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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渠宝笈》是什么呢？
它是在乾隆、嘉庆两朝经过多次编写和修订的一部著录清代宫廷收藏书画的巨著。
在历代书画鉴藏中，皇家收藏都是最重要的收藏。清代乾隆、嘉庆两朝书画碑帖收藏极盛，在鉴赏整理的基础上开始着手编纂内府书画著录著作。其专载释道之书画者，名为《秘殿珠林》；著录一般书画者，名为《石渠宝笈》，各有初编、续编，及三编。前后越七十余年，投入编纂词臣31人，他们多为能书善画的饱学之士，并具有一定的考鉴能力。《石渠宝笈》不仅收录了晋唐以来历代法书名画，也著录了清代皇帝、宗室臣工的书画。可谓名作荟萃，灿若星河。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艺术市场在各地拍卖公司纷纷成立之下开始繁荣兴旺起来。而国家对私人文物收藏的解禁，使中国艺术品的价格一路飙升。纵观中国古代书画的拍卖，《石渠宝笈》俨然成了拍场中的宝典，凡是著录于其中的藏品，常会成为拍场中的焦点，吸引着各路藏家、投资者、艺术爱好者及媒体的关注。不同凡响的价格，也令“石渠”声名愈加显赫。许多藏家则以能收藏一件《石渠宝笈》著录品为荣。
古来的宫廷收藏，或称内府收藏，或称秘阁收藏。《石渠宝笈》典出班固《西都赋》：“天禄、石渠，典籍之府。”自汉代始在皇宫内修建“天禄阁”“石渠阁”作为档案馆和图书馆，据载，萧何在未央殿北建了“石渠阁”，收藏秦代图籍。之后，“石渠阁”和“天禄阁”即成为皇家藏书之所的代名词。
《石渠宝笈》以及《秘殿珠林》，是清代乾隆、嘉庆两朝编纂的宫廷收藏的大型著录文献，书中涉及的文物主要为自晋、六朝、隋唐直至清朝当代的历代书法、绘画、碑帖、版本、缂丝等。在没有复制图像技术的古代，最大可能地记载保存了所藏书画的丰富信息，使今人有机会了解清代宫廷庋藏书画的规模和每件书画作品的详情，对书画鉴藏及艺术史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乾隆八年（1743）起，弘历命张照、梁诗正、励宗万、张若霭、章嘉胡土克图将内府所藏有关道、释等宗教题材的书画、缂丝、刺绣等作品编辑成书。《秘殿珠林初编》就在此年十二月间开始启动。乾隆九年（1744）二月，在《秘殿珠林》行将完成之际，乾隆又命张照、梁诗正、励宗万、张若霭、裘曰修、陈邦彦、观保、董邦达等着手编纂《石渠宝笈》，为此他下了一道“上谕”，称：“内府所储历代书画积至万有余种，签轴既繁，不无真赝，顷释、道二典已编为《秘殿珠林》一集，此外并宜详加别白，遴其佳者，荟集成编。”书成于乾隆十年（1745）十月。
《初编》收录清内府藏自古至清代列朝帝王和名家书法、绘画、碑帖、缂丝等作品，共2451余种、2650余件。编辑体例按当时书画所贮藏殿阁分卷，各处卷首冠四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朝）宸翰，其余作品按照装帧形制分册、卷、轴，各按书、画、书画合璧，再各按质量上等、次等排列。
《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续编》启动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因为从初编完成之后的四十余年间，每遇帝后大庆、朝廷盛典，“臣工所献古今字画又不知凡几，无以荟辑，日久或至舛讹。”故王杰、董诰、彭元瑞、金士松、沈初、阮元、那彦成等奉命于是年正月开始编纂《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续编》，书成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长至。
《续编》著录历代书画作品3110余种、4300余件。内容在初编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历代旧拓法帖、清宫所刻《三希堂墨妙》拓本，及南巡、大阅、礼器、卤簿、职贡等图。编辑体例仍按贮藏书画的宫殿逐件鉴定收录。除初编贮藏宫殿外，尚有宁寿宫、懋勤殿、淳化轩等处。但不再评分等次，书首增列总目，论述与考证则更为详尽。对作者、跋者的生平都有较详细贴切的介绍，体例比初编更为完备，“是以既博且精，非前代诸谱循例著录者所可同日语也”。
