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精选

在中国历史上,边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疆域版图最大范围的稳定统一，这与清朝集古代边疆政策之大成，在边疆地区实施了多层次的治理实践是分不开的。乾隆朝是清朝边疆治理政策及其效能的完备时期。在这一时期，清军渐次平定准噶尔势力及大小和卓反叛力量,底定新疆局势，完善新疆治理体制，使清朝边疆“统一环”补全了新疆部分。从总体上看，清朝的边疆治理是一种空间治理，对“核心空间”的治理是其空间治理的重要特点之一。新疆是当时清朝的核心空间，伊犁则构成了清朝在新疆重点打造的“核心区”。为了使伊犁这个核心区成为清朝在天山南北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清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治理措施，其中设立旗学军校教育体系就是重要的文化教育措施之一。在既往研究中，国内学者对清代的旗学教育体系和清代新疆地区的教育体系均有所关注，形成诸多研究成果，但以伊犁旗学为主的专题研究还较为欠缺。伊犁旗学在招生、培养体系、外语教育等方面均体现了清代边疆治理的实践特点，也为巩固伊犁的“核心区”地位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有必要进行专题研讨。

鲁西奇教授指出，在王朝疆域内“集中全国最重要的武力、财赋、人才资源并拥有统治全国之合法性的区域,是王朝统治者据以控制全国的根据地,可以称为王朝统治的核心区”。从总体上看，全国的高层行政区(州、道、路、省)、中层行政区(郡、府、州)与基层行政区(县)也有不同层级的“核心区”。清朝平定准噶尔和大小和卓叛乱后，对新疆展开的屯田、移民、驻军、建城等一系列治理措施，体现出新疆在当时清朝西北地区“核心区”的地位。极其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以及“塞外江南”般的优越自然条件等因素，使清朝选择伊犁作为新疆地区的“核心区”。清朝在伊犁地区设置伊犁将军、建设“伊犁九城”、允许八旗军队携家眷驻防、从内陆调运“协饷”、进行屯田开发等措施使得伊犁成为各族群共同参与国防和民生建设的关键区域。这些措施不仅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当地因准噶尔与大小和卓叛乱出现的人口骤减、流民渐多以及民生凋敝等内部问题，而且还稳固西北边防、有力回应了当时俄国南下这一地缘政治活动。

然而，随着伊犁军政体系的日益完善以及与俄国等周边国家交流的增多，伊犁地区对通晓满、汉、俄语并熟悉行政事务的本地人才需求急剧上升。除此之外，移民等政策也使得伊犁地区的族群和文化类型增多，清朝也需要通过推行一些文化层面的政策来加强各族群对中央政权的认同，进一步巩固边疆治理。同时，随着清政府在伊犁地区一系列治理措施的实施，伊犁地区八旗子弟的数量也日益增多，军营中八旗子弟的教育问题逐渐凸显。在诸多因素的推动下，伊犁旗学应运而生。

清朝早在入关前就认识到了教育的作用和意义，也充分意识到其对于维护大一统王朝认同的重要性。皇太极在天聪五年（1631）的大凌河之战时就曾颁布口谕曰：“朕令诸贝勒、大臣子弟读书，所以使之习于学问，讲明义理，忠君亲上，实有赖焉……自今，凡子弟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者，俱令读书。”清朝入关后对八旗教育十分重视，在伊犁旗学建立之前，清朝全国的旗学体系已初具规模，在京师（今北京）、杭州、成都、盛京（今沈阳）、吉林等地均设有旗学学堂。

伊犁地区的旗学体系参考了清朝其他旗学的规制，作为八旗的随营学校，主要教授汉文化，进行历史教育，同时兼顾骑射等基本军事技能。可以说，清代伊犁地区旗学实质上是清朝全国旗学体系的延续和拓展。然而，伊犁地区地处边疆，不仅具有族群复杂、文化多样、生计方式不同等特点，还因其关键性的地缘位置，存在与俄国交涉的必要性，因此，伊犁旗学也在发展中形成了一些地域特色。

