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杰出的生理学家、医学家、植物学家和诗人阿尔布雷希特·冯·哈勒（Albrecht von Haller），以伯尔尼为起点，用一生的探索在生理学、植物学、胚胎学、文学等疆域里刻下了不朽印记。他不仅被公认为18世纪第一流的实验生理学家，更被后世尊为“近代生理学之父”。他以跨界的才华与深邃的洞见，为现代生命科学铺就了通往实证与系统的康庄大道。
瑞士（1958）：儿童福利基金附捐邮票之“近代生理学之父”哈勒诞生250周年
1708年10月16日，哈勒诞生于瑞士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伯尔尼（Berne）。这座位于阿尔卑斯山下、阿勒河两岸的历史文化名城，既赋予了他沉静的气质，也为他埋下了对自然与生命的好奇种子。早年在伯尔尼公立学校接受基础教学时所受到的启蒙，如春雨般滋养了他的少年求知欲。虽然他幼年丧父，体质羸弱，但学习能力超强，在语言方面尤具天赋，颇得老师的喜爱。而后，跟随叔父约翰·鲁道夫·诺伊豪斯（Johann Rudolf Neuhaus）研习哲学与医学的经历，让他初窥到生命科学的奥秘，并立下了成为一名医生的志向。
法国（2024）：欧洲首都系列——瑞士伯尔尼，这座欧洲历史名城哺育了青少年时代的哈勒，令他一生钟情医学、植物学与文学（尤其是诗歌）等诸多领域，成为一位知识渊博的人类最后一批博物学家之一
1723年，年仅15岁的哈勒考入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图宾根大学（University of Tübingen）学习医学，在这座始建于1477年的古老学府里师从埃利亚斯·鲁道夫·卡梅拉里乌斯（Elias Rudolph Camerarius Jr.）、约翰·杜费尼（Johann Duverney）等知名教授，学习了医学基础、解剖学、植物学等课程。图宾根大学的学术环境强调实证观察和逻辑推理，这对哈勒的科学方法论产生了深远影响。遗憾的是，当时图宾根大学无法提供人体标本进行解剖实验，学生们只能满足于解剖狗的尸体。在图宾根大学期间，哈勒还大量接触了古典文学与诗歌创作，这与他后来的文学成就密切相关。
德国（1977）：图宾根大学500周年。这所创建于1477年的大学，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哈勒在这里一年半的学习经历虽然短暂，却是他学术生涯的起点，他在此掌握了医学和自然科学的基础，培养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对他后来的学术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1725年，哈勒被当时欧洲最负盛名的医学教授赫尔曼·布尔哈夫（Hermann Boerhaave，他在医学、化学和植物学领域都有卓越贡献）所吸引，从图宾根大学转学来到荷兰莱顿大学（University of Leiden）。在莱顿大学，他不仅跟随布尔哈夫学习医学，还跟随解剖学家伯恩哈德·西格弗里德·阿尔比努斯（Bernhard Siegfried Albinus）学习解剖学和外科学。在莱顿，他有了自己的心仪之地——一个解剖室、一个植物园、一个诊所，而两位导师的教导更是对他的学业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1727年，哈勒在莱顿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年仅19岁。他的博士论文主题是证明某种所谓的“唾液腺导管”实际上只是血管。具体来说，当时有学者声称发现了一种新的唾液腺导管，哈勒对此进行了驳斥，称其是一个谬误。在他的博士论文中，通过解剖和实验成功论证了这一结构并非唾液腺导管，而只是普通的血管。这一研究纠正了解剖学上一个流行的误解，展现了哈勒在医学研究方面的严谨态度和批判精神。莱顿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为年轻的哈勒镀上了专业的金边，标志着他青少年时代的结束和学术生涯的开始。
