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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游症患者》是先锋作家墨白创作于1996年的长篇小说，它以极具独特性的形式讲述了特定时期发生在颍河镇的种种历史面相，“复现了文革的时期社会生活的某些片断”[ 墨白：《梦游症患者》，河南文艺出版社，2002年。]。先锋、九十年代、历史、地方（颍河镇），各种复杂且指向不一的元素决定了这并非是一部普通的文本。如果将其置于当代文学史的发展脉络中进行考察，那么这部小说的意义和价值早已超越自身的内部叙述，与更为宏观、更为关键的当代文学的核心问题联系在一起。

从书写的年代来看，1996年是“告别革命”的时代，也是先锋逐渐退潮的时代；从书写的内容来看，这是一部重述革命历史的小说，也是一部讲述乡土历史的小说。当触及当代文学的核心因素集聚在小说中时，借由文本可以叩问如下问题：一个先锋作家在先锋总体退潮之后是如何处理文学性，坚守还是转型？小说在语言结构上与以往先锋文学是否拉开了距离？它该以何种方式进入历史、叙述历史，是为历史作注脚的实证方式还是以文学自身的想象方式？最后，小说触及乡土和地方性书写的时候是否赋予其新的内涵？如果小说在上述结构、语言、历史以及价值等范畴内显现出了新气象或者独特性，那么这种特殊性体现在哪里？它能否转化成一种普遍性？本文以这些问题为核心，尝试讨论《梦游症患者》给予当代文学的意义和价值。

在现实主义文学中，对时间的感知理解往往与客观的物理世界和经验世界的变化联系在一起。比如，人们通过自然气候条件的变化划分了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变换从来不是时间的单一流动，而是大自然的样貌更迭。现实主义文学按照线性发展的时间逻辑讲述故事，从无到有、从旧到新，时间通常指涉物理世界和经验世界的种种变动。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十七年文学的经典作品，无一不以现实主义宏大叙事的方式讲述社会现实和生活（经验）世界发生的变化，其中，对于时间意识的感受被整合进了历史发展进程之中。在诸如《创业史》之类的经典作品中，时间这一既定的背景性框架需要通过外在世界的变化赋予意义，换句话说，它借由社会现实的发展显明其自身的力量。柳青写作《创业史》的目的是要回答“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时间表现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时间观与革命观密不可分，新与旧不仅仅是时间的变化，更是社会现实的“改头换面”。

这种将时间看作社会现实的表达形式遵循着亚里士多德对于时间的理解。亚里士多德说：“如果在我们意识里发生了某一运动，我们就同时立刻想到有一段时间已经和它一起过来了。……时间是通过运动体现的。”[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24页。]因此，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时间是与日月星辰等天体的周期性的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时间是对物体运动的一种度量，对客观时间的测量是通过比较事物在空间中的运动来实现，正所谓“时间不是运动，而是使运动可以成为计数的东西”[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25页。]。亚里士多德对时间的认识既奠定了现代自然科学的时间框架，同时也影响了现代性乃至现实主义文学对于时间的基本认知。如同现代性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一般，现实主义文学中的时间观念往往也是直线向前的单一形态，并且这种形态通过世俗化的历史过程得以显现。

在上述意义上，小说《梦游者患者》充分体现了其在文学叙事上的革新。不同于现实主义文学将时间纳入客观性范畴，叙述事物在外在世界中所发生的变化，《梦游症患者》是通过主、客双重视角结构表现了把握时间的双重方式。不同把握时间的方式意味着对时间形态及其时间对象（在时间中发生和进行的事情）的不同认知。小说对于世界、历史和现实的认识不是在单一的物理时间轴上展开的，而是将它们视为不同时间叠加的形态。在时间叠加的形态中，历史不再单纯是过去时间内客观物理世界变化运动的总和，真实也不仅存在对客观经验的表达中，世界将以文学的方式显现。

墨白在《梦游症患者》后记中写到：“当噩梦在一个还不满十岁的孩子身边发生的时候，他身不由已地用一种幼稚的眼光注视着梦境里的一切，他身不由已地去经历梦境中的一切。兴奋、向往、迷茫、恐惧……梦是那样的漫长，足足做了十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一直到他长大成人，那场噩梦几乎构成了他的血肉和精神……当他从梦境里醒来的时候，当他爬到一座山顶或者走到一望无际的大海边回头朝他的来路观望的时候，他受到震惊的灵魂真的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墨白：《梦游症患者》，河南文艺出版社，2002年。]作者将剧烈的历史运动当作一场梦境，并通过文宝的种种梦中呓语写出了自身的兴奋、向往、迷茫和恐惧。小说用主观视角展现文宝梦境中的对话和场景，用客观视角叙述了颍河镇历史运动的全过程，主客观相融合的双重叙述力图复现特定历史时期颍河镇的社会生活。