据《西陲总统事略》记载：“乾隆三十一年（1766），伊犁将军明瑞以八旗随营子弟不能家自为学，每旗各设清书学房一所，每学房教习二人，分司教书教弓，学生无定额，派满营官管理，年终派员考课。”此后，伊犁地区的惠远城设立了清代伊犁地区最初的八旗官学。伊勒图担任伊犁将军时，在伊犁地区首开科举制度，原先小规模的“学房”无法满足八旗子弟的教育需求，于是伊勒图逐步开办义学：“两满营特设义学一所，派协领等官管理。满洲、蒙古、汉字教习各一人，官学生各三十二名，按年考拔。”之后，清政府在惠远城正式设立义学一所，其中包括教习3名，学生90余人。在这之后，当地旗学规模不断扩大，除了惠远城之外，在索伦、察哈尔、厄鲁特各营以及塔尔巴哈台地区也相继设立八旗官学。

随着俄国势力向南渗透，清代伊犁地区与俄国在贸易和政治等方面的交往逐渐增多，对通晓俄语的本地人才需求日益增加。然而，新疆当地的俄语人才很少，使得清朝在与俄国的交往中处于被动，发生于1791年的萨迈林事件就一度造成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其中土尔扈特部落中无人通晓俄语正是造成该事件一波三折的主要原因。为此，时任伊犁将军保宁意识到中方系统掌握俄语的重要性，随即上奏清廷请求在伊犁地区开设俄罗斯学馆。据《西陲总统事略》记载：

1795年，伊犁俄罗斯官学举办首次选拔考试，将其中一名成绩优异者留任，继续担任俄文教习，之前的教习返回京城俄罗斯馆。自此，伊犁俄罗斯官学正式成为常设学校。俄罗斯官学的学生专研俄语，主要培养服务我方的文字翻译和外交人才，这也为日后有效处理当地涉俄事务与促进对俄外交奠定了基础。

松筠曾两次出任伊犁将军（1800~1806/1813~1816），其在任期间，新疆面临着伯克滥用职权、旗兵废弛懈怠等问题，社会矛盾突出。他不仅拟定了《回疆事宜规条十则》，推行“公田私有化、屯田不减兵饷”的屯田政策，还主张通过文化教育改变满洲旗兵好逸恶劳的恶习，为边疆治理储备实用型人才，以此遏制腐败，整顿风气。敬业学的开办正是松筠“文化治边”理念的典型代表，据史载：

相比之前的官学和义学，敬业官学将招生范围扩大至基层旗兵，并大胆起用内陆在此的谪戍文人参与教学。

到了光绪和宣统年间（1875~1911），在全国大兴新政的背景下，各地新式学堂逐渐兴起，清末全国科举制度日益衰落并最终废止。与此同时，随着伊犁地区被沙俄逐步蚕食，新疆建省决策中对原有政治中心重新定位，如何培养具有大一统王朝认同的多民族人才，就成为当时伊犁地区旗学教育必须面对的问题。在这一时期，当地最具代表性的旗学学校，当属开办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伊犁养正学堂。该学堂是一所多民族综合性学堂，在其中汇聚了来自满、蒙、汉、回等诸多民族的八旗子弟学员。最初，该学堂规定学生数量为40人，分满、汉、蒙等语言班授课，设有满文教习、汉文教习各两名，蒙古教习和其他语言教习各一名。因部分语言生源较少，后改成俄文课程。除了完备的教学体系之外，伊犁养正学堂最大的特点是它可以向阿拉穆图（今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俄文学堂派遣交流生。继伊犁养正学堂之后，宣统元年（1909），塔尔巴哈台地区也成立了塔城养正学堂，但因经费所限，办学规模较小。

光绪三十三年（1907），时任伊犁将军在伊犁养正学堂的基础上开办了兴文学堂，该学堂作为新式的武备学校，为清朝培养了诸多新式军官，其毕业生在日后的当地辛亥革命中成为主力军。可惜的是，这所武备学堂只开设了一期，到宣统三年（1911）正月二十一日，伊犁将军志锐为防止革命势力影响新军，下令停办新疆武备学堂。辛亥革命后，新疆军阀杨增新闭关自守，将武备学堂等机构全部撤销，清代的伊犁旗学也随即偃旗息鼓。

