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基于辽祖陵遗址出土的对接圆形瓦筒材料，对其特殊形制的檐头筒瓦标本进行了整理和辨识，通过考察这类标本使用方式、工艺、年代，将其命名为直筒形檐头筒瓦，和曲背形檐头筒瓦、折角形檐头筒瓦一起，构成了南北朝至唐宋时期建筑脊端起翘檐头筒瓦的三种主要类型。辽祖陵遗址出土的这批直筒形檐头筒瓦，是同类标本较为集中和系统的一次考古发现，既体现了辽代建筑对中原北方地区晚唐五代脊饰的传承，又标志着东北地区曲背形檐头筒瓦传统的终结。此类瓦饰在辽代长期且广泛的流布，亦体现了宋辽建筑脊饰的不同发展道路。
辽祖陵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西南约20千米处，是契丹辽王朝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及皇后述律平的陵寝。2003～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辽祖陵遗址进行了系统调查和发掘[1]，出土的建筑构件中，有一批形制较为特殊的檐头筒瓦标本尤其引人注意。一般而言，唐宋时期的檐头筒瓦形制已较为成熟且固定，多为圆形瓦当背后对接半圆形筒瓦。然而从个别较完整标本及瓦当背面残存痕迹观察，这批特形檐头筒瓦，背后对接者似为圆形瓦筒。本文拟对这批材料作初步的辨识，明晰其工艺和年代，并对目前报道的同类遗物进行梳理。在长时段视角下，考察这批标本的源流，及其在中国古代建筑脊端用瓦演变中所处的位置及重要价值。
一、材料的辨识
辽祖陵出土的特形檐头筒瓦，多数仅存瓦当，对接的圆形瓦筒往往残缺严重。初步确认的标本共9件。根据当面形制的不同，可分二类：第一类当面一端多突出，其上有刻槽状装饰。共辨识出7件，其中四号建筑基址发现6件，龟趺山建筑基址发现1件残块；第二类当面呈圆形，不见突出部分和刻槽状装饰。共辨识出2件，均出自一号陪葬墓。以下依次作简要介绍（见附表）。
图一 辽祖陵四号建筑基址所出特形檐头筒瓦及对比材料
1.10（四）①:7 2.10（四）②B:33 3.10（四）①:56 4.10（四）①:62 5.10（四）②B:87 6.10（四）②B:31 7.10（四）①:83
附表 辽祖陵遗址出土特形檐头筒瓦列表
第一类，以标本10（四）①:7最具代表性。当面径18厘米，饰五角形几何纹。边轮低平，局部残缺，缺损处依稀可见刻槽纹。当背对接圆形瓦筒，凸面素面粗糙，凹面饰布纹。瓦尾端局部保存完整，存1道凹槽，有轮制修整痕迹，不见瓦舌。瓦筒长25.6、厚3.6厘米，较该遗址出土的普通筒瓦更短而厚。圆形瓦筒与瓦当相接处，有一端向上突出，当面与瓦筒呈一定倾斜角度（图一，1）。
标本10（四）①:56、62虽然背后的瓦筒基本不存，但保留有10（四）①:7前端的残缺部分，即瓦当当面一端向上突出，饰刻槽纹（图一，3、4）。从上述2件标本中，还可观察到较清晰的圆形当面和突出部分分体制作后拼接的痕迹，后者系在瓦筒头包裹泥条而成。观察圆形瓦筒及其凹面布纹与当面的倾角，可推测瓦筒头在对接瓦当前还经过刮削处理。瓦当与瓦筒对接后，内外侧有进一步的加固和修整工序。10（四）①:56的瓦筒凹面对接瓦当处存有加固用的粗糙泥条，凸面则修整较光滑；10（四）①:62的瓦筒凹面连接瓦当处加固敷泥略经修整，凸面的对接处修整则十分粗糙。
标本10（四）②B:87，当面呈圆形，局部边轮上残有浅刻槽痕，但当背残留有环绕一周的粘土和修整痕迹，显示原先也应粘连圆形瓦筒（图一，5）。