荷兰（1938）：莱顿大学教授布尔哈夫逝世200周年。哈勒在莱顿大学的学习经历，尤其是在布尔哈夫指导下接受的医学训练，对他后来的科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奠定了他在生理学、解剖学和植物学等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基础
从莱顿大学毕业后，哈勒在英国伦敦和法国巴黎游学一年。他参观医院和博物馆，现场观摩手术操作，进行尸体解剖，愈发钟情解剖学。在伦敦，他结识了许多当时著名的科学家，包括汉斯·斯隆爵士（Sir Hans Sloane）、威廉·切塞尔登（William Cheselden）、约翰·普林格尔（John Pringle）和詹姆斯·道格拉斯（James Douglas），与他们的交流使他接触到了当时英国在解剖学和医学研究方面的最新进展。在巴黎，他在亨利·弗朗索瓦·勒德朗（Henri François Le Dran）和雅各布·温斯罗（Jacob Winslow）的指导下继续学习解剖学，这段经历帮助他提升了在解剖和外科方面的专业技能。之后，他回到瑞士，在巴塞尔大学（University of Basel）著名数学家约翰·伯努利（Johann I Bernoulli，以对无穷小微积分的研究而闻名）的指导下研习数学，学习了微积分、无穷极数、变分法一级概率论等当时最前沿的数学知识。在此期间，他还深入阿尔卑斯山区采集植物标本，开始了专项植物学研究。
瑞士（2010）：巴塞尔大学550周年。在这座高等学府里，莱顿结识了一批充满激情的年轻医生，并在伯努利教授的指导下研习数学，精密的逻辑思维与生命科学的感性探索就这样在他心中得到了交融，为他日后跨学科的突破埋下了伏笔
1729年，哈勒回到故乡伯尔尼，一边照顾生病的母亲，一边在当地医院工作，并进行解剖学研究，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他开始研究老师布尔哈夫的《医学原理》，撰写医学论文，探讨人体生理学和解剖学问题，并积极参与当地的学术活动，与伯尔尼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家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他加入了伯尔尼的自然科学学会，并在学会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工作与学术的间隙，他的目光被山间的草木所吸引。他俯身于阿尔卑斯的草甸，指尖拂过龙胆与雪绒花，将瑞士的植物一一收集、分类，那些标注着形态与生长习性的手稿，后来化作了他植物学研究的基石，也让他在手术刀与显微镜之外，多了一份对植物世界的温柔牵挂。
瑞士（1958）：儿童福利基金附捐邮票一套5枚，1枚为博物学家哈勒头像，另4枚为哈勒所喜爱的生长于阿尔卑斯山脉的植物花卉。阿尔卑斯山的美丽景色，激荡着哈勒的诗心，给了无穷的创作源泉，这段时间创作的大量诗作收录于他的《瑞士诗歌集锦》（1732年出版）一书中
命运的转折在1737年到来，哈勒受邀担任新成立的德国哥廷根大学的解剖学、植物学和外科学教授，他的学术之花迎来了最炽热的绽放。在生理学领域，哈勒的洞见如惊雷般划破了传统认知的迷雾。他的研究方法严谨，注重实验与观察，在哥廷根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生理学研究所，开创了实验生理学的先河。他与助手进行了数百次的生理实验，证明肌肉对刺激的反应是收缩，并将这种能力称为“应激性”，即某些器官（特别是肌肉）对种种刺激做出反应，也就是说肌肉通过收缩对力学的、热的、电的和化学的影响作出反应。他同时指出疼痛感依赖于神经的存在，而神经具有“敏感性”，并于1752年发表了题为《人体器官的敏感性与应激性》的论文。这一理论，为现代生理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让后世研究者得以循着他的足迹，探索神经与肌肉之间的奥秘。
在胚胎学的探索中，哈勒也留下了独特的印记。他最初信奉“精子预成论”，后又转向“卵子预成论”，坚信胚胎早已在卵子中悄然蛰伏。这一理论虽在后世被细胞学说替代，却如同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激起了胚胎学研究的层层涟漪——他的思辨与观察，推动着学界从“预成”的猜想走向“渐成”的实证，让胚胎发育的奥秘在争论中愈发清晰。