《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三编》启动于嘉庆二十年（1815）二月。嘉庆皇帝命英和、黄钺、姚文田三人主事，分班检阅内府新增藏品，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修纂完成。《三编》著录书画作品3600余种、4200余件。增加了嘉庆宸翰及南薰殿所藏历代帝王及圣贤名臣画像。其编辑体例与《续编》相同，仍按每件书画贮藏宫殿录入，除初编、续编部分宫殿外，又并入热河行宫避暑山庄以及皇家庭园等处的贮藏。著录及按语更为详尽，所载收传印记各就其先后次序登录，更周到地考虑到后之览者的核实考订。
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初编、续编、三编跨越70余年始成，其间参与编纂者凡31人，初编10人，续编10人，三编11人，除章嘉胡土克图外，编者均为进士出身，多以词林起家，兼有书画特长。如张照“书法精工，实为海内所共推重”；励宗万“书圆劲秀拔”；陈邦彦“书法酷类董华亭，尤工小楷”；董邦达“工绘事，御制诗题咏甚多”；董诰“承家学，继为侍从，书画亦被宸赏”。
由于《石渠宝笈》藏品数量大，卷帙浩繁，因此开创了以收藏地点分卷，以玺印异同分编的全新体例。
《初编》上等书画钤五玺：“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石渠宝笈”（著录《秘殿珠林》者钤“秘殿珠林”）。次等钤二玺“乾隆御览之宝”（或“乾隆御赏之宝”）、“石渠宝笈”。不论上等、次等， 都加盖贮藏殿阁印， 如“乾清宫鉴藏宝”或“御书房鉴藏宝”等。
《续编》著录的作品不分等次，内府书画初入选者钤用五玺：“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书画涉及释道者钤“秘殿珠林”，其余钤印“石渠宝笈”。最终著录书中者加钤玺二：著录《秘殿珠林》者钤“秘殿新编”、“珠林重定”，著录《石渠宝笈》者钤“石渠定鉴”“宝笈重编”。
其中贮藏于乾清宫、养心殿、重华宫、御书房、宁寿宫五处者分钤玺一，分别为：“乾清宫鉴藏宝”、“养心殿鉴藏宝”、“重华宫鉴藏宝”、“御书房鉴藏宝”、“宁寿宫续入石渠宝笈”。由此而为八玺，在书中被简称为“八玺全”；收贮5处以外者为七玺，书中简曰 “七玺全”。
贮藏殿阁印
“石渠定鉴”“宝笈重编”二玺为乾隆五十六纂书时拟请镌者，凡入书之列朝臣工字画始用之，若无此二玺则非入书之件。据阮元《石渠随笔》卷八所记，凡无“石渠定鉴”“宝笈重编”二玺者，则都不入《石渠宝笈续编》，“或贮库，或发盛京，或赏诸王及军机大臣，南书房尚书房翰林”。而御制书画入书则再加钤“石渠宝笈所藏”玺。已入《石渠宝笈初编》的作品，又经重题品鉴者，则加盖“石渠继鉴”印。
《三编》同袭前例，古今臣工书画上钤用“嘉庆御览之宝”、“嘉庆鉴赏”、 “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著录《秘殿珠林》者钤“秘殿珠林”、“珠林三编”，著录《石渠宝笈》者钤“石渠宝笈”、“宝笈三编”，凡六玺。
三编六玺
在中国鉴藏史上，北宋宣和内府及清代乾隆内府收藏的古今书画名作最为丰富美备。从徽宗朝编的《宣和书谱》《宣和画谱》以及清乾嘉年间编的《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初、续、三编看，宣和、乾隆时宫廷藏品的数量与品质都是中国历朝历代的公私藏家无法比拟的。
清代康雍乾盛世的书画收藏，起始于顺治初年对明代宫廷遗藏的接管。清兵入关，开国功臣摄政王多尔衮听从范文程、洪承畴之建议，入关后“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降者官则加升，军民则秋毫无犯”。比较平稳地接管了燕京及被闯王焚烧残余的明故宫，劫后余存的图籍书画也随之归于清宫。可惜的是，在李自成山海关战败返师京城，劫掠焚烧宫殿后遁回陕西期间，明故宫经历了一段短时的无主期。明内府所藏一部分书画就在这混乱的沧桑巨变中流散出去。清初收藏家孙承泽在他的《庚子销夏记》中曾反复记载了宫廷藏画流佚市场的乱相：“甲申之变，名画满市。”