综上所述，清代伊犁旗学的开办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延续多年，为伊犁乃至新疆地区培养了既适应国家化、又符合新疆边情边势需要的治边人才；但从另一方面看，在几次战乱后，伊犁惠远城毁于战火，且通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等不平等条约，沙俄割去伊犁腹地，这使得伊犁已无战略纵深可言,失去了原有的战略意义。在此背景下，清廷开设在伊犁的旗学耗资较大，培养人才周期长，无法满足当时日益变化的周边地缘政治变迁的需求。因此，即使当地几代官员均为伊犁地区的旗学建设做出了各种努力，它最终还是随着清朝的灭亡而终止。

相较于当时全国的旗学体系和新疆地区的经堂等教学模式，伊犁旗学既有相通之处，也有独特之道，这些均反映了清代边疆治理在细部的逐步深化，其中清朝的文化“大一统”理念最为凸显。清朝统治者在文化上追求“大一统”，但这种“一统”不是“一”，而是“和”，属于一种柔性指标。清廷尊重不同地区的文化传统，强调由和至一，“和而不同”是其在文化领域治国施策的指导思想和鲜明特征。这种“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在伊犁旗学培养模式中有所体现。

（一）多民族与跨民族的培养模式

从生源方面来看，清代伊犁旗学的招生对象较为明确，主要面向本地八旗子弟招生。这些学员的族群身份，并不局限于满族。据《西陲总统事略》记载：“伊犁地极西徼，又为将军帅庭，故较之乌鲁木齐驻兵尤多，有满洲、蒙古八旗兵，有绿营屯兵，有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等兵。”从这一记载可以看出，伊犁地区的八旗兵营的士兵与军官族群多样，文化多元，其中锡伯、索伦和察哈尔是清廷特从内陆调防驻守伊犁的兵营，而厄鲁特营则是以当地准噶尔余众及中原遣回的厄鲁特兵丁组成的兵营，这些兵营都是驻防伊犁的八旗兵营组成部分，其子弟自然也是当地旗学的招生对象。如此一来，伊犁旗学面向八旗子弟招生，实际上就成为当地各族群之间交流交融、合作共生的象征。

面对多文化各族群的学生，清廷对旗学的教习也要求颇高。例如，在伊犁将军永贵建立蒙古官学时，该学校对教习的要求是“满蒙两学教习人，皆旗中文理优通，兼请蒙古字语者分教之。”

因此，伊犁地区虽地处西北边疆，在距离上远离清朝政治与文化中心，但在旗学模式下培养的学生，经由清朝主流思想和文化的培养，在实践中架起了一座边疆与国家中心文化交流的桥梁，有力地加强了位于西北的伊犁地区与内陆的文化联系。

（二）伊犁旗学课程体系与清朝“大一统”理念

虽然伊犁旗学的发展经历了清朝中后期西北及全国的重要变革期，经历了从传统学堂向新式学校转型的过程，但在发展和转型过程中，伊犁旗学开展“国语骑射”和“圣训”（“圣谕广训”之简称）等教学内容，这些长期不变的课程体现出清朝中后期在西北边疆军政与文化治理的相关特征，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清朝对这一区域的既有认知框架。

清朝在传统教育层面，长期以来推行以“国语骑射”为本、学习汉文化为辅的政策。“凡八旗子弟，身际隆平，张弓鼓箧，敦品行，习礼备，胥于学校是赖。”作为全国旗学体系的一部分，伊犁旗学的课程模式也严格遵守这一方针。1766年，明瑞上奏请求在伊犁地区开设旗学时，乾隆皇帝曾给予如下答复：

除了清语（即满语）外，代表儒家文化的“圣训”也是伊犁旗学课程的重点。“嘉庆七年，将军松筠以绿营兵丁不可不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因编辑教条广为传诵，以期家喻户晓……即令各学学生敬谨诵读绿营于各营公所”

在伊犁养正学堂中，学生们也要学习“修身、字课、习字、读经、史学、舆地、算学、体操诸阶级”。总之，清代伊犁地区的旗学教育从始至终都坚持开设“清语”“圣训”“骑射”等常规旗学课程，选拔课考的科目也以这些内容为主。

伊犁旗学体系坚持“国语骑射”的教学内容不仅是为了使军营子弟能够维系骑射特长，增强个体军事素养，维持八旗军队的战斗能力，进而形成对于清朝的统一身份和文化认同，清廷还希望以此加强满族内部以及“八旗”这一组织架构内部的深层联系。伊犁旗学“国语骑射”的教学内容体现了清朝文化治边的特点，即清廷以“国语骑射”教育进行整合，既使学生熟练掌握骑射技能，加强当地的守边能力，又通过满语教育增加边疆旗学子弟的国家认同感，进而实现对边疆的有效治理。

