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 万力
编剧: 汤禹辰
主演: 檀健次 / 兰西雅 / 王戈 / 潘斌龙 / 王砚辉
类型: 剧情 / 犯罪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大陆
语言: 汉语普通话 / 中国手语
上映日期: 2025-10-04(中国大陆)
片长: 125分钟
又名: Sound of Silence
IMDb: tt36690044
在国内影视市场中，弱势群体题材的创作常陷入两难：要么沉溺于悲情叙事，将苦难异化为博取同情的工具；要么走向猎奇式表达，用标签化的塑造消解群体的真实质感。而《震耳欲聋》的出现，恰似一阵惊雷，打破了这一僵局。当银幕上的音效骤然抽离，喧嚣与配乐一同退场，只剩下手语在明暗交织的光影中划出的沉默弧线——这部国内首部聚焦聋人反诈题材的电影，以最克制的叙事姿态，完成了一场极具穿透力的精神叩击。它跳出了“弱势群体=悲情符号”的创作窠臼，以灰度人物的道德抉择为核心，在法律类型片的框架下，既剖开了聋人群体被遮蔽的生存困境，也直抵人性深处的明暗博弈，最终让“无声”拥有了远超“震耳”的精神力量。
灰度人物塑造：在身份夹缝中挣扎的非典型英雄
一部电影的灵魂，往往藏在主角的“不完美”里。《震耳欲聋》的核心魅力，正在于对“非典型英雄”李淇的立体塑造与深刻解构——檀健次饰演的这个角色，绝非传统律政叙事中无所不能、始终正义的精英化身，而是一个困在身份夹缝中的矛盾个体，他的挣扎与蜕变，恰是整部电影最真实的人性注脚。
作为聋人家庭的CODA（健听子女），李淇的成长始终伴随着双重割裂的阵痛。童年时，他是父母与外界沟通的“翻译器”：菜市场里帮母亲讨价还价，医院里替父亲听懂医嘱，学校里要应对同学对聋人孩子的异样眼光。这种过早承担成人责任的经历，让他对“特殊群体附属”的标签产生了本能的抗拒。长大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律师执照，西装革履地穿梭于律所与法庭，刻意用流利的口才、精致的着装构建“精英人设”，甚至在初期的庭审中，将手语异化为表演工具——面对聋人当事人时，他的手势夸张而急促，眼神里带着刻意的悲悯，每一个动作都精准地迎合着旁听席与镜头的期待，仿佛在向世界宣告：“我早已摆脱了那个无声的世界”。然而，聋人反诈案的降临，像一把猝不及防的钥匙，打开了他刻意尘封的原生记忆。当一群聋人受害者举着救救我们的纸牌找到他时，他们浑浊的眼神、比划时颤抖的双手，瞬间将他拉回童年——那时的父母，也是这样无助地依赖着他。案件的核心矛盾，更让他陷入良知与欲望的角力：一边是律所合伙人的催促，“这个案子没钱赚，还会得罪大客户”；一边是聋人受害者吴阿姨的托付，她将房产证小心翼翼地塞进他手里，布满皱纹的手紧紧攥着他的袖口，用手语比划：“我们信你，就像信自己的孩子”。
李淇的转变，没有顿悟式的廉价转折，而是踏在现实土壤上的层层递进。导演用三个极具冲击力的镜头，勾勒出他内心的觉醒轨迹：
第一个镜头，是他目睹聋人受害者集体下跪时的瞳孔震颤——当十几个老人颤巍巍地弯下腰，有人的拐杖倒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他下意识地后退一步，眼神里从最初的不耐烦，逐渐被震惊与愧疚填满；
第二个镜头，是他深夜翻阅案件卷宗时的指尖停顿——看到骗子伪造的自愿过户声明上，聋人受害者歪歪扭扭的签名，他的手指在纸页上摩挲，仿佛能触摸到他们签字时的茫然与无助；
第三个镜头，是暴雨夜中他奔寻证据的决绝背影——雨水打湿了他的西装，皮鞋在积水的路面上打滑，他却丝毫没有停歇，此刻的他，早已不是那个追求名利的精英律师，而是一个试图弥补愧疚、找回初心的迷途者。
檀健次的表演，更将这种转变具象化为可感知的细节。为了贴合角色，他用三个月时间苦练手语，从机械模仿到融入骨血：初期的手势带着明显的表演感，手腕僵硬，动作幅度刻意放大，像是在完成一项任务；随着剧情推进，他的手势逐渐变得沉稳、舒展——与父母和解时，他的手势缓慢而轻柔，掌心向上，带着卸下防备的坦诚；在法庭上为聋人辩护时，他的手势坚定有力，每一个动作都精准传递着法律的威严与对弱者的共情。这种手势语言的变化，恰似李淇从表演真诚到拥抱初心的蜕变，让这个角色跳出了银幕，成为一个可感、可触的真实存在。