标本10（四）②B:31、33，当面虽基本不见突出部分，刻槽痕亦磨损殆尽，但当背均可见环绕一周的刻划痕（图一，6、2）。且标本10（四）②B:33的刻划痕上还残存有弧度超过半圆的粘土痕迹，与该遗址出土的其他普通瓦当差异明显[2]（图一，7），很有可能也是对接圆形瓦筒的标本。这6件标本纹饰、尺寸一致，当面直径均在18厘米左右。
此外，龟趺山建筑基址出土的标本15GT4北扩①:11，应该是瓦当当面突出部分的残块（图二，2）。
图二 辽祖陵一号陪葬墓、龟趺山建筑基址出土特形檐头筒瓦及相关标本
1.3.一号陪葬墓（07PM1:26、105） 2.4.龟趺山（15GT4北扩①:11、③:5）
第二类，为一号陪葬墓中出土的2件兽面檐头筒瓦标本07PM1:26、105。从当背残存的对接瓦筒范围和环绕一周的刻划痕迹判断，对接的均为圆形瓦筒，瓦筒头与当面同样呈现较大倾角。尤值得注意的是，对接瓦筒的瓦身侧缘均有二次加工的光滑弧形切口[3]（图二，1、3）。
需要说明的是，个别瓦当标本当背的刻划痕近乎环绕一周，但缺少其他明确的佐证信息，如当面突出部分或刻槽痕，或残留有圆形瓦筒的粘土痕迹等。典型如龟趺山建筑基址出土的莲花纹瓦当标本15GT4北扩③:5，背面可见环绕一周的细线刻划，但边轮外围均残缺，对接瓦筒亦无存，我们也暂未发现其他明确的同纹样莲纹特形檐头筒瓦标本（图二，4）。此类个例是否与上述特形檐头筒瓦有关，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本文暂且搁置，以上述性质更明确的标本开展讨论。
二、使用方式、工艺、年代及对比材料
（一）使用方式
对这类特形檐头筒瓦的关注，并非新识。祁英涛[4]、国庆华[5]、孙毅华[6]等都注意到唐宋时期石椁和其他遗物、图像资料上建筑脊端使用的起翘筒瓦。此后，彭明浩首次结合出土的实物资料进行了研究，以西夏王陵所出标本为例，对其使用位置和与其他瓦件的组合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复原研究[7]（图三；图六，1）。灵丘觉山寺塔修缮过程中亦发现一批仍处原位的类似形制的瓦饰，进一步确认了其使用方式[8]。基于既往的资料和研究成果，我们认为辽祖陵遗址出土的此类特形檐头筒瓦同为用于建筑屋脊端头的特殊构件。其中四号建筑基址已确认6件，推测是屋檐四角脊端所用，每一角至少2件；一号陪葬墓出土2件，墓道内两侧砖砌瓦顶的端头当各用1件。
图三 西夏3号陵建筑屋脊用瓦复原（彭明浩，2021）
（二）制作工艺
以四号建筑基址所出者为例，制作的主要步骤为：
1.制作圆形的五角形纹瓦当，瓦当范制，并在瓦当背面环绕边缘刻划一周。
2.制作圆形瓦筒[9]。具体分为两步。
第一步，瓦筒成型。以裹布作底衬的圆筒形札圈为内模，瓦坯用粘土条成型。制作时对接瓦当的瓦头一端朝下，瓦尾一端朝上，瓦尾一端先完成修整。
第二步，加工瓦筒头。在连接瓦当的瓦头一端，用超过半圆弧度的泥条包裹并略折，形成突出部分。对无泥条包裹的瓦头部分进行刮削。这一“上增下减”的工序，使瓦头从直边转变成上突下收的斜边。
3.连接瓦当与瓦筒。
4.修整当背与瓦筒内外连接处。
5.当面施刻槽纹。刻槽纹主体位于附加的突出部分，部分延伸至圆形当面。
一号陪葬墓所出2件特形兽面檐头筒瓦残缺较多，但还是可以明确二者在工艺上的一些区别。最主要的变化之一是瓦筒连接瓦当的瓦头一侧，不再用泥条包裹形成突出部分（因此也省去了后续施刻槽纹的步骤），只需在连接前对瓦头下端进行削减即可。即四号建筑基址所出者是在瓦筒上同时进行“加法”和“减法”，一号陪葬墓所出者只在瓦头上作“减法”工艺。
