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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余秋雨，大家都知道他是咱们中国有名的文化学者，写过《文化苦旅》《千年一叹》那些让人读了心里沉甸甸的书。

1999年，他跟着香港凤凰卫视的“千禧之旅”去了印度，本来是想看看这个文明古国的文化遗迹，结果却被那里的现实震撼得不行，甚至有点沮丧。

更有意思的是，一位印度前部长还安慰他说：“中国再过25年就能赶上我们。”这话听起来怪怪的，余秋雨当时估计心里五味杂陈。

1957年，余秋雨跟着家人搬到上海，这地方热闹得很，对他影响也不小。1963年，他从上海晋元高中毕业，考进了上海戏剧学院，学的是戏剧文学系。那几年，他天天泡在书堆里，读中外戏剧经典，脑子里的想法越来越多。

1968年，他大学毕业，正赶上那会儿的特殊时期，被分到农场干体力活。白天扛锄头干农活，晚上借着昏黄的灯光看书，日子苦但也没放弃学问。到了1970年代末，他终于能回学术圈，搞教材编写和戏剧研究。

1976年，他写了篇《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让人眼前一亮。1983年，他出了《戏剧理论史稿》，把戏剧理论的历史捋得清清楚楚，拿了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那时候他才算正式在学术圈站稳脚跟。

1985年，39岁的他成了中国大陆最年轻的文科教授，厉害吧？第二年，他被评成“上海十大学术精英”，1987年又拿了个“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的称号。

那年他还出了《艺术创造工程》，讲艺术创作的门道，学界反响特别好。1980年代，他还当过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忙着搞教学、带学生，办公室里书堆得满满当当。

1991年夏天，他开始跑遍中国各地考察文化遗址，长城、黄河、敦煌、江南古镇，他都去过。站在莫高窟看壁画，在丽江古城听古乐，这些经历都成了他写作的素材。

1992年，他把这些见闻写进《文化苦旅》，书一出就火了，大家都说他是“文化大散文”的开山鼻祖。1995年，他又出了《山居笔记》，继续聊文化的深层问题，文字厚重又有味道。

1999年，他加入了凤凰卫视的“千禧之旅”，跑了4万公里，去了希腊、埃及、以色列、印度等10个国家，看人类各大文明的遗迹。这趟旅行的见闻，后来写进了2000年的《千年一叹》，里面有他对不同文明的对比和思考，视野宽得不得了。

2000年代，他更忙了，2004年出了《笛声何处》，2005年写了《艺术创造论》。2008年，他在香港浸会大学当“全人教育教席教授”，每年教5到6个月。2010年，他去澳门科技大学当人文艺术学院院长，2016年成了荣誉院长。

2012年，他在浙江中国美术学院弄了个“秋雨书院”，想带出一批年轻的文化学者。2014年，他的《余秋雨学术六卷》出了，把他的学术成果收拾得整整齐齐。他的书被翻成好多语言，国外也有不少人看。

他不光是作家，还是个文化使者，老想着把中国文化推出去。2019年，他又出了《雨夜短文》和《中国文化课》，还在用文字给大家讲文化的道理。

他的第一任妻子是李红，生了个女儿，后来1992年他跟黄梅戏演员马兰结婚了。2012年，他妈去世，享年92岁，他在《吾家小史》里写了不少家里的故事。

印度考察的那些事儿

1999年，余秋雨跟着“千禧之旅”到了印度。他对这个地方本来挺向往的，毕竟佛教文化那么牛，历史也老长，想去看看菩提伽耶、鹿野苑啥的。可下了飞机，现实就给了他一巴掌。

新德里街头乱哄哄的，摊贩挤在路边卖东西，破布上放着水果、首饰啥的，乞丐坐在那儿伸手要钱。牛车、自行车、汽车挤一块儿，喇叭响得头疼，空气里一股子尘土味儿夹着汗味儿和垃圾味儿，他坐在车里估计都皱眉头了。

从巴基斯坦边境到新德里，500多公里，中国也就4小时车程，印度愣是开了快10小时。路上全是窝棚区，低得只能爬着进去，塑料布、木板搭的，脏得跟垃圾堆似的。

里面就一块破毯、几件破衣、一口小锅，穷得没法想象。路边小孩光着脚跑，脸上脏兮兮的，手里还挥着捡来的塑料瓶。

最让他受不了的，是去看恒河。这条河在印度人眼里是神圣的，啥信仰、仪式都靠它。早上到了瓦拉纳西的河边，他一下车就傻眼了。

河水黑乎乎的，臭得刺鼻子，岸边全是垃圾、粪便、破布。远处火化场冒着浓烟，烧完的灰飘到河面上。河边人挤人，有的老人躺那儿等死，有的乞丐拖着病腿要钱。

他上了小船，河面上漂着动物残骸和人骨灰，商贩划船过来卖东西。岸上台阶那儿，有人拿河水刷牙，有人喝水，有人祈祷。火化场的烟熏得空气都是焦味儿，他捂着嘴都吐了。

这时候，有个当过印度文化部长的官员走过来，看他这样，以为他担心中国发展呢。那人拍他肩膀，说了句：“中国进步很快，再过25年就能赶上我们印度了。”

余秋雨抬头看他一眼，只回了句“印度真是特别”，就回船舱了，连晚饭都没跟那人吃。之后几天，他还去了泰姬陵、菩提伽耶那些地方，可恒河那景象老在他脑子里晃。

他发现印度问题不少，种姓制度还留着尾巴，女人地位低，路烂、卫生差。火车外面挂满人，街上垃圾堆到处是，他就在想，这么有文化的国家，怎么现实这么乱呢。

余秋雨后来的路

回国后，他把这些写进《千年一叹》，2000年出了书。他没藏着掖着，直接说恒河脏、人口多、火化场烟大，写得挺真。他觉得那儿的人和自然是种奇怪的共存状态，挺沉重的。

他也没光说不舒服，而是想让大家想想文化的根儿和人该咋活。这书一出就火了，大家都被他对印度的描述震住，也被他的反思戳中。这书成了他写作的一个高峰，也让他更出名。

之后，他没停下来。2002年，他写了《行者无疆》，讲欧洲的见闻，跟《千年一叹》有点呼应。他去了卢浮宫、斗兽场，看西方文明咋回事儿，还老拿东方的东西比。

2004年，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北大评为“中国十大艺术精英”和“中国文化传播坐标人物”。2005年，他跑去哈佛、耶鲁讲课，讲中国文化，外国人听着都鼓掌。

2008年，他在香港浸会大学教书，学生挺喜欢他。2010年代，他出了《何谓文化》《冰河》《泥步修行》啥的，2019年还有《雨夜短文》和《中国文化课》，一直在写一直在想。

那趟印度之行虽然让他挺郁闷，但也让他眼界更宽。他没否定印度的文化，而是老实写下来，让大家看到真实的印度。他的文字不光是记录，还老点醒人想想文明咋回事儿。他在《千年一叹》里说：“文明的路，从来不是好走的，得老反思老往前走。”

现在，他还在文化圈里活跃，书还老有人读。他的印度之行是个深刻的经历，提醒大家现代化不能忘了文化根儿和人本来的样子。他的想法和记录，带着新一代接着琢磨文化的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