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精选

在任何时代，勇气都是人类穿过从婴儿期到人格成熟这条崎岖之路所必需的简单的美德。但是，在一个焦虑的时代，在一个道德群集与个人孤立的时代，勇气是一种必不可少的东西。在社会习俗作为更为一致的指导的时期，个体在他的发展危机中也将更必然地受到暗中的压制；但是在像我们的时代这样的过渡时期，个体在更小的年龄就要依赖于自己，并且这种依赖要持续更长的时间。

我们所指的主要并不是在面对外在威胁，如战争和氢弹时所需的勇气。相反，我们所说的勇气乃是一种内在的特性，是一种将个人的自我与个人的可能性相联系的方式。当这种涉及个人自我的勇气获得以后，人们就能以镇定得多的方式来面对外在情境的威胁。

勇气是一种人们在面对获得自由时所产生的焦虑的能力。它是一种分化的意愿，是一种摆脱对父母的依赖这个受保护的王国，走向自由和整合这一新层面的意愿。对勇气的需要不仅出现在那些脱离父母之保护最为明显的阶段——例如，在自我意识诞生时，离开家去上学时，青少年时期，恋爱、婚姻出现危机时以及在面对最终的死亡时——而且还出现在一个人从熟悉的环境跨越种种边境走进不熟悉之环境这个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之间。正像神经生物学家库尔特·戈德斯坦博士很合理地提出的，“勇气归根到底只是一种对存在之震动所作出的肯定性回答，它是人之本性的实现所必需的”。

勇气的反面并非懦弱，而是勇气的缺失。说一个人是懦夫就像说他很懒一样，是毫无意义的：它只能告诉我们，某种极其重要的潜能还没有被实现或受到了限制。正如人们竭尽全力想理解在我们这个特殊时代的这个问题一样，勇气的对立面是自动顺从。

今天，成为自我的勇气几乎不会被尊崇为最高的美德。一个困难在于，许多人仍然将这种勇气与19世纪后期自力更生的人们那种令人窒息的态度联系在一起，或者与诸如《不屈者》这样的诗中所表现出来的无论多么真诚但却有些荒谬的“我是自己命运的主人”这一主题联系在一起。带着某种程度的赞同态度，今天有许多人认为，坚持自己的信念表现在“伸出脖子，出人头地”这样的习惯用语中。这个毫无防御的姿势最主要表示的是，任何过路人都可以挥动手臂击中这个伸长的脖子，并砍下那颗头。人们还可以将坚持自己的信念描述为“处于有一只手被夹住的境地之中”。这又是一幅怎样的画面啊！在人有一只手被夹住时，他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爬回去，锯掉这只手，保存生命，像伊卡洛斯(Icarus)殉难似的但却很可能毫无用处地坠海而死一样富有戏剧性，或者一直待在这个有一只手被夹住的境地之中，像印度的看树人一样过着呆板单调的生活，受到那些并不重视看树人的大众的奚落，直到这只手由于其自身的固定负载而脱落。

这两个习惯用语都突出了这一事实，即人们最为恐惧的是脱离群体、“鹤立鸡群”、不能与群体打成一片。人们缺乏勇气，是因为他们害怕被孤立、孤独，或者害怕遭受“社会孤立”，也就是说，害怕被嘲笑、被奚落或者被拒绝。如果一个人重新融入了人群之中，那他就不会冒这些危险。而且这种被孤立绝不是一种很小的威胁。沃尔特·坎农博士关于“巫毒教死亡仪式”的研究表明，原始人可能真的会由于在心理上与社会隔绝而死亡。现在已经观察到这样一些关于土著人的案例，当他们被社会排斥，而且其部落对待他们的方式就好像他们不存在一样时，那么事实上，他们便会逐渐地“枯萎”并死亡。而且，威廉·詹姆士也已经提醒我们说，由于社会不认可“而被杀死”这种表达方式中所包含的真理要比其中所包含的诗意要多得多。因此，人们对于冒着被群体抛弃的危险而坚持他们自己的信念害怕得要死，就并不是神经症想象的臆造了。

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所缺乏的是一种对苏格拉底或斯宾诺莎所拥有的友好的、温暖的、切身的、独特的、建设性的勇气的理解。我们需要恢复一种对勇气的积极方面的理解——作为成长内在方面的勇气，作为个人自我生成的一种建设性方式的勇气，这种自我生成要先于献出自我的力量。因此，当我们在本章强调坚持个人自己的信念时，我们所指的根本就不是生活在一种分离的真空中；实际上，勇气是所有创造性关系的基础。

