跋濬英年早逝。献文帝拓跋弘继位，尊冯氏为皇太后。当时权臣乙浑当政，不法渐甚。公元466年，冯太后设计诛杀乙浑，开始临朝听政，至次年还政献文帝。公元471年，献文帝传位于孝文帝拓跋宏，自己轻居简从，大臣以孝文帝年幼，上尊号为太上皇帝，国事仍然奏报。公元476年，23岁的拓跋弘离奇暴毙，孝文帝拓跋宏年仅十岁。太皇太后冯氏二次临朝称制。至公元490年，冯太后去世，孝文帝23岁开始亲政。公元494年，孝文帝正式迁都洛阳。

在这期间，云冈石窟佛像的衣饰逐渐变换为新型的褒衣博带样式，表明外来的佛教石窟艺术，开始显著地逐渐向东方化发展。

在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云冈皇家工程宣告结束，西部山崖成为民间造像的乐土。云冈西部中小石窟群从第二十一窟开始，向西延伸约240米，分布着近百个大大小小的洞窟。其主要洞窟25座，占到云冈主要洞窟的一半以上。这一窟群虽然数量较大，但多数洞窟规模狭小，布局多样，洞窟形制也有差异。明显不同于云冈早中期整齐划一的皇家石窟。

公元500年到508年，北魏在拓跋宏之子宣武帝元恪时期国势达到顶峰。但是好景不长，自公元515年后，北魏历经大乘之乱、元叉乱政、六镇起义和河阴之变等变乱。至公元534年，北魏在内斗和权臣挟持中分裂为东魏和西魏，鲜卑拓跋氏元魏政权走向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