此外，在一号陪葬墓出土的2件标本的瓦筒左侧缘，存有光滑的弧形切口。西夏王陵所出标本中亦发现有圆瓦筒尾端经过切削者，彭明浩认为可能反映了安装的角度[10]，二者的性质应该类似（由于四号建筑基址所出者瓦筒皆残，我们不确定是否经过类似的加工）。
值得注意的是，四号建筑基址还出有大量对接半圆形筒瓦的普通五角形瓦当，其纹饰与上述6件特形檐头筒瓦标本前揭瓦当纹样一致，直径同为18厘米左右，从当面的细部特征观察，我们认为这批普通五角形瓦当和用于脊端的特形五角形瓦当应该是同范的产品。一号陪葬墓出土的特形兽面瓦当亦如此。
（三）年代
辽祖陵一号陪葬墓被推测为辽太祖第三子、耶律李胡之墓，临近的四号建筑基址则为与该墓相关的献殿。结合瓦当类型学研究的成果[11]，我们认为这两处地点出土的特殊形制的几何纹和兽面纹檐头筒瓦，生产年代在960年后，均为其营建之初的产物，属辽代前期。龟趺山建筑基址的营建应在10世纪20年代或稍后，是辽太祖纪功碑楼之所在，该遗址出土瓦当同样以辽代早中期为主。即，辽祖陵遗址中目前辨识出的这类特形檐头筒瓦标本，年代集中在10世纪中叶。
（四）相关材料
囿于资料所限，既往对此类特形檐头筒瓦的研究多以图像和其他遗物上的仿木构屋顶造型为主，尤以敦煌壁画、唐代石椁的材料最受学界关注。辽代遗存中，较早受到关注的材料是大同华严寺天宫壁藏，梁思成、刘敦桢等在20世纪30年代即注意到了这种起翘的筒瓦形脊饰，不过当时仍将其视作走兽的简化造型[12]。此后宁城武官营子辽代石函所出石殿标本[13]亦可作旁证。相关的图像材料，还见于945年下葬的北票南八家乡红村北山墓[14]（图四，1）、辽代晚期的宣化下八里II区M1（图四，2）[15]以及朝阳北塔天宫出土经塔塔身錾刻八大灵塔图像（图五）[16]等。
图四 辽墓壁画所见特形檐头筒瓦
1.辽宁北票南八家乡红村北山辽墓墓室壁画 2.河北宣化下八里Ⅱ区M1墓室壁画
图五 辽宁朝阳北塔天宫出土经塔第一重经筒錾刻大日如来与八大灵塔图像
随着近年来发掘资料的积累，此类辽代瓦件实物材料亦有所积累，兹列举如下：
1.库伦一号辽墓所出的1件兽面纹檐头筒瓦标本[17]（图六，2、3）。该标本出自墓道填土中，但考虑到墓门主要采用砖雕莲纹瓦当，恐怕并非墓上仿木构门楼所用。又墓道口遭晚期断沟破坏，其中“塞有残砖碎瓦及鸱尾残段”，亦不能排除沟中扰入之可能。
图六 直筒形檐头筒瓦实物及瓦当范
1.宁夏银川西夏三号陵（T1818②:1） 2、3.内蒙古通辽库伦一号辽墓 4、5.辽宁北镇耶律弘礼墓（M2:90） 6、7.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窟顶佛寺遗址（T20607H2218:31、T20704H2055:7） 8、9.山西太原晋阳古城一号建筑基址（T10405④a:27、26） 10.陕西榆林统万城（H63:1） 11.河北内丘城区出土 12.江苏南京地区出土
2.耶律弘礼墓（1096年葬）所出2件标本，简报原题“杏叶形兽面纹瓦当”[18]（图六，4、5）。
3.云冈石窟窟顶佛寺遗址所出2件几何纹与1件兽面纹标本，报告原题“合角筒瓦瓦当”[19]（图六，6、7）。
其中，云冈石窟窟顶佛寺遗址所出几何纹瓦当当面呈弧尖形，结合线图推测，当面可能为一体成型，有专门用于这类特殊形制瓦当的当范。其余标本的做法可能与辽祖陵四号建筑基址所出者更为接近，形态亦相仿。以上诸例，足证这类特形檐头筒瓦的使用，贯穿辽代早晚。