从古老的关于普罗米修斯的故事开始直到今天，人们已经认识到，创造需要勇气。巴尔扎克从他自己的经验中很好地认识了这个真理，他曾对这种勇气进行过非常生动的描述，让我们引用他的话来代为说明：

在艺术、商业以及其他领域中创造外在性的作品，与创造个人的自我——也就是，发展个人的能力，使自己变得更为自由、更有责任心——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每一个真正具有创造性的活动都意味着获得一种更高水平的自我意识和个人自由，而且正如我们在普罗米修斯与亚当的神话中所看到的，要获得一种更高水平的自我意识和个人自由可能会涉及相当大的内在冲突。

有一位风景画画家，他的主要问题在于摆脱他自己与一心想要占他为己有的母亲之间的关系，很多年来，他一直想要画肖像画，但却从来都不敢下笔。最后，他鼓足了勇气，在三天的时间里“全心投入”，画了几幅肖像画。这些画都非常出色。但是非常奇怪的是，他不仅感觉到了相当大的喜悦，同时也感觉到了强烈的焦虑。第三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梦，在梦中，他的母亲告诉他他必须自杀，然后他就带着一种可怕的、无法抵抗的孤独感给朋友们打电话，向他们作最后的告别。实际上，这个梦要说的是，“如果你要创造，那你将离开你所熟悉的一切，而且你将会孤独和死亡；因此最好待在这个熟悉之地，不要创造”。当我们看到这种强有力的潜意识威胁的本质时，非常意味深长的是，整整一个月他再也没有画肖像画——也就是说，直到他克服了梦中所出现的那种焦虑的反攻之后，他才开始画肖像画。

在巴尔扎克优美的措辞中有一点是我们所不同意的，也就是，这种勇气是“凡夫俗子完全不懂的”。这种错误的出现是由于他将勇气与显然引人注意的行动（如战士的冲锋陷阵或米开朗琪罗为完成西斯廷教堂拱顶的绘画而作的努力）等同了起来。凭我们现在对心理的潜意识作用的了解，我们知道，在几乎每一个人的梦中以及在很难作出决定时所出现的更为深层的内心冲突中，他们进行斗争所需的勇气与战士冲锋陷阵所需要的勇气是一样的。将勇气视为“英雄们”以及艺术家的专利仅仅表明，人们对于几乎所有活着的人的内在发展的深奥程度了解得是多么少。在一个人脱离群体——象征性地说是子宫——以成为一个独立个体的每一步中，勇气都是必需的；这就好像是在每一步中，他都要遭受他自己之新生的剧痛。无论是战士敢冒死亡危险的勇气还是小孩子离开家去上学的勇气，勇气都意味着放开熟悉之物与安全之物的力量。勇气不仅在一个人偶尔为自己的自由而作重大决定时是必需的，日常生活中琐碎的小决定同样也需要勇气，这些小决定就像砖头，构建起了他的自我大厦，使他成为一个能够自由而负责任地行动的人。

因此，我们现在所谈的不是英雄。实际上，诸如奋不顾身这样显而易见的英雄主义通常是某种完全不同于勇气的东西的产物：在最后一次战争中，空军中那些“很火”的飞行员显得非常勇敢，敢于冒险，但是他们通常却不能克服自己内在的焦虑，于是不得不以外在的奋不顾身而招致危险，以此对其进行补偿。勇气必须被看做是一种内在的状态；否则外在的行动就可能让人产生非常大的误解。伽利略表面上向宗教法庭作出了妥协，同意宣布放弃他关于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观点。但是重要的是，据传，他内心仍然是自由的，正如在他的旁白中所表明的，“地球仍然确实绕着太阳旋转”。伽利略能够继续从事他的工作：任何外人都无法说另一个人的什么决定是对自由的放弃，什么决定又是对自由的坚持。我们可以想象，逃避自由的诱惑可能存在于伽利略内心的某个声音之中，“绝不同意——像一个殉难者那样死去，这样就可以从必须继续从事这些新的科学发现中解脱出来了！”