对于一部聚焦聋人群体的电影而言，如何让无声世界被观众看见与感知，是创作的核心难题。《震耳欲聋》给出的答案，是一场视听的革新——它没有用字幕过度解读手语，也没有用配乐强行煽情，而是通过精准的镜头语言、音效设计与演员表达，构建起一座跨越听觉的共情桥梁，让观众真正走进无声的世界。
影片中30%的对白采用手语呈现，却实现了无字幕也能懂的叙事效果。这背后，是对肢体表达的极致挖掘。非职业聋人演员饰演的吴阿姨，贡献了全片最具冲击力的一场戏：当她得知自己的房子被骗子过户，积蓄化为乌有时，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只有身体的失控——她的肩膀剧烈颤抖，双手紧紧攥成拳头，指节因用力而泛白，随后缓缓抬起手，比划着“家没了”，眼神里的绝望从最初的空洞，逐渐被泪水填满。导演用一个长达20秒的特写镜头捕捉这一过程，没有切换，没有配乐，只有人物最本能的肢体反应。正是这种未经修饰的真实，让失去家园的痛苦超越了语言的边界，直抵观众的内心。
另一个经典的手语场景，是李淇与父母的无声对话。深夜的家中，灯光昏暗，父母坐在沙发上，李淇站在对面。父亲用手语问他：“你是不是不想再管我们了？”他的手势缓慢而沉重，指尖微微弯曲，像是带着小心翼翼的试探；母亲则在一旁沉默，双手交叠放在腿上，眼神里藏着担忧与体谅。李淇没有立刻回答，只是低下了头，随后缓缓抬起手，比划着“对不起，我以前太想逃了”——他的手掌先是向外推，模拟“逃离”的动作，随后慢慢收回，轻轻放在胸口，传递着“愧疚”与“回归”。这场没有一句台词的戏，却比任何激烈的争吵都更能体现家庭成员间的隔阂与和解，因为每一个手势、每一个眼神，都是最真诚的情感传递。
音效设计的巧思，更让观众“亲历”了聋人的听觉世界。影片没有简单地消音，而是通过技术手段模拟聋人的听觉体验：当镜头聚焦于聋人角色时，背景音会瞬间变得模糊失真——菜市场的喧嚣、汽车的鸣笛、人声的交谈，都变成了低频的嗡嗡声，只有靠近耳边的声音才能勉强听清。这种处理，让观众直观感受到信息壁垒的残酷：当健听人能轻松获取信息时，聋人却要在混沌的声音中艰难分辨，甚至错过关键的警示。而在关键场景的静音处理，则形成了“无声胜有声”的情感张力。比如聋人受害者们集体发现被骗的瞬间，银幕骤然失声——此前的嘈杂（骗子的花言巧语、律师的冷漠回应）突然消失，只剩下他们慌乱的手势、泛红的眼眶与彼此搀扶的身影。这种从有声到无声的反差，将角色的内心呐喊转化为观众的生理共鸣，仿佛自己也置身于那个绝望的现场，感受着他们的无助与痛苦。
此外，影片的镜头语言也始终服务于“无声世界”的表达。对于聋人角色，导演常用近景特写捕捉他们的面部微表情与手部动作，让观众聚焦于非语言信息；而对于健听人与聋人的互动场景，则常用中景镜头展现两者的距离——初期李淇与聋人受害者对话时，镜头刻意拉开，让他与对方保持一定的物理距离，体现他的疏离；后期他融入群体时，镜头逐渐拉近，甚至采用肩并肩的构图，暗示身份的融合。这种镜头语言的变化，无声地诉说着李淇的心理转变，也让观众更易代入角色的情感。
潮湿现实主义：藏在烟火气中的隐喻
导演万力标志性的“潮湿现实主义”美学，为《震耳欲聋》的现实质感注入了灵魂。影片的故事发生在西南小城，潮湿的气候贯穿始终——漏雨的律所天花板、雨帘笼罩的街巷、被雨水打湿的窗玻璃，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不仅勾勒出地域特有的烟火气，更藏着精妙的隐喻与真相。
李淇所在的律所，是“潮湿美学”的核心载体。这间位于老写字楼里的小律所，墙皮斑驳，天花板上贴着几张泛黄的防水纸，却依然挡不住雨水的渗透——每当雨天，水珠顺着墙皮滴落，在桌面上积成小小的水洼，李淇总是一边打电话一边用纸巾擦拭，动作里带着无奈与疲惫。这个场景的隐喻显而易见：律所本应是正义的殿堂，却被“潮湿”——现实的无奈、利益的诱惑——侵蚀，变得摇摇欲坠。而当李淇决定为聋人受害者辩护后，他不再擦拭桌面上的水珠，反而将案卷摊在水洼旁，仿佛在与“潮湿”和解——这也暗示着他接受了现实的不完美，却依然选择坚守正义的初心。
