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里柴三郎作为日本近代医学和细菌学的奠基人之一，被日本人称为大和民族的“近代医学之父”。他出生藩医之家，青年时赴德国研习细菌学，并首次成功纯培养破伤风杆菌，还合作开创了血清疗法。香港鼠疫暴发后，他赴港寻找致病细菌，积极推动国际防疫合作。回国后他创办“养生园”专门收治结核病患者，还创建了日本首个传染病研究机构，推动细菌学和免疫学研究，主导制定传染病防治法律，奠定了国家公共卫生框架，为日本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日本（2003）：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从藩医之子到全球细菌学先驱，北里柴三郎用一生证明，科学的价值不仅在于探索未知，更在于解决现实困境。他的“研究为实用”的理念，不但塑造了日本现代医学的发展路径，更成为跨越国界的科学精神财富。
1853年1月29日，肥后国玉名郡（今日本熊本县）藩医北里家的第三个儿子降生了，取名柴三郎。父亲北里玄明是当地有名的汉方医，家中常年弥漫着当归与甘草的香气。北里柴三郎自小看父亲用汤药救治病人，可在他12岁那年，当地突然爆发痢疾，汤药对重症患儿根本就没有效果。他目睹邻居家的孩子一个个死去，第一次对汤药产生了疑问：“为什么汤药救不了这些孩子的命呢？”
1868年明治天皇即位，日本为摆脱民族危机、实现近代化而开展了一系列改革运动，废藩置县强化中央集权，殖产兴业发展近代工业，文明开化仿效西方生活，实行征兵制建立近代军队（这也孕育了日本的“侵略”属性，深刻影响了近代东亚的历史进程），史称明治维新。新政府设立“学问所”，开始引进西方医学书籍。在强烈求知欲的驱使下，北里柴三郎悄悄潜入学问所，翻阅最早传入日本的西方解剖学著作《解体新书》。书中清晰的人体神经、肌肉、血管、骨骼、脏器图谱深深震撼了他，从此立志学习西方医学。
北里柴三郎说服父亲允许自己放弃家传汉医，远赴长崎跟随荷兰医师学习西医。1875年，他考入东京医学校（现东京大学医学部）预科。为克服语言障碍，他苦学德语与荷兰语，同时不断思索传统医学与西方医学如何有机结合。这段经历既延续了他作为藩医世家的务实与悲悯，也为他日后远赴德国投身细菌学研究埋下了伏笔。
日本极限片（2003）：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他在德国科赫实验室深造期间，在科赫指导下系统学习病原菌分离与培养技术，与贝林、埃尔利希合作研究传染病，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其学术成就至今被视为日本近代医学崛起的里程碑。
1883年，北里柴三郎从东京大学医学部毕业，开始从事实验室研究。1886年，他获内务省选派前往德国柏林，成为罗伯特·科赫领导的传染病研究所首位日本研究员。1889年，他设计出“氢气置换+80℃加热淘汰杂菌”法，在世界上首次成功纯培养破伤风杆菌，并证实其为严格厌氧菌，一举推翻了“厌氧菌无法单独培养”的成见。1890年，他与埃米尔·贝林合作，以免疫动物血液制成含抗毒素的血清，使小鼠对破伤风及白喉毒素产生被动免疫，由此开创“血清疗法”之先河。他与保罗·埃尔利希围绕血清疗法进行合作，深入研究抗毒素的产生机制与作用原理，助力确立了通过动物免疫制备抗血清的关键方法。科赫在皇家普鲁士科学院向大家介绍北里柴三郎时高声宣布：“日本现在有了自己的细菌学家。”柏林大学破例授予他“荣誉教授”头衔。
特兰斯凯（1991）：贝林（左）与北里柴三郎（右），两人合作共创了血清疗法。贝林获得了190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北里柴三郎获得了提名，他虽未获奖但提名本身就是对他学术成果的认可，从多个维度折射出他的科研价值、时代背景与学术影响力，见证了这位从药香中走出的日本少年登上世界科研之巅的非凡历程。