因为与对抗性地支持外在的自由相比，要保存内在的自由，要在个人的内在旅程中继续向前进入新的领域需要更大的勇气。因此，成为殉难者通常会容易一些，这就像在战场上奋不顾身一样。尽管听起来很奇怪，但是自由的稳定坚韧的成长很可能是最困难的一项任务，所需要的勇气是最大的。因此，如果“英雄”这个词一定要用在这个讨论之中，那么它所指的绝对不是杰出人物的特殊行为，而是每一个人身上都潜存的英雄主义的元素。

并不是所有勇气根本上都是道德的勇气吗？通常所说的身体上的勇气，指的是冒忍受身体疼痛之危险的能力，它所指的可能仅仅是身体敏感性方面的一种差别。孩子或成年人是否有勇气进行斗争，只在很小的程度上取决于所涉及的疼痛的大小。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孩子是否敢于冒险面对父母的不赞许，或者他是否能够忍受树敌所带来的更多的孤立，或者他在潜意识之中为自己所选择的作为获得其安全感的一种方法的角色，是支持他自己还是通过顺从和“假装孱弱”而竭力被人喜欢。那些能够全身心地进行斗争而且没有内在冲突的人报告说，通常情况下，身体的疼痛会由于这种冲突所引起的兴趣而被克服。而且，这种所谓的敢冒死亡危险的身体上的勇气难道不也真的是一种道德的勇气吗？这种勇气是为了比个人的存在本身更为有价值的东西而奉献自己，并因此在需要的时候放弃自己生命的勇气。

根据我的临床经验，个人勇气发展的最大障碍在于，他不得不接受一种并非植根于他自己的力量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在一个年轻人的案例中看到这一点，他前来进行心理治疗，是因为他具有同性恋的倾向、强烈的焦虑感和孤立感以及反叛的倾向，这种反叛倾向会经常干扰他工作。在小的时候，他被人看做是一个胆小鬼，尽管几乎每天都会挨同学的揍，但他却从来都不敢打架。他是家里六个小孩中的老小，上面有四个哥哥，老五是一个姐姐。姐姐在小时候就去世了，他那个在生了四个儿子之后非常想要一个女儿的母亲非常伤心。于是，她变得非常亲近这个最小的儿子，并开始像对待女儿一样对待他，还把他穿得像一个女孩。对他来说，发展女性的兴趣爱好，不和其他男孩一起运动，不打架（即使他的哥哥们提出如果他打架就奖励他钱），都是非常符合逻辑的发展：他绝对不能冒险失去他在母亲那里的位置。因为很明显，如果他接受母亲为他提供的这个女孩子的角色，那他就能得到接受和赞同——但是作为第五个儿子，他的位置在哪儿呢？他的母亲实际上已经在潜意识中拒绝他了，因为他事实上不是一个女孩；如果他的行为方式像一个男孩，那他就会被她憎恨，认为他是她没有女儿的象征，他会使她想起她的小女儿已经死了。

这些显然与他天生的男性倾向相反的要求，会导致巨大的愤恨、怨恨，到后来还会导致反叛——所有这些他都不敢朝他的母亲表现出来。他作为一个男性的勇气的发展之基础已经从他内部被抽走了。作为一个成人，他现在在社会性反叛行为方面表现出了巨大的勇气；如果有人号召起来反抗男性权威，他肯定会一马当先加入到这个冲突之中。但是当要他反抗任何比他大的女人，也就是，任何他母亲的替代者而出现问题时，他都会惊恐万分——虽然在这个时候他母亲实际上已经去世了。他不敢去冒险面对的，是最终遭到他自己心中的母亲意象的反对以及与这种意象的隔离。

因此，如果一个人一直都是实践着父母眼中的他的某个角色——这个意象是他所坚持的，而且会使它永久地存在于他心中，那么他便不能知道他所信奉的是什么，更不要说坚持他所信奉的东西或者是知道他自己的力量是什么。在他开始行动之前，他的勇气是一片空白，因为在他心中没有真正的基础。

正常情况下，一个孩子能够一步一步地将自己与父母分化开来，一步一步地成为自己，而不会出现不能忍受的焦虑。就像他学爬楼梯一样，尽管会出现一次又一次的摔倒所带来的疼痛和挫折感，但是最终会发出胜利的欢乐笑声，因此在正常情况下，他能够一步一步地摸索着获得他自己在心理上的独立性。由于意识到了父母对他的爱，并且意识到了存在着一种与他的不成熟程度相称的安全感，因此他能够与父母在特殊的场合产生危机以及诸如关于上学等问题的危机，而他成长的勇气也不会被淹没。他无须在更大的程度上（与他所准备好的相比）孤军奋战。但是如果其父母像上面那位母亲一样，想要强迫孩子接受某个角色，想要支配或过分保护孩子使他们摆脱他们自己的焦虑，那么他所面临的任务就会变得困难得多。