双重视角、双重结构对应于梦境和现实、幻想和经验、生命和历史，它是在双重时间维度和时空结构关照下世界所呈现出的状态，这种双重时间维度和时空结构就是由双重的把握时间的方式即双重时间观念造成的。

首先是把握时间的客观方式。客观的方式是根据实在事物在空间中的运动来把握时间，这种时间形态就是通常所说的物理时间。“小说叙事的物理时间和现实延续有关”[ 程光炜 吴圣刚：《墨白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物理时间在小说文本中转化为社会历史时间。在社会历史时间的框架背景下，小说客观讲述了颍河镇的剧烈变迁和镇上各色人物的个体境遇，展现了革命在颍河镇展开过程中上演的种种疯狂、欲望、暴力和死亡，通过地方空间叙事折射了激进现代性带来的种种后果。经典现实主义叙事讲述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它在世俗化了的社会历史时间的框架结构下得以显明。革命历史小说讲述革命的起源、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同样置身于社会历史时间的框架结构之中。在把握时间的客观方式层面上，《梦游症患者》与革命历史小说倒没有什么不同，虽然更侧重于民间视角和个人体验，更表现出了边缘人物和复杂人性，但所遵循的时空结构和背景性框架是一致的。在客观视角叙述中，形式是现实主义，内容源于历史记载、调查或地方性档案和生命经验，逻辑是符合社会生活过程，虽然有种种疯癫行径，但那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可能发生的事件，并没有越出现代性时间所给予的历史形态。

其次是把握时间的主观方式。所谓的主观方式是在内在体验或内在意识中把握时间，根据时间对象在意识中的行进来感知时间本身，这种时间形态就是通常所说的“心理时间”，心理时间在小说中转化为内在意识时间，或者说是现象学意义上的“内时间”。在内时间意识中，时间感是个体在意识中体验到的、不依赖于外部物理时间标记，它强调的是时间的主观性和内在性，即时间是如何在个体的意识中被感知、理解和体验的。内时间意识产生了一个区别于物理、现实主义、社会历史和日常生活等诸种形态的另类世界，在内时间的背景性结构中，世界仿佛呈现出非日常性、非逻辑性甚至于非历史性的特点。内时间意识对应的世界以梦境的形态出现在小说中，文宝的梦中自述就是在内时间意识结构中发生的，梦游的实质是以主观性体验来观察历史，它在小说中构筑了一个内在世界。

那么为何小说要以主观视角讲述历史、以梦境方式把握历史、以内时间意识结构去体验历史？这与作者的历史观和文学观密不可分。其一是历史源于记忆，记忆属于主观范畴。在墨白看来，历史是存在于个人记忆之中并经过人类个体主观意识的改造。无论是梦境或者幻觉，它们都和日常经验、社会历史乃至个人生命体验一同归于个体记忆之中，“存在于主体现实中的一瞬间”[  程光炜 吴圣刚：《墨白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在这个意义上，梦境常常与现实生活有着某种关联，梦境使人感到新奇，那是因为它用另一种方法看待世界。简言之，梦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它与现实生活具有同等意义。其二是叙事的本质就是叙述记忆。墨白认为“小说叙事的本质是再造物理时间里捕获流失的记忆”[ 程光炜 吴圣刚：《墨白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历史叙事甚至于所有叙事都应该是叙述记忆，因为时间不可逆转，现实是建立在此刻的一瞬间，物理时间的“此刻”根本无法被定格、记录和书写，叙事只能依靠回溯，而唯有记忆“能使生命重返过去”。因此，如果说个体记忆和生命经验本身就涵盖着梦境和幻想，那么梦境和幻想本身不也应该是历史现实乃至小说的本质吗？

以主观的方式把握时间因为时间无法单纯以客观形式被把握，以梦境的方式把握历史是因为历史也无法以单一形态被显现。时间绝非只能显现为物理的、世俗的、单一的现代性时间，而应该是物理时间与心理时间、外在时间与内时间的不同维度不同结构的相互叠加。世界也绝非体现为外在表象世界的种种变化，而是客体世界与主体世界、外部世界与心理世界以及表象世界与意志世界的相互共存、相互缠绕。生活与梦境、直观与幻想、潜意识与自然现象都是历史的一部分，也都是真实的一部分。由此，我们也得以理解作者所说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相通的，是承上启下的”[ 程光炜 吴圣刚：《墨白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因为世界本身就是时间的叠加态。