早于或与辽时代相近的瓦件实物标本，除了前揭西夏陵所见者，以晋阳古城所出唐末五代莲花纹和兽面纹檐头筒瓦标本为典型。从形制推测，和一号陪葬墓所出者做法接近，当面无明显突出，当面下部向瓦筒内收，可能为“减法”工艺制成[20]（图六，8、9）。统万城遗址亦曾出土1件特殊的檐头筒瓦[21]（图六，10），圆瓦筒尾端经过二次切割，保留有瓦舌。其几何化的莲纹装饰、低平的边轮形制，都具有唐末五代时期的风格。继续向前追溯，在河北内丘曾出土过隋代的特殊形制瓦当范[22]（图六，11），当面与突出的扇形部分一次成型。南京地区曾出土1件隋唐时期莲纹瓦当标本[23]（图六，12），与辽祖陵四号建筑基址所见者外形相似，突出部分出尖，但形制规整，表面饰有忍冬纹样，推测与圆形当面一体成型，范制而成。
以上两件材料虽缺少当背瓦筒的相关信息，但其特殊的当面形制及其与前揭辽代标本的相似性，仍值得注意。此外正如彭明浩、武松等在研究中指出的，北朝石椁和图像资料上高度类似的脊头起翘瓦件形象很可能为同类标本，九原岗北朝壁画墓所见者尤为典型[24]。但是在这些早期实物和图像遗存上，似乎未见到辽代常见的瓦筒头一端用泥条包裹形成突出部分的做法。这种“加法”工艺与唐末五代以降重唇板瓦花头部分包裹泥条的做法[25]十分接近，二者之间可能存在联系。
三、脊端檐头筒瓦特殊做法的演变
中国古代建筑屋脊端头的用瓦，不仅有遮蔽风雨的实用功能，更兼具美观、等级内涵。综合考古资料和《营造法式》等文献的记载可知，元明以前的中国古代建筑，脊端用瓦主要有两种传统。一种是采用鸱、兽类构件，兴起于南北朝时期，以鸱尾（唐代演变为鸱吻）[26]、脊头瓦（或称脊头瓦、鬼面瓦等，唐代演变为兽头）[27]的使用为典型，唐末五代以降又出现蹲兽、走兽[28]、凤鸟[29]、嫔伽等新的类别。另一种则是采用一些特殊做法[30]的筒、板瓦类构件，目前尚缺少系统爬梳，我们尝试对其中脊端檐头筒瓦特殊做法的流变作以简要梳理，以更好地理解辽祖陵出土的这批特形檐头筒瓦的价值。
秦汉时期脊端檐头筒瓦的特殊做法，目前可明确者有两类。一类是使用巨大化的檐头筒瓦[31]，其源头似可上溯至秦时期的巨型半瓦当及筒瓦[32]（图七，1），在出土的西汉陶楼建筑模型中仍可见到脊端使用大小两瓦当相叠的做法[33]（图七，2）。另一类做法出现时间稍迟，以多件檐头筒瓦叠置起翘为特征[34]，前述山王村陶楼之例已有这种趋势，在东汉至三国时期的陶楼模型上相关的造型逐渐多样化[35]（图七，3、4）。在考古发掘的建筑废弃堆积中，这类叠架的檐头筒瓦要原位保存下来，显然十分困难。不过古建筑的调查提示，这种做法可能被绵延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36]。值得注意的是，在稍晚的魏晋十六国时期，还可见饰多个瓦当纹样的锯齿状扇形瓦饰，以西岳庙[37]（图七，5）、邺城[38]（图七，6）所出者为代表。唐时期渤海上京城遗址中发现的多件“三叶形”瓦件标本当为其遗风[39]（图七，7）。前辈学者已提出，这类瓦当元素浓厚的构件，可能是后世鸱尾的雏形[40]。这类标本既是早期脊端叠置筒瓦做法的重要旁证，亦揭示了檐头筒瓦向鸱兽类脊饰转变的过程[41]。
图七 脊端檐头筒瓦特殊做法相关瓦件和模型明器
1.秦行宫石碑地遗址出土巨型檐头筒瓦（SSⅢ1二Y2南门甲AW:1） 2.临淄山王村西汉陪葬坑出土陶阙（东阙YK:50） 3.重庆丰都汇南墓群林口墓地出土陶楼（LM2:74） 4.南京鼓楼丁奉夫妇墓出土釉陶屋（M3:148） 5.西岳庙出土瓦饰（G33⑤:1） 6.磁县南营窑址采集“大赵万岁”瓦饰（2006JCN采:10） 7.渤海上京城1930年代出土“三叶形”瓦饰