在内心对其自身的力量感到怀疑（这种怀疑通常是潜意识的）的父母，通常倾向于要求他们的孩子要特别勇敢、独立和富有进取心；他们可能会给儿子买拳击手套，逼迫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加入竞争性的群体，而且在其他方面，他们还坚持要孩子成为一个“男子汉”，而他们在内心里感觉到自己不是这样的男子汉。一般而言，逼迫孩子的父母，与那些过分保护孩子的父母一样，其行动比其语言更为有力地表明，他们自己对孩子是缺乏信心的。但是，正如没有孩子会由于受到过分保护而发展出勇气一样，被逼迫的孩子也是不会发展出勇气的。他身上可能会出现固执或恃强欺弱的倾向。但是，他的勇气的发展，只能是他对自己的力量以及作为一个人生来就有的特性充满信心的结果，而这通常是不能用言语来表达的。这种信心的基础是他父母对他的爱以及对他的潜能的信任。他所需要的既不是过分的保护，也不是逼迫，而是有人帮助他使用和发展他自己的能力，最重要的是，帮助他感觉到他的父母是把他看成一个独立的个体的，而且他们是因为他自己的独特能力和价值观而爱他的。

当然，只有极少数的父母会要求孩子接受异性的角色。更多的父母通常会要求，孩子能够学会父母所属社会群体的社会礼节，能够获得好成绩，能够被推选进入大学的各种协会，能够在每一方面都“正常”，这样就不会被人议论，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伴侣或者继承父业。而当儿子或女儿遵从了这些要求，他们通常会合理化他们的行动，说他们需要给予孩子父母的支持，不但是经济上的，还有其他方面的支持，即使他们并不信任这些孩子。但是在一个更深的层面上，通常还存在另一种动机，这种动机甚至与勇气问题更为贴近。也就是说，不辜负父母的期望是获得父母的赞美与表扬，并继续做“父母的宝贝”的方式。因此，虚荣与自恋是勇气的敌人。

我们将虚荣与自恋界定为想要得到表扬、被人喜欢的强迫性需要：为此人们会放弃他们的勇气。这个虚荣的、自恋的人由于过于看重自己，所以从表面上看他似乎过分保护他自己，不会冒任何风险，而且在其他方面的行为表现也像是一个懦夫。但是事实上，情况正好相反。他不得不把自己当成一件商品来保存着，借此他可以买到他所需要的表扬和喜爱，更确切地说，因为如果没有母亲或父亲的表扬，他就会觉得自己是毫无价值的。勇气来自于一个人的尊严感和自尊感；而若一个人没有勇气，则是因为他太过小看自己。那些需要其他人不断地说“他真好”“真聪明”“真善良”，或者说“她真漂亮”的人是这样的人，他们之所以照顾自己，并不是因为他们爱自己，而是因为漂亮的脸蛋、聪明的脑袋或绅士的行为是他们买得父母赞许的手段。这就导致了一种对个人自我的轻视：因此，许多其品质会使他们大受公众称赞的很有天赋的人，在私下接受心理治疗时都会坦白，说感觉自己像一个骗子。

虚荣与自恋——想要得到赞美与表扬的强迫性需要——会削弱一个人的勇气，因为这个时候他是凭着他人的信念，而不是他自己的信念来进行斗争的。在日本电影《罗生门》中，当那位丈夫和盗贼他们自己选择要打斗时，他们就可以毫无约束地进行打斗。但是在另一个场景中，当那位妻子尖叫着奚落他们时，他们打斗是为了要做到她对他们的男性本色的要求而作出的强迫性行为，他们没有使出全部的力量进行打斗：他们使着相同的拳脚套路，但是这就好像是有一根无形的绳子在牵制着他们的手臂。

而且，当一个人作出行动是为了获得他人的表扬时，那么这个行动本身就是一种生动的对其心中存在虚弱感和无价值感的提醒：否则的话，他就没有必要滥用自己的态度。这通常会导致“怯懦”感，这种感觉是最让人痛苦的羞辱——这种羞辱又有意强化了个人被征服的痛苦。由于敌人比自己强大而被打败，或者甚至由于自己没有反抗而被打败，这还不怎么糟；但是，知道自己是个懦夫，因为自己为了与胜利者相处融洽而选择了背叛了他自己的力量——这种对自己自我的背叛是最为痛苦的屈辱。