在《梦游症患者》后记中，墨白提到创作这部小说的目的：一是真实再现丧失精神自由的年代人们的生存境遇；二是使小说充满诗性、隐喻性和象征性。具体到文本中，第一个目的在客观视角的叙述中得以实现；第二个目的主要集中在主观视角的叙述。对于小说而言，实现上述两个目的都可以彰显其价值，但后者可能对于既有的文学写作以及历史叙事更有冲击力，因而也更能代表着小说和作家本身的创造力。正如作者自言的那样：“幻想和梦境是最真切的精神载体。幻想和梦境是人类自由精神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程光炜 吴圣刚：《墨白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在表象世界里，颍河镇的所有人均被激进现代性历史所裹挟，丧失精神自由，只有在文宝的梦境中，精神的自由才能充分涌现。

为了使小说充满诗性和隐喻性，作者将文宝的梦中图景构筑成一个充满隐喻和象征的世界。文宝的梦中叙述是个人的精神和意识世界，小说第一篇章写道：

我看了一眼面目清癯的姥爷，而后又把目光朝那片蓝色的天空望去，那天空下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吗？那群水鸟也去了我们要去的地方吗？那里有很多很多的树木吗？那里有很多很多的房子吗？那里有许多放风筝和扭秧歌的人群吗？那些人都长着什么模样呢？[ 墨白：《梦游症患者》，河南文艺出版社，2002年。]

这是梦中文宝对故乡的想象。古老的集镇、老式的房屋、肥沃的土地……，这是姥爷向文宝描述的故乡图景。小说有七个章节是以 “我”即文宝的第一人称展开叙述的，大部分是文宝与姥爷的对话，这部分内容是在人物个体的内时间意识结构中开展，所以我们基本看不到客观历史和现代性史实的渗入。文宝梦中的故乡更像是精神意识中的故乡，故乡的景色、人事、集会、耕种、仪式等等虽然是具象的但更是印象式的，因为这一切都出现在文宝的内在意识或者说梦境乃至记忆之中，从小说叙述中也可以感受到故乡是高度主观化的，是人化的故乡。内时间意识结构中开展的颍河镇叙述犹如沈从文笔下的边城，两者都无法在现代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精确定位，这一点与一般故乡题材小说尤其是革命历史小说拉开了距离，而正是在这距离间产生了诗性，诗性往往诞生在主观叙述之中。诗性的故乡、人化的故乡又或者印象式的故乡看似脱离具体历史语境，带来不实之感。事实上，内时间意识之中的故乡图景可能才最为原初，是第一性的，而客观视角中的故乡是后起的，是第二性的。小说第一篇章叙述即是人物的主观叙述而非客观书写或许说明了这一点，诗与真的辩证正在于此。

主观视角中的故乡不止于诗性，还有隐喻。隐喻与象征由语言来实现，文宝的梦中充满了与姥爷的对话，而且密度非常高。语言的本质就是隐喻式的，文宝个体意识中的故乡是由巨大的特定符号系统所构成的隐喻世界。小说中的文宝被他人当作傻子，他的第一人称主观叙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后现代主义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似乎喜爱精神分裂者，叙述精神分裂者的主体世界。但是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中，精神分裂意味着表意锁链的断裂，表意锁链大体指的是能指与所指构成的有机联系。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詹姆逊借用拉康思想对精神分裂进行了解释：“’能指’和’所指’间的一切关系，比喻性的或转喻性的都消失了，而且（表意链（能指与所指）完全崩溃了，留下的只是一连串的’能指’。”[ 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弗·杰姆逊教授讲演录》，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表意链断裂导致语言的具体物性（文字、名字）和语言所指涉的实物或所引起的概念之间彻底断开，即语言的词与物之间的断绝。一旦表意链断裂，呈现出的只能是“一堆支离破碎、形式独特而不相关的意符”[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只剩下破碎化的零散化的能指。随即而来的是意义被取消了，因为“一个意符移向另一个意符时会产生特殊的效果，而这活动便构成所谓’意义’的诞生”[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因此意符之间的关系被斩断，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

取消了意义，没有崇高感甚至失去荒诞感的后现代文学，其价值和艺术效果在于脱离历史现实的纯物性意符带给人的情感强度、烈度以及身心麻醉的快感和亦幻亦真的激情。然而许多作品在向现代文学乃至“后现代文学”靠拢的过程中不但脱离了历史，取消了意义，其背后的情感强度和冲击力尤其是欣狂喜悦的艺术效果并没有呈现出来，只留下一堆抽象的意符，孤立的能指，仿佛是一场语言游戏和迷宫，令读者“不知所云”。

