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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叶韵”这个概念，大家可能觉得有些陌生。但是近年来，基础语文教育中有一桩公案引发广泛讨论，就是因为大家基本都接触过：“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斜”要不要为了押韵读成“xiá”？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斜”在古代是和“家”“花”等等a韵的字押韵的，所以古人会用它们一起当韵脚来写诗。但是随着语言的历史演变，“斜”现在读成xié，和其他字不押韵了。那我们去读古人的诗，应该怎样处理这个字呢？
朱熹等等很多古代的读书人，也要面临这样的问题。不过他们面对的不是唐诗宋词，而是——《诗经》。《诗经》的特殊性在于，它既是“诗”，要押韵、要能歌唱吟咏、要追求音律美；而又是“经”，是非常基本的儒家经典教科书，不仅必须学，而且被赋予了重大意义。而《诗经》的创作年代，跟唐宋人的距离，少则一千好几百年，多则有两千年了。当时的汉语发音，和后来差异很大。所以读起来难以押韵的问题更是频繁出现，而且不得不严肃地处理。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现在的语文教育有把“斜”读成“xiá”的做法，当时以朱熹为代表的很多学者，也正是这样做的。从魏晋南北朝以来，就陆续有人为了押韵，而在诗中临时改变一些字的读音。这个做法到了宋代蔚然成风，朱熹在研究《诗经》时，给很多字都标注了“叶韵”的临时读音。这里的“叶”念xié，是协调的意思。
但是我们想想，在学理上，临时改读音是讲不通的。因为这个“为了押韵”的读音，除了押韵之外，其他的成分往往要靠拟定读音的人自行脑补；那么便没有理由把这个读音作为规范，让更多其他人接受。
当然，朱熹自己也不希望改读音行为是完全随意的，他自己还是相信这些字音有学理上的依据。比如《小雅·谷风》这篇，最后一段是：“习习谷风，维山崔嵬。无草不死，无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前几句押韵可以理解，但是“怨”是怎么和前文押韵的？朱熹也觉得无从考证，不能随便下结论，所以标了一个“叶韵未详”。
不过毕竟是他的方法论使然，字音标注的随意性，事实上难以避免。比如朱熹被诟病很多的一处，是《召南·行露》这篇，前后两段分别是：“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虽速我狱，室家不足！”“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虽速我讼，亦不女从！”其实按理说“家”这个位置是可以不押韵的，朱熹则以为这里也要押韵，于是给两段中的“家”分别拟定了一个与上下文押韵的读音。而这两个读音差之千里，在其他文本里也找不到旁证，在我们今人看来显然就比较莫名其妙。
但是朱熹也不是没有常识和直觉，为什么就会如此大规模地建构“叶韵”呢？这其实也有他的历史语境。
首先我们知道，古代读书人是从小学习吟诗作对的。他们写格律诗并不是依据自己口语的语感。在唐朝就有作为官方语言文字规范性质的韵书，不然完全根据口语押韵，难免受到方言影响，而科举考试当然是要求用当时的“普通话”。唐朝人就据此来写诗；到了宋代以来，韵书照旧还是有，人们又按照前人用韵的情况来写诗，而口语的读音是不断变化的，二者的脱节就变得明显了。所以他们只能按照写诗的做法，另外再给自己建构一套押韵的规范，作为文人士大夫群体的基本功。既然如此，大家认为古人搞《诗经》也是为了教化，就容易觉得过去也有这种建构性的规范。那这规范是什么，自然就是“叶韵”了。
而另一方面，程朱理学兴起时，是提倡大家摒弃前人对儒家经典那些寻章摘句的研究和解释，自己直接去面对原文的精神。那么和原文对话，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去读、去吟咏，在这个过程中去感受。所以把“叶韵”落实到具体的字音，一定程度上也是服务于当时人的精神需求。这个做法固然在语言文字学方面的误导性很强，但朱熹倒也不是要研究语言文字，因此对其背后的观念，也大可科学理性地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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