西南小城的街景，则是聋人群体生存环境的真实写照。影片中多次出现这样的镜头：清晨的菜市场，摊贩的吆喝声、自行车的铃铛声交织在一起，聋人摊主却只能通过顾客的手势判断需求；老旧的居民楼里，楼梯间的声控灯对聋人毫无意义，他们只能摸索着在黑暗中前行；街角的公交站，电子屏上的到站信息更新缓慢，聋人乘客只能一次次踮脚张望。这些充满烟火气的细节，没有刻意渲染苦难，却让聋人群体的信息困境变得具体可感——他们并非生活在另一个世界，而是与我们共享同一片街巷，却因听觉的缺失，要面对无数看不见的障碍。
“潮湿”的隐喻，还延伸到人性的复杂层面。影片中的每一个角色，都像被雨水浸润的海绵，既藏着柔软的善意，也带着现实的褶皱。比如汤宇轩，作为聋人群体中的知情者，他曾被骗子利诱，协助伪造文件，但当他看到吴阿姨因失去房子而崩溃时，内心的愧疚让他最终选择作证——他的转变，就像潮湿环境中悄然生长的青苔，虽不起眼，却带着顽强的生命力。再如王砚辉饰演的反派，他并非脸谱化的坏人，而是将弱肉强食奉为真理的信徒，他的办公室装修奢华，却摆着一盆枯萎的绿植，暗示着他在利益的追逐中，早已失去了人性的温度。这种对人性的刻画，让影片的现实批判不再是非黑即白的道德说教，而是对复杂社会生态的真实映照。
真实案例改编：从银幕到现实的关怀延伸
《震耳欲聋》的力量，很大程度上源于“真实”二字。影片取材自手语律师张琪的真实经历，聚焦“聋人房产诈骗案”这一长期被忽视的社会议题。
影片对真实案件的还原，既保留了核心矛盾，又进行了艺术化提炼。比如骗子的诈骗手段：他们先以“免费办理低保”“房产抵押理财”等名义接近聋人，通过伪造翻译让同伙冒充手语翻译，篡改沟通内容、模糊条款，将过户说成暂时登记等方式诱骗受害者签字；而当受害者发现被骗后，骗子又以合同合法威胁，甚至暴力恐吓。这些细节，均来自张琪律师经手的真实案例，影片没有刻意放大暴力场景，却通过聋人受害者颤抖的双手、躲闪的眼神，让观众感受到骗子的残忍与嚣张。
更具现实锋芒的是影片对制度性困境的呈现。当李淇带着聋人受害者的材料找到法院时，工作人员一句“合同是本人签的，我们也没办法”，道破了问题的核心——现行法律对“认知能力缺陷”的界定，多聚焦于精神疾病、智力障碍，却忽视了聋人群体因信息接收障碍导致的意思表示不真实。影片中，李淇在法庭上的辩护词直击要害：“他们签的不是名字，是对’听懂’的信任；骗子骗的不是房子，是整个社会对聋人群体的忽视。”这句台词，既是对案件的辩护，也是对社会的叩问——当我们用统一标准衡量所有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时，是否忽略了那些身处“信息洼地”的群体？
但《震耳欲聋》并未止步于“批判”，而是在沉重的现实底色中埋下了希望的种子。影片结尾，李淇不再执着于精英律师的身份，而是联合公益组织成立了聋人法律援助站；张小蕊作为年轻聋人，通过短视频平台普及手语反诈知识，让更多聋人学会保护自己；甚至片尾的手语教学彩蛋，也并非简单的附加内容——当银幕上出现“你好”“小心”“报警”等基础手语的演示时，它实则在搭建一座沟通桥梁，让健听人了解聋人的语言，也让聋人感受到被关注的温暖。
这种“从银幕到现实”的关怀的延伸，正是影片最动人的社会价值。正如张琪律师在采访中所说：“《震耳欲聋》的意义，不在于让更多人’同情’聋人，而在于让更多人’看见’他们——看见他们的困境，也看见他们的力量；看见我们的忽视，也看见我们可以改变的地方。”
结语：让无声被听见，让渺小被看见
当最后一幕庭审的喧嚣渐息，法官宣布休庭的声音逐渐淡去，银幕上，李淇站在法庭中央，对着聋人受害者们缓缓比划手语——没有激昂的口号，只有简单的“谢谢”与“别怕”。阳光透过法庭的窗户，洒在他们的身上，手语在空中划出柔和的弧线，无声的眼泪顺着吴阿姨的脸颊滑落，滴在她紧握的纸牌上，将“救救我们”的字迹晕染开，却仿佛变成了“我们赢了”的希望。
那些细碎的、沉默的瞬间，最终汇聚成一声惊雷，在每个观众的心底炸响。《震耳欲聋》的真正力量，从来不是声量的大小，而是它让“无声被听见”——听见聋人群体在信息壁垒中的挣扎，听见他们在困境中的坚守，也听见我们自己内心深处，那不该被名利遮蔽的良知回响。它以电影为媒介，让健听世界与无声世界相遇，让我们明白：所谓“包容”，不是居高临下的帮助，而是平等的看见与倾听；所谓正义，不仅是法律条文的冰冷规定，更是对每个生命个体的尊重与体谅。
END
主编、策划： 马瑜慧
文字编辑： 杨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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