《梦游症患者》却不一样，文宝看似如同精神分裂症患者，他彷佛没有记忆，也记不清自己，他的世界是没有纳入现代性时间进程之中，是去历史化的。但小说与所谓的后现代文学以及精神分裂艺术效果有着本质不同，关键在于小说在构筑巨大的符号系统的同时，保持了表意锁链的关系，能指与所指的互动潜藏于文本之中。

一方面，如前所说，《梦游症患者》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关于故乡的符号隐喻系统，主要集中在文宝的梦中世界。小说涉及主观视角叙述的七章内容分别涉及了故乡的地理环境、街道景观、地方风俗、农活耕种、丧葬、斗争以及收获等，可以说涵盖了故乡的方方面面。仔细读来，这些部分组合在一起构成了故乡最为原初甚至是最为古老的图景，基本不涉及具体历史人事，虽然每部分都是写实且具象化，但同时又是抽象的具有隐喻性的。如下面一段文字：

我就感到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推我，我在一阵连绵不断的哼叫声中被那力量推着往前走，哟，我看到了那扇启开的大门了，那扇大门下有一条小溪，小溪流着红色的泉水。麻婆说，屙，使劲屙。我就在那只手的推动下来到了大门口。呀，我感觉到光亮了，我感觉到风了，我看到了我就要走出的大门是多么的光滑，大门两边是耸起的粉白色的山峰，我就是从那山涧里走出来的，我看到了阳光，我呼吸到了空气，我的天哪，多么冰凉的空气，我就哭嚎起来，我说，姥爷，我这是在哪儿呢？[ 墨白：《梦游症患者》，河南文艺出版社，2002年。]

作者极具想象力的以村镇的意象比喻文宝的诞生，整个篇章表面上说的是人物进入村镇一路回家的景象，实则是“我”这个新生命降临人间的过程。在《把戏》篇章中，语言的隐喻性更为明显：

乖乖，那是妖怪变的，妖怪吃人，妖怪是个害人精，她专门变成美人让人上当，你看乖乖，还有白蛇和青蛇，白蛇青蛇爱许仙。

满街里都是红灯笼，像水一样上上下下地漂动，把天和地都映红了，姥爷，这些打灯笼的人在干啥，他们都疯了一样不停地跑动。[ 墨白：《梦游症患者》，河南文艺出版社，2002年。]

把戏中的妖怪、打灯笼的人、戏台上的小丑等名词不只是简单代表戏中的人物，更指涉了具体的内涵，甚至整台戏本身就是一个超级能指。同理，在《种人》中葬礼的场景、末篇《劳动》的叙述，文宝与姥爷的对话背后都别有所指，富含隐喻。

另一方面，文宝主观世界中的图景在客观叙述中得以复现，主人公的精神世界与客观外在世界是相互呼应的，存在于主观视角叙述中故乡的种种符号、能指都在客观视角叙述中得到回应，某种程度上，客观视角叙述中颍河镇上发生的种种剧烈变化本身可被视为精神世界中故乡的注脚。主客观视角相结合的结构使得故乡世界的词与物、意符与意义、能指与所指达成了统一。

在《把戏》一节中，人流之上飘扬的彩旗、满街的红灯笼的场景表面上是正月十五节日的狂欢，它何尝又不是革命队伍游行狂欢的场景；高跷肘阁的白骨精、戏台上的小丑等表面上是把戏中的人物符号，它何尝又不是人们在激进革命中人性的展现。在《欲望》一节中，文宝与姥爷有关男女结婚繁衍的对话表面是人们最为原始的欲望和需求，而在《欲望（续）》的章节中，它俨然变成了混杂在革命队伍中的老鸡发泄自身的个人欲望；同样，娶亲队伍中二舅兴致勃勃放着三眼铳，而在客观世界中三眼铳却成为了杀害自身的工具。

小说的双重结构确保了在文宝世界中，他与爷爷的对话语言中出现的种种意符不是独立的零碎的能指，更不是语言的游戏，而是形成了能指与所指的有机联系，词与物相互衔接，表意锁链没有被断开，而是连在一起。第一次塑造的是原始的、永恒的故乡世界，文宝与姥爷的对话大部分是有关生殖繁衍、节日仪式、婚丧嫁娶、土地劳作等等，这是几千年来乡土中国的基本结构和文化传统，是超时间和超历史的。第二次塑造的是历史剧变中的故乡，那些在梦中对话中出现的种种意象又一次出现在现实革命语境中的故乡，不过这一次是以悲剧故事的形式渐次展开。将主观叙述中的故乡和客观叙述中的故乡对读，便会发现文宝与姥爷的对话绝非人物的梦中呓语，更不是精神分裂者的语言游戏，它不是叙事迷宫，让人不知所云，而是表象世界的寓言，预示着客观世界将要发生的种种。梦中的故乡从具象化跃升为了隐喻性的符号，现实的故乡叙述则成为前者的一种注解，在具体历史进程中表现个体情感和意义，确保前者不会沦为一堆孤零零的能指系列。两种叙述视角中的故乡实现了统合，小说跳脱出了后现代主义文学和一般先锋文学的陷阱，表意锁链实现了有机衔接而非断裂。

