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书籍出版业鼎盛时期，线描插图与话本小说的结合形成了独特的视觉叙事体系。《金瓶梅》崇祯本现存二百幅木刻插图，以’无评不图，无图不评’的编排方式，开创了文学图像学的先河。
线描艺术以其’计白当黑’的简约美学，恰好承载了这部世情小说’不写之写’的文学特质——当文字在道德规训前欲言又止时，线条却在纸面游走出另一重真相。
线描笔尖下，西门庆书房中的大理石屏风暗藏等级密码：其天然山水纹隐喻文人雅趣的刻意附庸；螺钿描金交椅的繁复纹样，则暴露新富商贾的审美僭越。
《金瓶梅》影响极广，被称为“明代四大奇书之首”。
很多画家为金瓶梅创作过插图，不过凭借一己之力打算画全本《金瓶梅》的画家直到近代才出现 。
明代绣像本中潘金莲的服饰细节堪称符号学的精密布局：缠枝莲纹马面裙的每片裙门都暗藏佛手瓜纹样，隐喻其’攀附’的本性；腰间禁步玉坠本应规训女子步伐，却总在画面中呈现凌乱姿态。
崇祯年间《出像水浒传》的插画师甚至发明’斜视法’，让潘金莲的眼白始终多于瞳孔，使观者在任何角度都能感受到被斜睨的道德压力。
清代姑苏年画作坊创造出更隐秘的视觉规训系统：《金瓶梅》年画中的潘金莲必手持团扇，扇面绘有’草虫啄牡丹’图式——工笔牡丹象征富贵，却被蝼蛄蛀蚀，这种图像隐喻成为市井阶层最直白的道德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