南北朝至唐宋时期，鸱尾、脊头瓦等鸱兽类构件的成熟、推广和演变，极大地改变了屋脊端头的瓦件样式及组合。不过从大量的图像和建筑模型材料可知，脊端檐头筒瓦的传统仍然延续了下来，既可单独使用，亦可与鸱兽构件搭配，且其中相当一部分可能源自一些特殊做法的檐头筒瓦实物。需要说明的是，在一些仿建筑瓦顶的遗存上，脊端的瓦当似乎与板状的脊头瓦完全融为一体。如河北平山唐末崔氏墓（904年葬）的砖雕瓦顶[42]（图八），此类材料尚不见瓦件实物，应该只是模制砖雕时的减省之故，效仿檐头筒瓦扣于脊头瓦之上搭配使用的情景。从发掘出土瓦件来看，目前所见的这一阶段做法特殊的檐头筒瓦，也有两类。一类或将筒瓦截去一角后与瓦当相接（图九，1、2），或当面弯折（图九，3），但并不起翘，在渤海城址中已发现多例，被称为截角形檐头筒瓦或折体瓦当，可能用于屋面转角处[43]。另一类则通过自身形制的变化来达到前一阶段叠置筒瓦产生的起翘功效，祁英涛将其命名为“翘瓦”[44]，本文沿用这一命名。根据形制的不同，我们可以将“起翘檐头筒瓦”进一步分为三种不同类型[45]，均有其各自的时空流布范围。
图八 河北平山唐末崔氏墓墓门与垂脊
图九 渤海城址出土截角檐头筒瓦和折体瓦当
1.西古城二号宫殿址东侧配殿（02ⅡT18②:1） 2.渤海上京城第50号宫殿（04SYDF4:14） 3.西古城一、二号宫殿间廊道（02ⅡT13南扩②:36）
1.曲背形檐头筒瓦
以弧曲状的筒瓦瓦身为最主要特征，前接圆形瓦当。这一类瓦件在中国境内，多见于东北地区的高句丽[46]和渤海遗址[47]（图一〇，1、4），渤海上京城石灯脊端雕出的弧曲状筒瓦[48]亦被认为与这类瓦件有关。由于中原地区鲜见实物，既往或认为其虽受中原屋脊起翘造型的影响，但可能首先发源于东北，并从这一地区向外扩散，朝鲜半岛的望瓦、日本的鸟衾瓦可能都受其影响[49]。不过，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公布的新材料则提示其源头还可继续向前追溯[50]（图一〇，2、3）。广州出土的此类标本年代及来源还存在一定的异议，既往或被认定为东晋晚期[51]，但也有研究认为可能是东晋初期北方地区人口南迁的产物[52]。
图一〇 曲背形檐头筒瓦和折角形檐头筒瓦标本
1.集安丸都山城出土（2001JWGT106③:1） 2、3.广州南越王宫署遗址（2006T2102H1715:51） 4.宁安渤海上京城2号宫殿（99NSGⅣ T002003②:41） 5.临潼华清宫（ⅠT41④:17） 6.河南洛阳定鼎北路唐宋砖瓦窑址（2012LMBYTD:10） 7.唐宋洛阳城大内中区（GT393② :6）
2.直筒形檐头筒瓦
即本文重点论述者，以对接圆形瓦筒为主要特征。出现时间可上溯至北朝，辽代似为其最后盛行的阶段，此后的发展轨迹尚不清晰，但可能不再大范围流行。图像与建筑模型中，屋脊处斜直上翘的筒瓦形象（图四、五）与直筒形檐头筒瓦相对照，应无大的疑义。
3.折角形檐头筒瓦
圆形瓦当和半圆形筒瓦呈锐角相接，报道较少。武松较早注意到华清宫所出的1件典型标本[53]（图一〇，5）。此外洛阳城北定鼎北路砖瓦窑址群出土的1件檐头筒瓦，筒瓦和瓦当亦呈锐角相接。据文字描述该标本“烧结变形”，但这一判断可能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54]（图一〇，6）。根据莲花纹瓦当的类型学研究成果[55]及定鼎北路窑址出土遗物的整体情况，我们认为这两件莲纹檐头筒瓦的年代都当不晚于盛唐时期。类似的材料在北宋西京仍有发现[56]（图一〇，7）。这一类瓦件与截角形檐头筒瓦的相似之处是，连接瓦当前均需切去筒瓦的一部分，但切割的方向并不一致，导致瓦件的形制、使用方式随之改变。