前面在分析《梦游症患者》的结构时，我们采用了现象学的概念即内时间意识来说明文宝在梦境中的意识流动，它以一种意识流的叙述构筑了故乡的形态。与此对应的是，客观视角的故事叙述在物理时间范畴内的具体历史语境中展开，塑造了革命进程中故乡人与事的急剧变化，呈现了另一种故乡形态。人们习惯于在小说中窥见历史，尤其是对于书写历史的小说而言更是如此。读者更是习惯先入为主将置于现代性时间之内、在物理时间范畴中有明确定位的书写作为真正的历史。所以，当读到文宝的主观叙述的时候，仿佛进入了非历史的空间，读到客观的全知视角叙述时，好像才进入到了历史叙述之中。我们不自觉的以客观意义上的历史经验为参照系衡量文学书写，是因为我们对于现实生活的所有认知都以物质世界为基点，简单说，我们生活在历史之中而非文学之中。然而在文学世界中，事情显然并非如此。

恩斯特·卡西尔这样区分物理事实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区别：“一个物理的事实是靠观察和实验来确定的。如果我们成功地用数学的语言，用数的语言描述了给予的现象，那么这种客观化的过程就达到了它的目的。一个不能用这种方法来描述的现象，一个不能划归为一种测量过程的现象，不是我们的物理世界的一部分。……但是对一个历史学家来说，情况就不同了。他的事实属于过去，而过去是一去不复返的。我们不可能重建它，不可能在一种纯物理的客观的意义上使它再生。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回忆’它——给它一种新的理想的存在。理想的重建，而不是经验的观察——乃是历史知识的第一步。”[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卡西尔与作者同样认同历史只能通过回忆才能获取。在他理论中，“历史学并不以揭示物理世界的以往状态为目的，而是要揭示人类生活和人类文化的以往阶段。”[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面对过去留下的物质痕迹，历史学不仅需要观察和测量，更需要阅读和解释。文献材料是一堆符号，它需要历史学家的解码并最终发现其背后隐藏的人类的生命力，“探究一切各不相同的符号惯用语的意义”[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这个生产过程必然渗透了个人的内在情感、生活色彩、想象力、感受力以及创造性，历史学追求历史真理客观性与历史学家主观性之间的平衡，这就是卡希尔所说的“客观的拟人性”。

历史学尚且是拟人的，那么文学呢？物理事实好比经济基础，历史学与文学都隶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其中文学显然比历史距离经济基础更远。物理学家将过去的布匹、钱币、大理石、青铜器、庙宇等等历史遗迹作为僵化的事实进行测验，历史学家则将其作为旧时代的诸种活的形式和符号，探求物质背后的人类文化精神，而文学家更是将物质与人事、礼仪、制度、风俗、文化联系在一起，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创造出整个世界。历史学家的工作是重建符号，即将过去杂乱无章的细节编织成完整形态呈现在世人面前；文学家的工作则是创造符号，是将历史细节融合进想象之中创造出新形态。历史学家是重述老故事，文学家是创造新故事。

墨白曾说：“了解历史一方面靠文字对客观世界的记载，另一方面靠文学艺术对主观内心世界的创造和发现。”[ 程光炜 吴圣刚：《墨白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历史学的知识生产过程需要读解符号，这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一种重新构造活动，因此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并非是物理事实的客观性，而比起历史，文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文学意义上的历史事实不是存在于外部，而是存在于主体内部的感知之中。如同《喧哗与骚动》中的班吉、《尘埃落定》中的主人公一样，文宝眼中的故乡看似是一个非时间性、非历史、非常态化的想象世界，只存在于意识或梦境之中，但那就是“傻子们”视角中真实的世界，是人物内心对世界的真实感知。第一人称的视角并不意味着它不是写实，梦境叙述并不意味着它是呓语，它是一种全新的想象世界和认识世界的方式。比如镇子上的人们听不懂文宝的话语，那是因为文宝所看到是一个更为原初更为本真的世界。对于文学中的历史叙述而言，它并不是关于历史事实或客观事件的知识性叙述，而是自我对于历史的认知描绘，我们在文学中所寻求的并不是关于对历史事实的知识，而是关于人物自身的知识。文学是人学，它表达的是人的思想情感，它的种种叙述包括历史叙述需要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人物精神来实现。