1892年初，北里柴三郎携技归国，他希望建立日本本土传染病研究机构，但政府未能提供支持。在教育家福泽谕吉等人的资助下，他于东京芝公园依照“科赫-巴斯德双模板”创立了日本首家民营微生物研究机构——私立传染病研究所（IDRI）。他亲任所长，其建筑布局、实验动线与培养室正压系统，皆由巴黎巴斯德研究所专家手绘草图远道寄来，细菌培养实验室的标准化设备则由北里柴三郎从德国带回。
IDRI的成立标志着日本从单纯引进西方技术转向自主技术创新。研究方向初期聚焦破伤风、白喉等传染病的血清疗法研究。1893年，IDRI打破欧美技术垄断，成功量产破伤风抗毒素，使日本成为亚洲首个掌握该技术的国家，实现了破伤风抗毒素的国产化。此外，研究所还开展了对炭疽、结核等病原体的研究。北里柴三郎延续了在德期间的学术联系，与柏林科赫研究所、巴黎巴斯德研究所共享技术资料。
日本（1950）：明治维新教育家福泽谕吉，他长期倡导“脱亚入欧”，创办的庆应义塾和《时事新报》成为支持科学的重要平台。他认为传染病研究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遂联合实业家大仓喜八郎、涩泽荣一等共同出资，于1892年5月28日帮助北里柴三郎成立了IDRI。
19世纪末，结核病在日本广泛流行，严重威胁民众健康。北里柴三郎对此非常重视，将一部分精力放在了结核病的研究与防治上。1893年，他设立了“问荆之丘养生园”，专门收治结核病患者，成为日本最早的结核病专业疗养机构之一。问荆之丘养生园不仅提供治疗，还注重患者的隔离与康复，体现了当时对传染病控制的前瞻性理念。
1894年5月，鼠疫暴发于香港石硖尾一带，疫情迅速蔓延，月余便夺走了逾500人性命。这座昔日商船云集、市井繁华的远东商埠，一夕之间沦为令人闻风丧胆的“死亡孤岛”。危急之际，港英当局向各国求援，日本内务省迅速响应，于6月2日派遣北里柴三郎率六人小组驰援香港。6月7日，北里柴三郎在玛丽医院的临时实验室里，从鼠疫病人的血液与淋巴结中分离出一种“两端浓染的革兰阴性小杆菌”；6月9日，完成血清明胶纯培养及小鼠足垫接种实验，实验动物于40小时后死亡，并分离出相同形态菌株。6月14日，他将四页英文报告提交港英医务总监，并投往《柳叶刀》杂志，于7月7日刊出。
在北里柴三郎抵港的第十九天，即6月20日，巴黎巴斯德研究所派遣的细菌学家亚历山大·耶尔森携简易设备抵达香港，他借法国传教士之助也进入了玛丽医院，并立即展开了研究。6月23日，耶尔森以张伯伦滤器除菌的淋巴结渗出液感染豚鼠，引发了典型死亡。6月28日，他将菌株送抵西贡，研究成果于7月10日发表在法国《科学院报》上。
最终，耶尔森的发现获得了学术界的认可，原因有二。其一，北里柴三郎7月7日发表于《柳叶刀》的报告仅记述细菌形态与动物接种，属初步记录；耶尔森7月10日刊于《科学学报》的简报虽迟三日，却完整展示了关键发现：确认细菌形态，首次证明疫鼠与患者感染同种细菌，并指出“老鼠或为传播媒介”。学界认为其研究更符合病原鉴定的完整标准——兼具微生物学与流行病学证据。
其二，北里柴三郎的报告虽早发表，却引发争议，其团队成员青山胤通回国后公开质疑采样污染，指北里柴三郎所分离菌株或含杂菌。耶尔森的菌株经西贡巴斯德研究所复核，于1894年11月被巴黎国际卫生会议列为“参考株”。他所采用的张伯伦滤器除菌设计，较北里柴三郎的直接培养法更利于排除污染，成为其获认可的关键。
现代基因测序显示，北里柴三郎存于东京大学的菌株与今日标准株CO92的16S rDNA相似度达99.8%，但缺失巨型质粒pPCP1，毒力稍低。耶尔森存于巴斯德研究所的菌株pPCP1完整，确为“标准株”。因此耶尔森获得命名权，该菌被命名为“鼠疫耶尔森菌”（Yersinia pestis）。