以上述讨论为基础，我们再来回顾辽祖陵出土的这批特殊瓦件材料。辽祖陵所处的上京腹地是契丹王朝兴始的重镇，亦是渤海为契丹覆灭后，末王大諲撰徙居之地。文献记载[57]、出土遗物[58]、建筑形制及陵园整体布局规划[59]均表明，辽祖陵遗址总体上体现出对唐代陵寝制度的效仿和契丹民族的自我创新。遗址具有浓厚的晚唐五代华北地区的文化因素，同时也包含一部分渤海文化的影响[60]。本文的分析显示至迟在10世纪中叶，中原风格的直筒形檐头筒瓦已经在契丹辽王朝腹地的高规格建筑中广泛使用，而渤海风格的曲背形檐头筒瓦则并未得到传承。
结合其他辽代遗址出土材料，我们可以初步认定这类直筒形檐头筒瓦在辽境内一直盛行至辽覆灭。值得注意的是，在北宋乃至西夏建筑中都开始流行嫔伽和各类蹲兽之时，辽代建筑的脊头瓦饰仍延续着凤鸟、直筒形檐头筒瓦、兽头、鸱吻的组合[61]。凤鸟在唐代遗址未见报道，在辽祖陵的发掘中也并未见到确切的标本，可知辽初亦不流行。不过中唐至五代十国时期，多见鸱吻上部作相近的鸟首状装饰[62]，可能为其造型渊源。直筒形檐头筒瓦、兽头、鸱吻，则是唐代的典型脊饰组合。直筒形檐头筒瓦在辽代的盛行，是辽代建筑承袭唐代遗风的具体表现之一。
四、小结
本文对辽祖陵遗址出土的檐头筒瓦材料进行了辨识，明确了四号建筑基址和一号陪葬墓中出土的两种形制的对接圆形瓦筒的特形檐头筒瓦，是此类瓦件较为集中且系统的一次考古发现。这批材料用于建筑屋脊端头，年代集中在10世纪中叶，较重要的工艺特征包括圆形瓦筒上包裹泥条的“加法”工艺、刮削瓦筒下端的“减法”工艺及瓦筒后端的刮削加工等。此类对接圆形瓦筒的特形檐头筒瓦，从辽朝早期一直流行至辽亡，是辽代较为常见的屋脊端头瓦饰，其出现年代可上溯至北朝。
我们倾向于将这类标本命名为直筒形檐头筒瓦。除此以外，南北朝至唐宋时期还曾流行另两类相关构件——一是瓦身呈弧曲状的曲背形檐头筒瓦，其源头可追溯至东晋十六国时期；一是折角形檐头筒瓦，圆瓦当与半圆形檐头筒瓦成锐角相接，唐宋时期在中原北方的京畿地区有所发现。以上三种瓦件当视作起翘檐头筒瓦的不同类型，从汉魏以来筒瓦叠架做法演变而来。
辽祖陵遗址出土的这批直筒形檐头筒瓦，是对中原北方地区晚唐五代时期同类标本的继承和创新，也标志着曲背形檐头筒瓦在中国北方地区退出历史舞台。直筒形檐头筒瓦、鸱吻、兽头和可能稍后传入辽境的凤鸟一起，形成了辽代典型的脊饰组合，具有明显的唐末五代遗风，与宋代脊饰的发展形成了较鲜明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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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辽祖陵：2003～2010年考古调查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
[2]普通檐头筒瓦为圆形瓦当对接半圆形筒瓦，瓦当背面至多只有半圆形的筒瓦粘连的粘土痕迹。为了增强粘合力度而在当背施加的刻划痕，虽然在弧度上可能会略超出筒瓦的半圆形，但环绕一整周的刻划痕并无必要也并不常见。既往对辽金时期瓦当当背刻划的讨论，可参石玉兵，卢成敢.辽金瓦当制作工艺的个案研究——以吉林省出土的瓦当标本为视角[J].北方文物，2017(2).
[3]图一，3、4及图二，1照片为笔者自摄，余见[1]图版。
[4]祁英涛.中国古代建筑的脊饰[J].文物，1978(3).
[5]国庆华.唐时期瓦作新识——渤海上京筒瓦和兽头之启示[C]∥中国建筑史论汇刊(第10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269-290.
[6]孙毅华.从敦煌唐代及西夏壁画看两种垂脊头瓦饰的演变[J].建筑史学刊，2020(1).
