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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4月14日，地中海的蔚蓝波光漫过马耳他的古老城墙，岛上的日子宁静而舒适。这一天，马耳他邮政发行了一套两枚纪念邮票，为那场在此召开的抗击布鲁氏菌病（Brucellosis）大会留下了注脚。第一枚邮票定格了两位医学先驱的身影——戴维・布鲁斯（David Bruce）与特米斯托克利・扎米特（Themistocles Zammit），第一枚则以试管、烧瓶与山羊为景，串联起科研与疫病交锋的密码。我们不妨循着邮票的纹路，回到19世纪末——去触碰先辈们追寻布鲁氏菌、抗击布鲁氏菌病的足迹。

布鲁氏菌病是一种古老的疫病，19世纪时被称作马尔他热（Malta fever），还另有一串别名——波状热、地中海弛张热、山羊热、克里米亚热、塞浦路斯热、直布罗陀热、那不勒斯热等，亦是全球最常见的人畜共患病之一。19世纪中叶，这种疫病在马耳他的英国驻军中大举蔓延，夺走了500多条生命，留下6000余病例，惊动了英国医学界。

1863年，英国陆军助理外科医生约翰・奥尔德里奇・马斯顿（John Aldridge Marston）在马耳他，首次精准地记录下了患病士兵的症状——他将这种病称作“地中海胃潴留热”。这些士兵多是克里米亚战争后被送往马耳他疗养的，他们的症状清晰可辨：不规则发热、肌肉与关节酸痛，伴胃肠道不适，病程往往拖至30到90天，甚至更久。二十多年后，英国皇家陆军军医布鲁斯来到马耳他后，这场疫病的神秘面纱才终于被缓缓揭开。

1855年5月29日，布鲁斯生于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一个苏格兰移民家庭。他5岁时随家人迁回苏格兰的斯特灵，少年时就读于斯特灵中学。闲暇时他总在河畔追逐蜻蜓，用自制的放大镜端详叶脉，邻居们打趣他“口袋里揣着个实验室”。这份对自然的好奇，为他日后的科研之路埋下伏笔。

14岁时，布鲁斯被送往曼彻斯特一家仓库做工，后因重症肺炎辍工，才在1876年得以进入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攻读医学。五年后，他以优异成绩获得了医学与外科学位。医学院毕业后，他在萨里郡赖盖特医院实习时，与微生物学家玛丽・伊丽莎白・斯蒂尔（Mary Elizabeth Steele）相遇成婚。此后48年，玛丽既是他的人生伴侣，更是实验室里并肩作战的伙伴——布鲁斯的172篇论文中，近30篇署有她的名字。

1883年，布鲁斯加入英国皇家陆军医疗队，次年被派往有着“地中海心脏”之称的马耳他岛。彼时，首都瓦莱塔的驻军医院正被马耳他热的阴霾所笼罩，患病士兵接连倒下，死亡率高达8%，眼前景象触目惊心。目睹这一切的布鲁斯在日记里写下了“我必须找到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句子。他决意追缉这一“幽灵”，熬过了数个寒暑的艰苦研究，他终于以科赫法则为指引，完成了病原学史上堪称经典的“三连击”。

首先是观察：1887年，他为4名死于“马耳他热”的士兵做尸检，首次在其脾、肝、肾组织中发现成簇的细沙状革兰阴性球杆菌（最初被他归为球菌，后修正为杆菌）；其次是分离：将可疑菌落放入无菌培养基培养，成功获得纯净菌株；再次是验证：把纯培养物注入兔与狗体内，实验动物出现了与人一致的症状，且从其脏器中再次分离出同一致病菌。

就这样，布鲁斯以“病原—疾病—再分离”的完整闭环，确凿无疑地锁定该菌就是“马耳他热”的病原体。1897年，英国军队病理学家阿尔姆罗思・爱德华・赖特（Almroth Edward Wright）研发出试管凝集试验，用于诊断该病。1920 年，科学界以布鲁斯的名字将该菌命名为“布鲁氏菌”（Brucella melitensis），“马耳他热” 也自此正名为“布鲁氏菌病”（Brucellosis）。

明确病原体后，传播途径仍是未解之谜。1895年，布鲁斯与马耳他本土医学家扎米特携手，踏遍牧场展开追查，最终发现未经消毒的羊奶是布鲁氏菌侵入人体的关键通道。1905年6月，殖民政府颁布禁令：军营及市面禁售生羊奶，所有乳制品均需经 63℃巴氏消毒法处理30分钟。蒸汽缭绕中，感染的风险大幅度降低。次年，驻军布鲁氏菌病的发病率骤降至0.8%。一位随军牧师在信中感慨：“我们不再为战友的葬礼列队，转而向羊奶煮沸的蒸汽鼓掌。”

 1903年，布鲁斯受命奔赴非洲乌干达，专攻“昏睡病”（非洲锥虫病）。维多利亚湖畔，患者先发高热，继而嗜睡、昏迷，终至死亡。他在湖畔熬过无数昼夜，从患者血液中分离出带鞭毛的锥虫，锁定采采蝇为传播媒介，继而在采采蝇肠道中追完了锥虫的完整生命周期。

卓越贡献为布鲁斯赢得了累累荣誉：1899年当选皇家学会院士，1901年获巴斯德奖章，1908 年受封爵士，1915 年摘得列文虎克奖章。1919 年他以少将军衔退役，晚年因慢性肺病常往马德拉岛疗养。1931年11月23日，玛丽先他而去，四天后他也追随妻子而去了，临终前反复叮嘱：“任何关于我的报道，务必让世人知道我妻子所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