法国（2013）：细菌学家耶尔森，他从鼠疫患者身上分离的细菌被学术界认可，并被命名为“鼠疫耶尔森菌”。1894年8月，北里柴三郎将他的染色玻片与剩余菌块寄给耶尔森，并在信中说：“若我的玻片能印证您的发现，这份荣誉属于科学，也属于逝去的生命。”这段“竞而不争”的往事，被《自然》杂志评为“科学外交的最早典范”，也让北里柴三郎与巴斯德研究所结下了超越国界的学术情谊。
1899年，日本政府以强化公共卫生管理为由，将IDRI收归内务省，更名为“国立传染病研究所”，北里仍任所长。此举虽削弱了机构的独立性，但能够获得稳定的财政支持，研究范围也扩展至疫苗开发（1907年研制出日本首个狂犬病疫苗）。
香港的疫情，让北里柴三郎亲眼目睹了殖民港口的检疫漏洞。1899年，他推动政府颁布了《海港检疫法》，首次将血清学诊断纳入船舶查验条例。1900年，他为台湾总督府制定船舶熏蒸条例，被誉为“东亚检疫之父”。1906年，《巴斯德研究所年刊》以12页篇幅刊载了北里柴三郎的弟子志贺洁发现痢疾杆菌的论文，并在编者按中注明：“此稿承北里柴三郎博士转递，标志日本正式跻身国际微生物学核心圈。”1908年，IDRI捐赠给香港5000单位鼠疫抗血清，使死亡率从90%降至40%。
1914年，日本政府将IDRI并入东京帝大。因与东京帝大医学部的学术竞争，北里柴三郎愤而辞职。巴黎巴斯德研究所所长埃米尔·鲁克斯闻讯致信给他：“若东京不容，巴黎永为你留座。”北里柴三郎深受鼓舞，以私人名义自筹5万日元建立了“北里研究所”。巴斯德研究所再派专家赴日，亲手为他设计兔负压室与冷冻干燥链，使该所成为东亚唯一同时通过德、法、日三国GMP认证的生物制品基地。此后巴斯德研究所每年都将最新培养基配方寄予北里柴三郎，信封上总是工整地写上“致我们的日本同人”。（北里研究所延续了IDRI的研究传统，在二战期间开发出抗疟药物，并在战后成为亚洲传染病研究中心，与巴黎巴斯德研究所、柏林科赫研究所并称“世界三大研究所”。）
1924年，鉴于北里柴三郎在医学领域的卓越贡献，日本天皇授予他男爵爵位，将他纳入象征荣誉的华族体系。面对这份至高荣誉，他始终保持对医学本质的清醒认知，并在谢辞中强调：“医学的使命在于预防，而非爵位。”那时他已推动建立了覆盖日本主要城市的公共卫生监测网络，主导研发了针对破伤风、白喉的早期疫苗，用数十年实践证明：比起为少数患者治疗，通过预防手段阻断疾病传播，才是医学对社会最大的贡献。
1931年6月13日，北里柴三郎因脑溢血在东京逝世，享年78岁。数千名医护人员、学者及受其理念影响的民众自发为他送行，时任日本医学会会长评价他 “用细菌学的钥匙，打开了日本公共卫生的大门”。他门下的弟子始终铭记恩师“预防为先”的信念，数十年间持续在传染病研究、基层卫生建设等领域践行其理念。
为了让这份医学精神得以系统传承，北里柴三郎的门生们于1962年联合日本医学界力量，共同创立了北里大学。这所大学从诞生之初便以“传承北里精神，深耕预防医学与生命科学”为核心定位，其医学部下设传染病学、公共卫生学等特色学科，不仅延续了北里研究所“科研与临床结合”的传统，更将“预防疾病”的理念融入了本科教育——学生需参与社区卫生调研、传染病防控模拟等实践课程，从源头理解医学的社会价值。如今，北里大学已成为日本顶尖的医科大学之一，其在流感病毒研究、抗生素开发等领域的成果，仍在延续着北里柴三郎“以预防守护生命”的最初理想。
2024年，日本时隔20年发行的新版1000日元纸币正式流通，北里柴三郎的肖像被印于纸币正面，肖像采用了世界首创3D全息防伪技术，通过旋转可呈现立体效果。此次将其印上纸币，不仅纪念他在传染病防治和医学教育领域的贡献——包括建立日本首个传染病研究所、推动制定《传染病预防法》、传播“以预防守护生命”的核心理念，更象征着对明治维新后科学开拓精神的国家致敬。
作者简介
王平，南京医科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中华医学集邮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