[7]a.彭明浩.走兽与蹲兽：文献、图像与实物的矛盾与辨析[C]∥春山可望——历史考古青年论集(第3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293-311.b.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西夏三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彩版二六.c.也有学者提出这类标本可能是套兽的替代者，参韩炳华，等.晋阳古城二号建筑基址一号殿复原研究[J].建筑史学刊，2024(1).
[8]山西省古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灵丘觉山寺塔修缮工程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21.
[9]步骤一、二是分开独立进行的；圆瓦筒与瓦当对接的一端是否有刻划，目前尚不确定。
[10]同[7]a:306-307.
[11]同[1]:767-779.
[12]原文云“（角脊）前部施圆木橛三枚，殆表示其为走兽”。梁思成，刘敦桢.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C]∥梁思成全集(第2卷).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82.
[13]郑绍宗.内蒙古宁城县武官营子发现的辽代石函[J].考古，1964(11).
[14]朝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票市博物馆.辽宁北票市南八家乡红村北山辽代壁画墓[C]∥考古学集刊(第26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18-31.
[15]张家口市宣化区文物保管所.宣化下八里Ⅱ区辽壁画墓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彩版四六.
[16]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北塔博物馆.朝阳北塔——考古发掘与维修工程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71，图二四，图版四二.
[17]王健群，陈相伟.库伦辽代壁画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3-4，6，15，图版七.
[18]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宁北镇市辽代耶律弘礼墓发掘简报[J].考古，2018(4).
[19]云冈研究院，等.云冈石窟山顶佛教寺院遗址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21:432，445，彩版一七四，一七八.
[20]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晋阳古城一号建筑基址[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图版六四.
[21]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五至十世纪统万城夏州城考古发现与研究(图版编)[M].西安：三秦出版社，2022:348，350.
[22]河北省内丘县文物保管所.河北内丘城区出土隋代莲花纹瓦当范[N].中国文物报，2013-3-29(8).
[23]贺云翱.南朝瓦総論[C]∥奈良文化財研究所研究報告(第3册).奈良：奈良文化財研究所，2010:49-50.
[24]a.彭明浩.北朝建筑瓦作考察——邺城遗址核桃园北齐佛塔基址出土瓦件的整理与研究[R].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2017:4-5.b.武松.渤海曲背檐头筒瓦新探[C]∥边疆考古研究(第28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383-391.c.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忻州市文物管理处.山西忻州市九原岗北朝壁画墓[J].考古2015(7):51-74，图五四.另，江西省博物馆展出一件南昌新建出土的“王”字款兽面瓦当，当面上部出尖，应该为同类特殊檐头筒瓦标本。展板标注为汉代，但从纹样判断年代应该不早于五代北宋时期。
[25]佐川正敏.唐代から明代までの造瓦技術の変遷と変革点描——長江流域からアルーム川流域の軒平瓦を中心に——[C]∥アジア流域文化論研究I.仙台：东北学院大学开放研究中心，2005:181-187.
[26]王子奇.北朝隋唐时期鸱尾发展中的几个问题[J].北方文物，2019(1).
[27]武松，冯恩学.浅析渤海的脊头瓦和兽头[J].考古，2020(12).
[28]同[7]a.
[29]武松，张雅婷.辽金元的陶凤鸟脊饰研究[J].考古，2023(6).
[30]或形制特殊，或使用、组合的方式不同于一般瓦件。
[31]a.张梓琦.“大半圆瓦当”的时代与功能[J].考古与文物，2019(5).b.参刘瑞：《巨型瓦当使用位置的初步认识》，2019年11月宣读于北京大学“考古遗址的建筑认识——瓦作”会议。
[32]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姜女石——秦行宫遗址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图版一〇.
[33]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区文物管理局.临淄山王村汉代兵马俑[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彩版一三一.
[34]因缺少实物资料，尚不知晓这类叠置的檐头筒瓦中，单件标本的形制是否异于普通筒瓦。
[35]a.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丰都县文物管理所.丰都汇南墓群火地湾、林口、蛮子包墓地2012年发掘简报[C]∥重庆三峡后续考古工作报告集(第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383-387.b.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重庆三峡后续考古工作考古出土文物图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180-181.c.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南京市鼓楼区幕府山两座东吴墓的发掘[J].考古，2023(9).
[36]这种做法至今仍有实例，参姜铮整理.山西高平开化寺测绘图[C]∥中国建筑史论汇刊(第16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8:259-270.
