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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
物象几乎成为了舒适笔墨的载体，而这种笔墨下的物象又与他们的诗情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新的艺术表达。倪瓒曾有名言，说他画竹只是为了表达胸中的逸气，不管观者将其视为麻还是芦，这并非随意之言，而是当时许多画家共同的一种创作思想。理解这种思想后，再看他们的作品，就能领会更深层次的意境。在这种创作思想的影响下，画上的题诗与物象是否相符，就更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了。
倪瓒的作品中，可能只画了两棵树和一个草亭，却硬要说它是某山房，并附上充满情感的诗句。从画面来看，它更像是某某山房的“遗址”，因为既无山也无房，一片空旷。然而，在收藏著录或评论记载的书中，却没有人将其称为“遗址图”，也没有人怀疑诗是抄错了的。
到了八大山人，他在画上的表现更进一步，所画的物象不仅是“在似与不似之间”，几乎可以说他主要以不似为主。他画的鹿、猫等都翻着白眼，甚至鱼鸟也是翻白眼的。这些翻白眼的动物实际上是画家自己的化身，他在向世界翻白眼。在这种画上题的诗，自然也就不言而喻了。具体来说，八大山人题画的诗几乎没有一首是容易理解的，可能他原本也没打算让观者看懂。奇怪的是，这些难以理解的诗歌竟然有人试图解释它们，这就像是猜谜一样，或者像是巫师传达神语，永远无法证实。
无论是倪瓒还是八大山人，他们的画作、诗作，以及诗画结合的作品，都是他们自我创新、自我表达的产物，与那些欺世盗名、无理取闹的作品截然不同。因此，称它们为瑰宝、杰作，并非仅仅因为作者的名气，而是因为这些作品体现了诗人、画家的灵魂、人格和学养。纸上的艺术表现，不过是他们灵魂、人格、学养升华后的反映。如果我们要探索前面提到的“核”，这无疑应该是核中的一部分。
诗画结合也存在庸俗的情况。南宋邓椿在《画继》中记载了皇帝考画院画手时以诗为题的故事。例如，“乱山藏古寺”，画山中庙宇的都不及格，只有画山中露出鸱尾、旗杆的才算合格。“万绿丛中红一点”，画绿叶红花的都不及格，只有画竹林中美人有一点绛唇的才被选中。“踏花归去马蹄香”，画家无法下手，只有画马蹄后追随着飞舞的蜜蜂蝴蝶的才能夺魁。这些故事如果不是记录者想象捏造的，那么这些画可以说是“画谜”，谜面是画，谜底是诗，庸俗无聊，难称大雅。如果是记录者想象出来的，那么那些记录者可以说是“定知非诗人”了。
从探讨诗书画的关系，我们可以理解前人“诗禅”、“书禅”、“画禅”的说法。虽然“禅”字太抽象，但用它来说明诗、书、画本身许多不易说明的道理，反而比繁征博引来得更概括。那么我把三者关系说成具有“内核”，可能辞不达义，但用意是不难理解的。我还觉得，探讨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必须对三者各自具有深刻的、全面的了解。在了解的扎实基础上再能居高临下去探索，才能知道唐宋人的诗画是密合后的超脱，而倪瓒、八大山人的诗画则是游离中的整体。这并不矛盾，引申言之，诗书画三者间，也有其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