因此，如果说历史学具有拟人性特点，那么对于文学来说，历史书写不仅是拟人的，它本身就是人化的。这里的人化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是就文学生产过程而言，必然会渗透主体的个性、直觉、思想、情感、意愿、理想、心绪等；第二是对于成功的作品而言，每个人物都具有典型性，具有不同的性格特点，把握历史的方式和观念各异，最终所认识到的历史图景势必会有视差。因此，文宝的故乡叙述同样具有历史性，只不过它是一种不属于线性时间序列中的历史，是经由文宝这一特殊主体中介后的历史面目，是人化的历史。

问题的另一面是，即便如此，历史上伟大的作家大都在进行历史书写之前完成历史知识的积累，他们利用经验调查方法，搜集一切客观证据，比较和批判原始资料，在此基础上完成历史叙述。对于墨白而言，他的青少年时期就是在家乡度过，长期与社会中最普通的人群生活在一起，与故乡形形色色各行各业的人在精神上息息相通。墨白曾提到他陪一位华裔人类学家回到老家做了一次社会调查，这是对故乡进行了一次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考察。可以说，墨白对故乡过往的重要事实和经验存在了如指掌，那么他对故乡的历史叙述就不仅是人化的，也具有历史事实的客观性。

《梦游症患者》的全知视角叙述表现了革命运动影响下颍河镇的社会生活，以三爷整个家族叙事为内在线索，描述了革命在村镇社会内部的展开过程以及不同人物在革命运动中的命运遭际，力图复现处于特定历史时期颍河镇剧烈变动的历史景象。在客观视角的论述中，作者化身为经验主义者，相对客观还原了潜藏在历史深处的小镇故事，作者对故乡的历史书写是经过仔细观察和调查的，那些革命中事件或许真实存在过，那些革命中的人可能也存有原型。需要说明的是，小说是从民间视角讲述这场革命，呈现了颍河镇上各行各业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在大时代中的命运走向，诸如渔夫鳖、教书先生许仙、铁匠秧子、老鸡、涂二、裁缝汪麻子等无法被历史所命名的边缘性人物被卷入革命运动之中，个体内心深处的人性、欲望、暴力乃至幽暗彰显的淋漓尽致，命运早已不由个人掌握。因而，它叙述的是不被宏观革命历史所涵盖的历史，是被激进现代性浪潮所裹挟所遗忘乃至所遮蔽的个体生命的历史，是基于地方性社会生活所书写的微观史。这是发生在颍河镇的故事，也是整个时代的故事，这是村镇里的革命，也是整个中国革命的缩影，它契合了历史学所追求的真实。

文学的历史叙述是复杂的。一方面，作家必须对历史的经验实在保持敏锐感受力，仔细阅读、观察和调查过往历史中客观存在的事物和事件；另一方面，它需要一种创造性和想象力，将历史经验转化为文学性的形式进而创造出一种不同于历史存在的全新形态。文学中的历史不是对客观历史的单纯摹写，也并非是脱离历史的天马星空。作为文学家，他们既是经验主义者，又需要“诗人的精神”。在《梦游症患者》中，作者借由文宝这一人物既创造了与经验世界全然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很遥远很虚渺的对象、不同于人类的动物、按规律生长的植物、更换不停的季节，这是一个更为原初的自然史，也是文宝视野中的历史。与此同时，作者通过历史学的种种手段方式还原再现那段时期颍河镇的社会生活史。

小说中颍河镇的历史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既叙述呈现了客观历史经验，又给予其一种理想性。如果说小说第三人称的叙述更贴合颍河镇过往历史，契合经验真实性的话，那么文宝的第一人称叙述可以被视为一种理想的真实性。那些只有夜空星星、游动的鱼和飞翔的鸟、地里的庄稼和河边的树等等类似自然史的叙述脱离了现代性时间，褪去了现代性暴力，以自然的四季轮转代替社会的人事剧变，以风俗文化的和谐代替人性的欲望暴力，以劳作耕种的生生不息代替家族人物的死亡凋零，从而故乡在梦境与回忆中达到一种理想的真实。经验的真实性与理想的真实性在小说中实现了融合，这大概就是前文所概括的“客观的人化”的真正内涵。