[37]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岳庙文物管理处.西岳庙[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38-39，图版八.就瓦饰上云纹瓦当的装饰风格来看，年代应该在魏晋至十六国前后。
[3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工作队.河北磁县讲武城镇十六国时期窑址调查与发掘简报[J].考古，2024(8).
[39]a.东亚考古学会.東京城：渤海國上京龍泉府址の發掘調査[M].东京：东亚考古学会，1939：图版九〇.b.既往的讨论可参李含笑.渤海釉陶建筑构件的几个问题[C]∥边疆考古研究(第29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309-325.
[40]a.同[37].b.同[38].
[41]较早注意到叠置筒瓦和鸱尾联系的论述，参鲍鼎，等.汉代的建筑式样与装饰[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4，5(2).
[42]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平山王母村唐代崔氏墓发掘简报[J].文物，2019(6).
[43]a.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西古城：2000-2005年度渤海国中京显德府故址田野考古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180-181，190-191，图版四八.b.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渤海上京城：1998-2007年度考古发掘调查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510-511.
[44]同[4].
[45]中国古代的起翘檐头筒瓦虽然与“鸟衾”“望瓦”等海外材料关系密切，但形制、发展的脉络仍有区别，若直接采用后二者命名，则容易引起概念和分类标准上的混淆。例如，一些鸟衾、望瓦标本实际上既具有曲背形檐头筒瓦的弧曲瓦身，又保留有一段和直筒形檐头筒瓦相近的圆形瓦筒。另在大同、青州等地亦有直筒型檐头筒瓦的报道，南京等地曾传出有曲背檐头筒瓦，惜均非考古出土，本文不予讨论。
[46]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馆.丸都山城：2001～2003年集安丸都山城调查试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图版八七.
[47]同[43]b：图版一五一.
[48]同[39]a：插图三四.
[49]a.宋玉彬.曲背檐头筒瓦研究[C]∥庆祝宿白先生九十华诞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373-384.b.同[5].c.同[24]b.
[50]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瓦当选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48-49.
[51]李灶新.南越国宫署遗址2000年发掘出土瓦当研究[C]∥华南考古(1).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122-137.
[52]岳天懿.南北朝至元代瓦当的考古学研究[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024:140.
[53]a.骆希哲.唐华清宫[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337-338，图版一一八.b.同[24]b:388.
[54]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市定鼎北路唐宋砖瓦窑址考古发掘报告[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131-132，图版六五.
[55]a.吕梦，等.唐长安青龙寺的用瓦制度与寺院营建[J].考古与文物，2020(4).b.吕梦，等.唐代長安城の蓮華文瓦当の型式学的研究－西明寺出土瓦当を中心に－[J].中国考古学(20)，2020:1-20.
[5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471-472，图版一六一.这一例材料承彭明浩先生的提示。
[57]《辽史》卷37《地理志一·上京道》“祖州”条：“班院祗候藩、汉、渤海三百人，供给内府取索……东长霸县，西咸宁县……长霸县。本龙州长平县民，迁于此。户二千。咸宁县。本长宁县。破辽阳，迁其民置。户一千。”《辽史》卷74《康默记传》：“少为蓟州衙校，太祖侵蓟州得之……营太祖山陵毕，卒”。脱脱，等.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7:500-501，1356.
[58]a.董新林，等.辽祖陵遗址出土瓷器初步研究[J].南方文物，2022(4).b.董新林，岳天懿.辽祖陵出土瓦当的文化因素分析[C]∥学而述而里仁——李伯谦先生从事教学考古60周年暨学术思想研讨会文集.郑州：大象出版社，2022:526-559.
[59]董新林.辽祖陵陵寝制度初步研究[J].考古学报，2020(3).
[60]以建筑构件为例，辽祖陵遗址中出土的渤海文化因素遗物以倒心型花瓣瓦当最具代表性。此外，遗址中还可出土了少量瓦舌上有凹槽的筒瓦残块，可能来源于渤海的曲节型筒瓦；部分滴水端面的圆形戳点纹等纹饰，亦可能与渤海檐头板瓦的装饰传统存在关联。不过我们可以看到，上述遗物在出土数量、种类上的占比都相对有限，辽祖陵遗址出土的砖瓦材料更多的还是体现出中原北方地区晚唐五代的传统。
[61]同[29].
[62]同[7]c.
作者：岳天懿 董新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考古与文物》 2025年 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