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秋天，我们背着塞得鼓鼓囊囊的军被行囊，踏进福州梅峰路6号的校门。右手边水泥柱上挂着块白底木牌，“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卫生学校”几个黑字，在九月的太阳下透着沉静的庄重。那时候谁也没料到，四年后这儿会改成福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而我们，成了用这个老校名毕业的最后一届学员。
这所学校依山而建，满眼都是绿意。从校门到教学楼的主路两旁，从教室往坡顶宿舍去的小径边，都整齐地长着高大的白玉兰树。树干粗壮，树皮斑驳，刻着年岁的痕迹，想来该是建校时就种下的。它们就这么静静伫立着，陪伴一届又一届学员成长，也陪伴我们走过了两年时光。
我分在学员二队，担任二区队的区队长。队里一共三个区队：一区队是医士班，我们二区队和三区队是护士班。每个区队又分四个班，每班大约十二个人。学员中大多是南京军区各单位选送的战士，也有少数部队子弟直接招进来的“内招生”。可不管来自哪里，进了这个门就都一样了——都是军校学员，肩上扛着同样的期待与责任。
开学第一关就是九月的军训。福州的初秋依然又湿又热，训练场上的太阳晒得地面发烫。我这刚上任的区队长，不光要把“一二一”喊得响亮，还得用余光时刻留意队伍是否整齐。有趣的是，即便是在部队待过的老兵，这时也得从最基础的摆臂重新练起——在这片操场上，所有人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军训时最让人惦记的是英子。她矮矮黑黑的，眼睛不大，却透着一股不服输的倔劲儿，一开口就是憨厚的家乡话。可她走正步总“顺拐”：左腿迈出去，左胳膊也跟着往前甩，活像只认真却总踩错步点的小企鹅。教员越纠正，她越紧张。队伍里偶尔飘来的笑声，让她脸涨得通红，只会攥着拳头小声嘀咕：“咋又错了哩！”
大概是不想拖队伍后腿，每天晚饭后，她总会悄悄来找我：“区队长，陪我练练？”我俩就蹲在玉兰树底下，她自己喊着节拍一遍遍练习，额角的汗珠滚下来，砸在草地上。哪怕只练顺了一步，她也咧开嘴笑，露出两颗小虎牙：“你看！俺就说能行！”那股子认真劲儿，比九月的太阳还要热烈。
军训一结束，规律的学习生活就正式开始了。每天天刚蒙蒙亮，六点的起床号就划破晨雾，我们得在五分钟内穿戴整齐，冲下楼集合跑操。跑完回来，真正的“战斗”才拉开序幕：抢水龙头洗漱，把被子捏出棱角，连毛巾、牙缸都得摆成一条直线。忙完这些，才能列队去吃早饭。
早上七点五十，我们整齐地走在玉兰树掩映的大道上。四人一排齐步向前，左手统一拎着黑色人造革书包，右手跟着口号规律摆臂。晨光从树叶缝隙里漏下来，在绿军装肩头轻轻跳跃。那些挺拔的玉兰树，像沉默的哨兵，日复一日注视我们从宿舍走到教室，再从教室走回宿舍，见证着我们平凡却饱满的每一天。
除了上课和日常训练，游泳课也是不少女学员的头疼事，我也不例外。有次实在不想下水，就悄悄躲在泳池外边，听见里面教员洪亮地喊着“收翻蹬夹，注意节奏！”，心里还暗自庆幸不用挨冻。直到多年后，和我转业到同一单位的秋影在泳池里轻松自如地来回穿梭，我才后悔当初没有认真学。那些逃掉的游泳课，成了军校记忆里永远补不上的小缺口。
军校生活不只有训练和学习，还有突如其来的纪律检查。军务科的赖科长是大家最怕的人，他总喜欢在玉兰道上搞突击检查。记得一天早上，我们正列队走着，他突然从树后闪出来，“立定”一声如同打雷。“成何体统！”他指着有些松散的队伍喝道，“全体原地踏步五十遍！”我们只好乖乖在落满花瓣的路面上踏起步来，直到他微微点头：“这才像军人的样子！”
不过纪律虽严，也有轻松的时刻。帮厨就是每个班都盼着的轮值任务——主要是能暂时躲开训练。炊事班有位高个子阿姨，说一口叽里呱啦的闽南话，我们一句也听不懂。她性子急，看我们干活慢，就一边比划一边大声嚷嚷。虽说语言不通，可她往灶台边一站，我们手底下都不自觉地快了起来，生怕被她“念叨”。