当然，流散满市的书画文物不光出自明故宫，尚有一部分来自前朝官宦仕绅的收藏。孙承泽称之为“世家”或“故家”，所谓：“沧桑后世家所藏尽在市贾手”。就连南方最负盛名的“天籁阁”藏品，亦在项元汴去世五十五年后的顺治二年乙酉（1645），尽为“千夫长汪六水掠荡无遗”。不过，这些流散于市的公私收藏很快就被清朝新贵及有识之士陆续收为己有。孙承泽之外，曹溶、王铎、王长垣、李元鼎及稍后的梁清标等，都通过各种渠道收购了不少唐宋元名作。而这些名倾一时的鉴定家的藏品，在此后的百年中，又因进贡、抄家及被购买而在康乾盛世时源源不断地回归到紫禁城里，造就了举世闻名的《石渠宝笈》弆藏。
清宫书画收藏的逐日丰富，实起自康熙时代。康熙帝善书，写得一手极好的董字；亦好画，对一时词臣画家王原祁、蒋廷锡尤宠渥有加。故二人政余闲暇，每勤于挥毫，进御极多，遂开清内府收藏当代词臣画家画作之先河。乾隆朝院画之盛，即滥觞于此。康熙痴迷董其昌的书画，尝降旨命内监去报国寺购买董其昌的册页，及元人王振鹏及赵孟頫的字画。清代帝王从民间购买古代字画，约从此时始。
乾隆继承了康、雍二帝创建的伟业事功，虽也有引以为傲的“十全武功”，但他的文化伟业，似乎更为后世学者所推重。在他统治的中期，天下已呈太平气象，物产丰富，国库充裕。他自命得“左图右史”之乐，多次传旨各地官员，特别是江、浙二省官员征收民间藏弆的珍稀古籍图书，并在此基础上编辑完成《四库全书》，成就了“亘古所未有”“裨益艺林之伟举”。
从清政权定都北京接收明宫剩余文物，之后又通过收购、进贡、抄家等各种管道，至乾隆年间，中国民间遗藏的宋元以上历代名迹已大部分归入清宫。而本朝画院画家及词臣画家的作品，亦经过百余年的积累存留了大量精品，至于被乾隆及其臣工们视为至宝的顺、康、雍、乾四朝宸翰，同样数量巨大。
此外，清宫未入录的藏品数量更无法统计。这些作品几乎都钤有“宜子孙”一印，但可惜的是，它们既未长宜子孙，也未被子孙永保。乾隆去世，国运日衰，他之后的历代帝王，没有一个是真正喜爱和懂得书画艺术的。宫中藏品，不是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就是被逐渐散出损毁，甚至在携之逃亡后，廉价出售，换米糊口。
其实，宫中藏画的逐渐散出，从清初就已经开始，清代顺治、康熙二帝便有赐画赐书笼络群臣之举措。乾隆帝本人，因为宫藏富赡，赐画给王公大臣就更为大方。
晚清由于政局不安定，清宫内府管理松弛，太监偷盗文物已屡见不鲜。徐邦达、朱家溍、杨仁恺在他们的著作里对此都有批露，如传为唐卢楞枷《六尊者像册》，被太监盗窃后藏于紫禁城漱芳斋戏台底层，民国找到时“已霉坏得很厉害，有三幅的右半部已烂去数处，无法恢复了”。而更可恶亦可悲的是，为掩盖偷盗劣迹，在小朝廷要清点建福宫遗藏之时，该宫在“夜里突然发生火警，清点的和未清点的全部烧个精光”，“内务府后来发表的一部分胡涂账里，说烧毁了金佛二千六百六十五尊，字画一千一百五十七件……” 损失之惨重，读之令人痛心不已。
1922年7月起，溥仪以赏赐其弟溥杰的名义，开始陆续将清宫旧藏的宋元善本书籍二万余件，宋元明清名家字画一千三百余件偷运出宫。1945年8月，日本关东军战败，溥仪与僚属选择了宫藏的部分珍贵珠宝及一百余件法书名画，上下六十余人狼狈逃往通化大栗子沟，并在该偏僻的边境小镇逗留了一些时日，为糊口以廉价卖掉了一些珠宝与字画，其中有元赵孟頫杰作《水村图卷》及南宋初院画《高宗瑞应图卷》等。
溥仪出逃沈阳伪宫小白楼，守军哄抢文物的风波已是举世皆知的了。就是这次哄抢， 很多珍稀书画被撕成碎片， 近千件历朝遗珍被劫掠一空， 并很快出现于市场， 其中大量流入海外。杨仁恺先生统计， 光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弗利尔美术馆、纳尔逊艺术博物馆等就至少收有五六十件之多，而有些名作被那些“国兵”带回家乡后，在建国初东北举行土地改革时，或被塞入灶中，或被埋入土里。
1948年，东北文物管理委员会开始调查收缴征集小白楼被盗劫的文物珍品，旧日攫得文物回乡的“国兵”开始陆续上交文物，一些古玩商亦将囤得的一部分清宫散佚书画出让给国家。同时，随着各地博物馆的纷纷建立，很多藏家亦随之将自己多年珍藏的爱物或捐赠或低价出售与博物馆。
凡物一至鼎盛便会日致衰落。世道轮回，体现在收藏史上，亦体现在“石渠藏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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