出于维护和巩固“大一统”的需要，以及身处汉字汉语文化圈之中的现实，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将境内不同文化整合为一体是清朝统治者的必然选择。这种以儒学为核心的思想，在伊犁旗学的“圣训”课程以及《圣谕广训》课本中也得以体现。从历史上看，由皇帝以圣谕形式颁布教育子民的话语行为始于明朝朱元璋时期，清初沿用了明代的朱元璋六条圣谕，康熙帝在统治期间将圣谕扩展至十六条，以为军民共同遵守的道德和行为规范，并建立了朔望宣讲圣谕的制度。雍正二年（1724）,又将十六条圣谕衍释为万字的《圣谕广训》,使这些规范更加具体化、形象化。可以说《圣谕广训》是清代构建和维护“天下”体系的核心文本，与清代的政治、文化及社会治理有着密切的关系。《圣谕广训》以儒家伦理为核心，强调孝悌、睦邻、重农、勤俭等，涵盖个人修养、家庭伦理和社会秩序等方面的内容。除此以外，《圣谕广训》中的传播内容也与清代“天下”体系的现实实践密切结合在一起，体现了清朝边疆治理在理念方面的独特性。细而言之，《圣谕广训》继承并深化了儒家“孝治”传统，其第一条即为“敦孝弟以重人伦”，将以家庭、家族、宗族等血缘社会单位的稳定，通过“移孝作忠”转化为对君主的绝对服从，从而维护专制统治的意识形态。此外，《圣谕广训》还起到了文化整合与满汉交融的纽带作用，在“黜异端以崇正学”中，雍正皇帝详加解释道：“自古三教流传，儒宗而外，厥有仙、释，朱子曰：’释氏之教，都不管天地四方，只是理会一个心。老氏之教，只是要存得一个神气。’此朱子持平之言，可知释、道之本指矣。”这段话指出，儒学才是值得崇尚的正学。这些内容使得儒家伦理成为清朝的文化核心，并通过官方文本的权威性，进一步将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嵌入儒家话语体系，从而实现了满、汉以及其他各族文化在政治伦理上的融合。

（三）“因俗而治”与多语言教学体系

伊犁旗学的教学内容，除了加强文化、政治以及皇权认同的“国语骑射”和“圣训”课程外，还有一点从未改变，即多语言教学。由于清代伊犁地区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驻防在此地的官兵来自不同民族，蒙古八旗子弟数量尤多，这也就决定了此地教育的多样化。除了早期设立在惠远城的几所官学和义学只教授满语和骑射外，后期伊犁地区的官学课程，尤其是语言课程，逐渐丰富。“嗣于（乾隆）三十四年，将军永贵因旗兵驻于新疆，为各部落总汇之区，凡国语（即满语）、蒙古、汉文在在均须熟悉，始于办公应事有益，是以奏明满、汉、蒙古官学各一所。”在随后设立的官学、义学以及敬业官学中，满语是各族学生必学语言，同时也配备相应语言的教习来教授蒙文和汉文。伊犁八旗官学“授以小学四书、书经潘氏总论、六部成语，八旗则例诸书，讲习翻译。”伊犁养正学堂开设后也极为重视对学生多语言的教学：“学生功课宜循序渐进也……由汉文教习专授汉文，清、蒙、回文各教习各专授以清、蒙、回文，并讲求洋文字母拼法及清、蒙文连字之法，编译文字，学习语言，毋期融会贯通，毋事贪多务得。”

这种多语言的教学模式体现了清朝在边疆治理中“因俗而治”的文化治理方式，也充分体现出其“大一统”观念中追求“和”的治边思想。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儒家文化和汉语外，蒙古语在清代伊犁旗学的教学内容中也占有特殊的地位。清廷在边疆设立蒙古语教学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忠于朝廷的译员和官吏，服务于清廷“以蒙治蒙”的政治策略。蒙古旗人通晓蒙古语是处理蒙古事务的基础，尤其是在西北边疆地区，蒙古语不仅是诸多族群沟通的工具，更是维系中央与蒙古部族关系的关键。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的旗学通过蒙古语教学，为边疆治理输送了具备语言能力与行政技能的基层官员，客观上加强了清朝中央政府对边疆的管控。