开学大概两个月后，队里办了场联欢晚会，每个班出一个节目。学员队里藏龙卧虎，吹拉弹唱都有高手。二班长周在峰和季晓凤还常去军区参加汇演，水平更是不一般。我们班没什么文艺骨干，最后合计着演个逗乐的节目。班里高高壮壮的小陈自告奋勇反串男角，我则被大家推上去演女角。上台时，她僵硬地搂住我肩膀，我别扭地拽着衣角，俩人像被线牵着的木偶。可就是这生硬又夸张的互动，反倒把全场逗得前仰后合，成了晚会最热闹的片段。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和燕子成了要好的朋友。她走路有点外八字，身子轻轻摇晃，像只蹦蹦跳跳的唐老鸭。我们私下里常这么逗她，她也不生气，还学着鸭子“嘎嘎”叫两声，逗得大家直乐。别看她走路模样憨，胆子却很大，打球时敢冲敢抢，唱歌时沙哑的嗓音别有一番味道，身边总围着一群玩得好的同学。
有段时间她迷上了架子鼓，上课都坐不住。总把黑色人造革书包摊在腿上，手指跟着心里的节拍敲击，肩膀一耸一耸的，早把上课抛到了脑后。时间长了，书包边角被敲得脱了线，她也不在意。有一回教员点她回答问题，她猛地站起来，书包“啪”地掉在地上，课本散了一地，她自己还懵懵的，惹得全班哄堂大笑。
更“大胆”的是，为了去校外琴房打真鼓，她居然敢爬墙。我撞见过两回，她蹲在墙根下，看见我就摆手：“就一小时！马上回来！”说完扒着墙头，身子一扭就翻了过去，动作干脆利落。我看着她的背影，只好摇摇头，心里默默祈祷队长和教导员千万别撞见。
军校明令不准谈恋爱，可青春的心思哪是规定拦得住的？队里有个从医院考来的姑娘，是我们私下公认的“队花”。她男朋友是某院院长的儿子，开学时那位年轻军官开着吉普送她来学校的场面，好多人都还记得。虽然队领导找她谈过几次话，但这段恋情仍是全队公开的秘密。在严格的纪律底下，悄悄藏着一丝属于那个年纪的浪漫。
军校的夜晚通常很安静，可一到考试前，宿舍里就有了心照不宣的“地下活动”。晚上熄灯后，我们屏住呼吸贴在门边，听着队干部查寝的脚步声由近及远，最终消失在楼道尽头。确认安全后，先用毛毯仔细遮严窗户，然后蜷进闷热的被窝里拧亮手电，一边复习，一边竖起耳朵留意走廊的动静——稍有异响便立即关灯。说来也怪，那些在提心吊胆中背下的知识点，反而记得特别牢固。有时半夜起床如厕，仍能看见邻床被窝里透出点点微光，宛如夜空中闪烁的星星。
还有一阵子，队里几个女学员迷上了织毛衣。虽然明文规定不允许，可女孩子家那种细软的心思，总想在紧绷的日子里寻个透气的地方。于是，一到周末，宿舍里便有了些悄然的动静。阳光好的午后，有人会挨着窗坐下，借着自然光，让毛线针在手指间灵巧地穿梭；若是晚上，便在床头借着手电筒那一圈昏黄的光晕，一针一针地勾着。有位从浙江来的姑娘，手艺最是精巧，竟能用彩线织出活灵活现的小鹿，那鹿的眼睛亮晶晶的，仿佛会说话，惹得我们围着她，又羡慕又赞叹。
这秘密活动终究没瞒过队长。一次突击检查，她从几个柜子里搜出了好几件织了半截的毛衣，什么都没说，只是沉着脸一并收走了。我们心里空落落的，以为再也见不着了。没想到毕业前夕，队长板着脸在队部门口放下一摞收缴的“半成品”，对经过的我们说：“拿回去吧。以后……等你们真有闲工夫了，给男朋友织。”我们愣在原地，这句话从一向严厉的队长口中说出，让在场的人都愣住了，随即心里涌上一阵复杂的暖意。
还有一次查房的乌龙，现在想起来都忍不住笑。深夜值班的教导员巡视女学员楼，正好撞见一个睡眼朦胧起夜的姑娘。那妹子迷迷糊糊看见个男干部的身影，吓得用家乡话大喊：“抓流氓啊！”安静的楼道瞬间炸了锅，不少人披着衣服跑出来看。第二天这事传遍全队，那姑娘羞得一整天都没敢抬头，成了大家偷偷笑话又觉得可爱的小插曲。
岁月流转，玉兰依旧年年盛开。每到花开时节，空气中便浮起那熟悉的清香。这香气仿佛从未间断，轻轻袅袅地穿过时光，将那些斑驳的记忆一一唤醒：英子额角滚落的汗珠和咧开嘴时的小虎牙；燕子蹦蹦跳跳的背影和翻墙时的麻利；深夜里被窝中手电筒的光晕，以及队长归还半截毛衣时那句让空气瞬间安静的话。
如今，南京军区卫生学校已成为历史，梅峰路6号大院也渐渐在记忆中模糊。但那些玉兰树下的时光，却沉淀为生命深处的底色。操场上被烈日灼烤的坚持，纪律下悄悄滋长的情谊，紧张与活泼交织的日夜——它们无声地融进我们后来的人生。无需刻意提起，却在每个抉择的关口悄然浮现。那份被玉兰树见证过的挺拔与韧性，如年年如约的花香，默默陪伴我们走向更远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