颍河镇是墨白虚构的文学王国，但却是他一直以来精神思想的寄予之地。作家多次提到颍河镇对于自身的重要性，在墨白看来，“无论作者接受多少外来的观念和叙事手法，最终还是要依靠熟悉的土地”。[ 程光炜 吴圣刚：《墨白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同福克纳、马尔克斯、沈从文一样，以故乡为原型所创造出的文学王国犹如精神原乡一般，成为作家取之不尽的的矿藏。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墨白非常重视通过绘制地图来把握颍河镇的世界。比如，他提到给以自己小说为研究对象的博士生的建议是系统绘制不同历史时期颍河镇的地图；《梦游症患者》中也附有一张手绘的彼时颍河镇的地图，上面清晰呈现了小镇周围整体地理风貌以及文本中所提及场所的具体方位。作家清晰的地图意识提示我们可以从地理空间的视野来理解和阐释小说，这也迎合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人文科学研究领域中的“空间转向”。

需要明确的是，地理批评或空间研究不仅仅停留于把握地方周围的环境风貌或是熟悉小说中某地的具体位置，而是将文学本身作为主体与其真实存在境况的表征和再现，“表达主体对所处世界的感受和发现”[ 程光炜 吴圣刚：《墨白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这里不妨引入詹姆逊的“认知图绘”概念。詹姆逊借由凯文·林奇的小说《城市意象》告诉我们“所谓疏离的都市，归根到底，乃是一个诺大的空间，人处其中，无法（在脑海里）把他们在都市整体上的位置绘制出来，无法为自己定位，找到自我”[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认知图绘”的功能就是“把一个可予操作的信号系统重新组织起来，让它在我们的记忆中生根，使个体能够依据信号系统，而在不断变动的多重组合中绘制出，再绘制出蛛丝马迹来。”[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如同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视为表达主体与其真实存在意识的想象关系一般，“认知图绘”同样“使个人主体能在特定的境况中掌握再现，在特定的境况中表达那外在的、广大的、严格来说是无可呈现（无法表达）的都市结构组合的整体性”[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而后，借由阿尔都塞和拉康理论，詹姆逊将“认知图绘”的分析范围从都市领域扩展到社会空间，它不仅标识人与都市空间的关系，而是可以“找出自己跟本地的、本国的以至国际上的阶级现实之间的社会关系”。[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

因此，按照这种说法，颍河镇的地图绘制也可以作为一种“认知图绘”。它不仅让读者了解河流、公路、码头、船厂、公社、酒厂、酱菜厂、会馆等等在小镇的地理位置，更重要的是能够成为一种符号，表征和再现主体与世界的关系，确定主体在世界中的方位。“认知图绘”诞生在后现代语境之中，它试图确保个体在后现代全球新空间中对自身位置有所了解；“颍河镇”诞生于中国后革命语境之中，作者将其作为复杂政治语境中的参照系和精神指向，确保个体在八九十年代新的社会语境中把握自身与世界的关联。在这个意义上，作家对“认知图绘”的自觉实践，对“颍河镇”的念兹在兹恰好契合了美国文学空间批评家罗伯特·塔利所提出的“处所意识”（“topophrenia”）概念。

作为詹姆逊的学生，罗伯特·塔利的理论资源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詹姆逊。“处所意识”是对“认知图绘”的发展，它的含义是“对’处所’有所意识的精神状态。”[ 《关于空间理论和地理批评三人谈——朱立元、陆扬与罗伯特·塔利教授的对话》，《学术研究》第1期。]墨白对故乡的情结，对构建“颍河镇”的意识自觉表明作家“所有思考都是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思考

地方，这也意味着在最广泛的可能意义上思考地方之间的关系，以及主体和地方之间的关系。”[ 罗伯特·塔利：《文学空间研究：起源、发展和前景》，《复旦学报》，2020年第6期。]如同为“颍河镇”绘图一般，“处所意识”召唤我们在认知层面为处所绘制一副地图，“有助于我们想象自己与处所、与他人的整体关系”。尤为重要的是，“处所意识”不意味着对某地的热爱，它更是一种存在主义式的焦虑，对于墨白来说，颍河镇的不可替代性不仅是对它的热爱，可能还有一种存在主义的焦虑。

回到小说，作家是如何通过“颍河镇”呈现出存在主义式的焦虑呢？其一是传统家族价值观的崩塌。三爷认的死理是革命让王家人在镇上落户、识字、分到院子，然而在革命运动的冲击下，王家经历了兄弟成仇、叔嫂私通以及子孙死亡、出走，三爷遵循的伦理秩序一次次遭受冲击，最后三爷不得不手刃亲儿，绝望地哭泣“老天爷呀——你这是真的要灭我老王家呀”[ 程光炜 吴圣刚：《墨白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有意味的是，在《劳动》章节中，恰恰与此相反，呈现了一片丰收的景象，一茬人接着一茬人依靠黄土，依靠劳动，繁衍不息。一代代人的生与死都离不开土地，这就是几千年来农业文明的生存方式，而现实却是王家在革命运动的冲击下一代人的失踪与死亡，一个家族的瓦解与消逝。