综上，伊犁旗学既属于清朝旗学体系的延续，也独具特色，其多族群招生、开设“国语骑射”和“圣训”课程以及开展多语种教学等培养模式，凸显了清朝既要求“统一”，也接受“和而不同”的治边理念。这种理念在伊犁旗学前中期的办学过程中，也得到当地人的认可和支持。例如，开办伊犁养正学堂时搭建校舍、去京城和上海采买教学用具、招聘学校工作人员以及学生出洋川资等需要大批资金，其中修建学堂的工匠及材料费用皆由旧、新两满营及四爱曼各官自行捐资，未曾拨动库储公款，其中黑宰阿尔班两部哈萨克台吉及各千户长，每年捐缴银八千两，用作学堂经费。养正学堂送出第一班留学生后再次招生时报名人数一度达到92人，这相比于当时新疆其他学校的教学体量已经极为可观。由此可以看出，伊犁旗学制度在清朝的边疆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三、伊犁旗学的局限

清朝平定准噶尔之后，在西部建立的朝贡体系实质上是一个内外之间有多重划分的防御体系。为适应处理对俄事务的相关需要，伊犁旗学采取开办俄罗斯官学、学习俄语以及派学生至阿拉穆图俄国幼童学堂留学等措施来培养本地化的俄语外交人才。

1795年，伊犁俄罗斯官学举办首次选拔考试，留成绩优异者一名继续担任俄文教习，之前的教习返回京城俄罗斯馆，从这时起，伊犁俄罗斯官学正式成为常设学校。俄罗斯官学的学生主要学习俄语，主要培养文字翻译和外交人才。伊犁将军马亮在任期间采取了送学生至阿拉穆图俄国幼童学堂的培养模式：“初年拟由两满营内挑选文理通顺子弟十人……送赴俄国学堂肄业，定限三年卒业，须将俄国语言文字学习精通，采访俄国风土人情、舆地、算法，如能兼习英、法、德、美诸国文字者，更为优等。”留学学生的学费和路费由官府承担，归国优秀者可以在养正学堂充当教习，或是补防、晓等官，兼派中俄局提调、翻译等项差使。当时伊犁地区的官员对这些出洋学生的情况极为关注，“兹查赴俄肄业学生十二名，经志锐前赴喀什噶尔办理积案之便，道过俄春阿拉穆图学堂，考究该学生功课，内有六名资质聪敏，学业亦有进境，即已照俄国章程提入俄官学肄业，束修等项亦照该国所定加给；其余六名俟造就有成，再行拨学。”除了伊犁养正学堂外，当时塔城的养正学堂也聘请了俄国教师为学生教授俄文。

伊犁地区对俄语人才的需求量很大，当地极为重视俄语人才的培养，取得了一些成效。伊犁养正学堂派出的留学生关清廉、乌扎拉·萨拉春、音德善等人在清末民初均成为新疆地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外交、教育领域从业人员。可以说，伊犁旗学的俄语教育有一定的效果，但与同时期沙皇俄国草原总督府所在地开设的鄂木斯克少年军校的实际效果相比，清朝伊犁地区的军校教育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侧面反映出当时清朝政府在边疆治理尤其是西北边疆治理方面依然处于劣势。

首先，最初设立的伊犁俄罗斯官学延续了旗学“精英教育”的传统，每届人数仅有十六人，远不能满足伊犁地区对俄文翻译的需求，在很多情况下还需要从京城借调翻译。伊犁将军马亮曾在奏书中称：

在养正学堂开设后，虽招生人数增至40人，但伊犁地区缺少俄语人才的情况并没有太大的改观。反观鄂木斯克少年军校从1813年建立后短短几年，平均每年招生的人数已稳定在300人左右，为沙皇俄国的军队储备了很多高素质的军事等方面人才。由此可见，伊犁旗学的“精英教育”模式存在着培养周期长、培养人数少等问题，不能有效解决当地的人才需求问题，同时，它也未能与当地具有传统权威的贵族以及广大居民建立深层的链接纽带，始终存在与基层社会的脱节情况，因此造成旗学往往由清廷政策主导，缺乏稳定的社会根基。