哈勒的目光从未局限于人体，在哥廷根的校园里，他亲手规划的植物园渐渐葱郁起来，从瑞士移栽过来的植物与本地物种在此共生，成为他研究植物分类的活标本。他进行了大量的植物学原创性研究，出版了包括《瑞士植物志》在内的多部作品，其编排体系不同与林奈的系统，完全是他自己设计的。他对植物形态与习性的细致描摹，不仅丰富了分类学的宝库，更让植物学从零散观察走向了系统研究。
瑞士（2008）：哈勒诞生300周年。票图上哈勒的侧面像与层层剪影，暗喻他对后世的深远影响。他人生中的17年是在哥廷根大学度过的，这17年是他用智慧与汗水浇筑的黄金时代，每一项研究都如破土的新芽，最终长成了荫蔽后世的参天大树
作为教育家，哈勒的智慧更体现在为科学培育土壤。他在哥廷根大学建立的解剖学实验室，让冰冷的标本与鲜活的实验在此相遇，推出了众多的解剖学研究成果，并出版了令人赏心悦目的雕刻版血管解剖图谱。他创办的产科学校，为母婴健康筑起了科学的屏障。他积极参与学术期刊的编辑工作，为《哥廷根学报》撰写了约1200篇文章和评论，既有对新发现的解读，也有对学术争议的辨析。这些充满智慧的文字，恰如一座桥梁让欧洲学者得以在此交换思想、碰撞火花，让科学的光芒穿透了地域的阻隔。
尽管哈勒在哥廷根大学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但他始终未能完全适应这里的生活。超负荷的工作、同事间的倾轧、身体的健康状况、孩子的前程问题、越来越浓的乡情，使他的内心一直向往着故乡伯尔尼，最终在1753年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辞去教职，带着满身的学识回到伯尔尼。此后二十余年，他继续从事医学研究和实践，同时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还担任了6年的爱格尔（Aigle）市伯尔尼盐场常务经理。他致力于改善当地的医疗条件，推动医学教育的发展，并参与了伯尔尼大学的筹建工作。
1757年，哈勒开始撰写那部足以彪炳史册的《人体生理学纲要》，整整化了十年时间陆续出版了八卷。这部鸿篇巨制详细描述了生理学的所有领域，讨论了旧观点，陈述了新观念，最后展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巨著不仅研究生理学，而且涉及解剖学和胚胎学，并论述了理论医学，被认为在医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他在书中系统阐述了呼吸运动机制，明确了胆汁在消化系统中的重要作用，对胚胎发育作了独特性的描述。书中对心脏的描述尤为精妙，他细数心房与心室收缩的顺序，说它们如钟表匠般精准。他还提出了“心脏自动节律”的创见——当心脏被血液充盈，便会因“易激性”而自然收缩，将血液泵向全身。这一理论，为现代心脏生理学埋下了第一块基石，让后世对心脏的认知得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哈勒在伯尔尼的晚年生活相对平静，但他依然保持着对科学和文学的热情，他在植物学和诗歌方面的才华，也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声誉。1777年12月1 日，当伯尔尼的雪花落满窗台时，这位科学巨匠悄然合上了双眼。斯人虽逝，却给世界留下了一座横跨生理学、植物学、胚胎学的学术大厦。
瑞士（2008）：哈勒诞生300周年邮票首日封，票图为哈勒的侧面像，邮戳上的笔尖镌刻着他丰硕的学术成就，封图中的植物见证着他在植物学领域的卓越贡献。他的学术贡献与人格魅力，赢得了世人对他的广泛尊敬
哈勒的一生，是科学家的严谨与诗人的浪漫互相交织的一生。他既能在实验室里用手术刀解构生命的奥秘，也能在诗文中吟唱自然山川的壮美；既以政治家的远见推动科学教育，又以编辑的细致搭建学术桥梁。正是这份多元与深邃，让他超越了时代，成为 18 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如今，当我们翻开生理学课本，触摸植物标本，或是凝视胚胎发育的图像时，仍能感受到他留下的温度——那是一位先驱者用一生的探索，为人类点亮的科学之光。
王平，南京医科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中华医学集邮研究会副会长。
编辑、审核：夏媛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