其二是对个体生命的戕害。《梦游症患者》真正的落脚点仍旧是“人”。墨白多次强调作家要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写作要揭示“社会病态的揭示、人间苦难和弱者的同情、人类精神痛苦与道德焦虑的关注”[  程光炜 吴圣刚：《墨白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小说中，作家一再揭示了人性的阴暗、丑恶、荒谬，表达了对人类丧失自由精神和灵魂的切肤创痛。当疯狂的文玉实施弑父行为时，他的精神意识已然非常态化了，文中插入蛇和老鼠们的对话时显得是那么的自然，那是因为愤怒情感的强度已经超出了现实主义的范围，只能用另外一种表现方式来承载这种情感。文玉的精神完全不受自身控制，他已经丧失了独立意义上的个人，不再被称之为“人”，自然他的感官会退化，听不懂人类的语言了。

前者是家族伦理，关乎集体的生生不息；后者是个体生命，关于人的精神自由；一个归于传统，一个属于现代。然而不论是何种价值观，最终的关切仍旧是人、人类苦难以及人道主义，因其价值是永恒的和本质的，所以是存在主义的。在此，小说所表达的“处所意识”不仅指向对颍河镇人们的关怀，更是蕴含着对人类整体命运的担忧，它给予我们的启示在于，所谓地方性书写不仅是要表现特殊的地方文化，更是要通向一种普遍性思想价值。

八十年代的文学为了凸显文学主体性，摆脱政治的束缚，擎起纯文学的大旗，先锋文学是其中的耀眼明珠。而后，先锋文学作品逐渐被认为是落入语言游戏和形式藩篱，脱离社会历史，备受批判。《梦游症患者》创作的年代，先锋文学已逐渐落潮，不复当年。历史仿佛就是反复，到如今，文学在包罗万象的弥散状态中似乎又失去了自身的特性即文学性，因此有学者开始重提文学性研究。张清华在《为何重提“文学性”研究》一文中认为“要揭示其暗藏于内部的无意识构造，这才是支持这些作品的文学性的真正要义。尤其是作为’集体无意识’的叙事构造，往往是这些作品无比正大的政治主题之下最核心的东西。”[ 张清华：《为何重提“文学性”研究》，《当代文坛》，2023年第5期。]这大约就是“文学性”研究的核心要义。与此同时，李怡则在《在历史中发现“文学性”》中说：“在文学研究的方向上，社会文化的内涵并不是现实问题的说明而是文学精神的一种组成方式，不同的社会文化内涵其实形成了文学精神的深刻差异，挖掘这样的精神才能真正抵达文学的深处。”[  李怡：《在历史中发现“文学性”》，《学术月刊》，2023年第5期。]作为“文学性研究”的参照，“文学性”写作应当也是如此：一方面文学作品必须有潜藏于内部的叙事构造；另一方面，文学创作者必须将自身对社会文化的理解化为一种文学精神融入文学创作之中。

墨白说：“文学首先是叙事，是应该具有文体意识的叙事，是建立在文体创新上的社会学。”[  程光炜 吴圣刚：《墨白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这其实与上述学者的观点有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强调潜在结构和潜意识其实就是要在文体叙事上作文章，要通过叙事结构和构造读出更多表层无法直接获取的更为丰富的文学思想内容。如此以来，墨白的小说《梦游症患者》无疑具有文学性，并且在“文学性”中书写了历史，这是不容易的。因为文学中的历史叙述很容易就落入历史实证的圈套，以历史事实作为依据亦步亦趋地进行摹仿，进而沦为历史的注脚，失去其主体性。《梦游症患者》在叙述历史时不但通过叙事构造的创新表现复杂的历史以及历史观，而且将作者对社会历史的观察作为一种文学精神注入到小说之中。如果不了解作者对叙事构造的良苦用心，又怎么读得出其背后的复杂历史观以及不同于先锋文学的独特之处，如若不能洞察作者对社会文化乃至人类历史的敏锐观察，又怎么体会得到小说蕴含的对人类真正的苦难和精神迷惘的焦虑以及对人精神上真正平等的追求。

由上，《梦游症患者》的价值正在于此：它不是去历史化，而是叙述复杂历史；不是追求语言游戏，而是重新打通符号与意义的关联；并非虚构历史，而是讲述人化的历史。最终，小说从地方性书写出发，展现了对人类命运关怀的普遍性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梦游症患者》实现了以真正的“文学性”挺进历史叙述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