第二，伊犁旗学课程在新式科目的课程设置方面略显薄弱，未能赶上时代的发展步伐。相较同时期俄国面向中亚地区事务而开设的鄂木斯克少年军校中的东方地理班，清代伊犁的俄文教学主要以语言实践为导向，因此该地俄语教育最重视的是培养学生翻译文本的能力，缺乏对具体军政事务的认识和把握以及现代化课程的及时更新。从光绪三十三年（1907）到宣统二年（1910），伊犁地区开办的新式学校中才第一次出现了物理、化学、外文、音乐、地理、美术等课程，而涉及枪炮等的军事培训课程基本没有出现。而同时期，俄国在中亚地区开办的鄂木斯克少年军校，从十九世纪早期就已开设地理学、几何代数、步枪和军刀训练等课程。该军校还在1837年后在高年级引入了大气学、统计学、机械、水力学、军事法庭管理、自然史等课程。其内部的东方班不仅学习阿拉伯语、蒙古语、鞑靼语、波斯语等多种语言，唱歌、跳舞、骑马、地理、测绘等基础课程，还学习战术、炮兵、防御工事等现代军事学科。

由此可见，清代伊犁官方的俄文教育主要以培养翻译人才为目标，存在招生数量过少、培养体系不完整、教育资源欠缺等多种问题。身为军校的伊犁旗学，相较于基本同时期的俄国在草原总督府“核心区”开办的军校，未能及时开设诸如武器设备使用、地理学、世界军事法律等先进军事课程，使得在应对俄国日益蚕食我国西北边疆的过程中，无法有效发挥自身的优势与潜力，从而使当地的清军在军事作战能力方面明显处于劣势。

正如鲁西奇教授所指出的，“核心区”应该满足兵甲(军兵)、衣食(财赋)、人才(文武官员)以及合法性的这四个要素，其中兵甲与人才资源是最重要的,只有拥有此二者,王朝才有可能建立起军队和官僚系统。伊犁旗学作为当地八旗军队的随营军校，其内容既涉及“核心区”的兵甲要素，又属于“人才资源”领域，因此，可以说伊犁旗学在伊犁“核心区”的形塑过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19世纪清朝的边疆治理中，深化西北各族群的国家认同是其中重要一环，开设伊犁旗学就是清朝在西北地区搭建边疆与国家沟通桥梁，促进多族群和谐共生的重要措施之一。从整体上看，清政府通过“精英教育”巩固统治阶层在伊犁地区的地位，并经由与内陆相协调的“国语骑射”“圣训”以及多语言教育，巩固了国家的共有记忆和精神纽带，促进了各族群间的交流交融，有力提升了清朝对于西北边疆地区的治理效果，也在帝国主义入侵的背景下有力地保障了国家西北边疆安全以及当地社会总体稳定。

伊犁旗学有其内在的局限性与滞后性。一方面，伊犁旗学存在着培养人才数量过少、周期过长的问题，无法满足当地对本地化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伊犁旗学课程在新式科目方面略显薄弱，未能赶上时代的发展步伐。与鄂木斯克少年军校的培养模式对比可以发现，沙俄在中亚地区的扩张并非仅仅从19世纪通过和清朝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和《中俄伊犁条约》开始，沙皇俄国早前就通过建立学校等方式逐渐开始了其对欧亚内陆地区的渗透，鄂木斯克军校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例证。

总体看来，伊犁旗学的兴办与消亡，作为清代中后期历史情境的折射，既体现了清代边疆治理中的地缘环境与政策变迁，也反映了清朝边疆治理在帝国主义侵略压力之下所能达到的某种限度及其内在困境。清朝伊犁旗学在国家认同上的建设较为成功，但是在快速变革的时代之下，它未能与时俱进，因此其认同构建缺失了历史性和时代性的支撑，最终走向崩塌。作为清代西北边疆治理中的教育实践环节，伊犁旗学的成功因素与失败教训，及其围绕其间的关于语言、文化、民族、认同、国家的讨论与政策安排，既能够推进我们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识与理解，也为我国的当代西北边疆治理以及更广意义上的边疆治理提供了必要的经验与启示。

文章刊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年第3期

初审|李有江  复审|黄龙光  终审|熊理然

一校|李有江  二校|和智利   三校|朱碧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