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宣和七玺体系中，“御书”葫芦印以其独特的造型成为视觉焦点，其形制选择暗含宋徽宗赵佶复杂的精神追求与审美倾向。葫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多重意象载体，既象征道家法器与长生仙境，又隐喻民间“福禄”吉祥。宋徽宗自封“道君皇帝”，笃信道教，葫芦印的形制实为其宗教理想与世俗权力的物质化表达。
相较于传统方、圆印式的规整严肃，葫芦印以曲线勾勒出柔美轮廓，打破礼制印章的程式化框架，彰显出赵佶不拘一格的创新意识。在他的艺术体系中，功能性鉴藏印升华为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创作，与书画本体形成形意呼应的整体。
赵佶《腊梅双禽图》·四川博物馆
赵佶《梅花绣眼图》·故宫博物院
赵佶《枇杷山鸟图》·故宫博物院
赵佶《摹张萱捣练图》·波士顿美术馆
赵佶《池塘晚秋图》·台北故宫博物院
赵佶《雪江归棹图》·故宫博物院
王羲之(传)《上虞帖·唐摹本》·上博馆
梁师闵《芦汀密雪图》·故宫博物院
印文“御书”二字以朱文篆书镌刻，笔势刚健与葫芦弧线相融，构成“外柔内刚”的美学张力。作为瘦金体的开创者，宋徽宗对印文书法的参与程度可能极高，每一笔划的疏密排布皆与印形精密契合。这种对细节的极致掌控，正是其艺术人格的微观映照。
值得注意的是，“御书”本意为帝王笔墨，但其钤盖范围远超御笔之作，涵盖诸多前代名迹。此举实为一种“艺术权威”的建构——通过印章将个人审美判断提升为官方标准，以物质载体完成文化权力的宣示。葫芦印因而成为赵佶双重身份的见证：既是昏庸亡国之君，亦是开宗立派的艺术先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