在我们的文化中，对于为什么为取悦他人而作出行动会削弱勇气，还有特定的原因。因为这样的行动至少对男人来说通常意味着要扮演不武断、不放肆、“文质彬彬”的角色，而当一个人被期望变得不武断时，他又怎么能发展其力量，包括其性能力呢？对女人来说也是如此，这些获得赞美的方法妨碍了她们与生俱来的潜能的发展，因为她们的潜能从来都没有被使用过，甚至都没有出现过。

在我们这个顺从的时代，勇气的标志是人坚持自己信念的能力——并非固执地或对抗性地坚持（这些都是防御而不是勇气的表现形式），也不是一种报复反击的态势，而仅仅是因为这些是他所坚信的。这就好像是一个人通过他的行动在说，“这就是我的自我，我的存在”。勇气是一种肯定的选择，而不是一种因为“我别无选择”而作出的选择；因为如果一个人别无选择，那还有什么勇气可言呢？诚然，有时候人们不得不简单地带着顽固的决心坚守着他凭借勇气而赢得的阵地。这样的时候在治疗中是屡见不鲜的，当一个人获得了某种新的成长后，他必须能够抵挡得住内心焦虑反应的反攻以及朋友与家人的攻击，他们觉得如果他仍然像过去一样，那他们将感到更为舒服一些。最多将出现大量的防御性行动；但如果一个人已经征服了某种值得为之防御的东西，那么他所作出的防御就是愉悦的，而不是消极的。

在一个人的发展中，如果勇气开始出现——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开始摆脱那种致力于得到他人对他的赞美这种模式时——有一个中间的步骤通常会出现。诚然，处于这个阶段的人有着独立的立场，但是他们是在这样一个法庭中为其行动作出辩护的，这个法庭的法律条文正是由那些他们一直以来竭力想取悦的权威所制定的。这就好像是独立战争前的美国殖民地居民，他们要求得到自由的权利，但是他们却不得不根据那些由他们向其要求得到权利的人所制定的法律条文来进行诉讼。治疗中处于这个阶段的人通常会确确实实地梦到他们竭力地想劝服父母承认他们动机的正当性以及他们成为自己的“权利”。在很多人向自由与责任心发展的过程中，这个阶段很可能是他们所能达到的最高点。

但是归根结底，这种半途而废使人陷入了一种没有希望的两难境地之中：因为承认其父母或父母的替代者起草法律条文的权利并在他们的法庭里与之辩论，他就已经默认了他们的统治权了。这就表明了他没有自由，而且如果他坚持获得自由，他就会感到内疚。我们已经看到，这正是卡夫卡的小说《审判》中的主人公所处的困境，他总是被捕，因为他竭力地想以他的起诉者的完全权威为根据进行诉讼。于是，他陷入了无望的挫折境地，而且非常符合逻辑的是，他还被迫陷入了他只能向他们乞求的境地。设想一下，如果苏格拉底在被审判时竭力以雅典人的假设和他们的法律来反驳对他提出起诉的雅典人，那么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由于他的预先假定，“雅典人啊，我将服从的是上帝，而不是你们”，世界上的一切便迥然有异了，正如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的，对他来说，这个先决条件指的是他要在自己的内心最深处为自己找到行动的指南。

需要最大勇气的最难迈出的一步是，否认那些曾经在其期望之下生活的人立法的权利。而且这也是最为可怕的一步。它意味着人要为自己的标准和判断承担责任，即使他知道他自己的标准和判断是多么的有限和不完善。保罗·蒂利希所说的“接受自己的有限性的勇气”就是这个意思——他坚持认为，这种勇气是每一个人都必须具有的基本勇气。这是成为并信任一个人的自我的勇气，尽管实际上人是有限的；它意味着即使人知道他不能得到最终的答案，而且他很可能是错误的，但也仍然要去行动，去爱，去思考，去创造。不过，只有勇敢地接受自己的“有限性”，并在此基础上作出负责任的行动，一个人才能发展出他确实拥有的能力——尽管这些能力远非绝对的。要这么做，需要预先假定我们在本书中已经讨论过的自我意识发展的许多方面，包括自律、进行价值评判的能力、创造性的良心以及与过去智慧的创造性联系等。显然，这一步需要相当程度的整合，而它所需要的勇气乃是成熟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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